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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屈原的时候，写得慢了。有朋友就问：你怎么不写屈原了？怎么能不写呢。这其间有许多工作穿插，而另外，则是因为在思考这个人与前面所述那些单纯的思想理论者或是一个帮派的首领时究竟有怎样的不同？为什么我会在写到这个人的过种里自己也会出现至深的感动？这种感动在别处也有过，怎么会在屈原身上有着如此的强烈？老子、庄子以小吏而从容论道，孔子以布衣施教，孟子以仁爱情怀普世，墨子则以敢为天下先而获声名，那么屈原呢？在一个中华文化大爆炸的开端，无数的思想者和他们魄丽的光芒之中，我为什么要收下属于这样的一束？百折而不回，九死而未悔，是因为这样的表达？抑或是这样的一种精神？还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表达者最后的悲剧？是人们总偏爱悲剧中最后死去的那个不完全的英雄？
好了，说得远了一些。作为文化的历史，当每一种思想诞生的时候，我们都有必要对这种思想来作一番探索，以便知道我们今天的来路和曾经出现过的那些人们。屈原在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的那一年（公元前278年），确信自己已无力回天，抱国无望，于是投江自尽了，当地的人民闻知后，都自觉组织起来，驾舟集聚于江面，投入裹着糯米（稻米中最好的一种，富有糍糯口感，米粒细长柔嫩）的棕子，来纪念他。这是一件颇为奇特的事情：今天你若出现在都市大街上的任何一处，都不会有人关注，你在世界的任何一角去世，能够来参加你的葬礼的也只会是你的亲人和朋友同事。在2300年之前，一个人的死去应该是更加的寂寞，世界上不会有人知道你是谁（当年放逐他的王宫更加不愿意听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更何况你是一个被流逐边远的诗人！那些目不识丁的百姓们，平日过惯了节衣缩食的人们，怎么会如此舍得撒弃他们的粮食，并隆重地为这样的一个人而集聚，徘徊不去而久久不散呢？到这里，我的眼睛就湿润了。
兼爱天下勤而行之的墨子与国士屈原（7）
这样的人还有另一个，那就是司马迁。他是一个细心而沉静的人，也是在青灯下孤独发奋著写历史的一个人（这个人我会在后面由衷地向大家介绍到），在他写到屈原抱石沉江之时，也是流下了两行热泪的。
在《华文漫史》这部书中，我意欲将这个国家从一开始所形成的文化思想直到今天作一个现代式的梳理（纯粹是自己想要做的更有点象是没事找事那种），然而这种华文所承载的，则远远不止是所谓字面上的“文化”二字，她的产生，离不开她的人民与这段不可以被忽略掉的历史，那些关头，那些曾经在关头之中出现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思想（每一次都会有这么一些人以一种全新不同的思想出现在历史上），这样，才真正构成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同时也因为这样的思想影响着后世。自屈原之后，中华儿女中的一些优异分子们，似乎都找到了一个可以效仿的真实目标了，因而并不断在中华的历史上层出不穷，象一条链子一样，结构出了中华精神的中枢主轴，这条主轴的发端，便从屈原这里开始。
屈原流放沅、湘之间，是彻底地由贵族降到了民间，并亲见了2300年前人民当时的艰辛生活。这个原来的王廷高官，一个怀着富国强兵并任贤纳能主张的人，会发现，真正的国家就在他的面前，并以一种切实的感受让他体验。如是他和这个国家的人民一起欢乐与悲伤，一起生活与度日，并将当时民间所流行的鬼神祭祀之歌改编成为楚辞体而作为一种独创的诗赋体裁（我想屈原他并不知道他创新了，他仅仅只是将民间已有的歌乐方式改动了一下并填了属于自己的词）。他在人民之中，一定想到了终日作乐的国君和那些群臣，他终于明白了有些事情是高高在上的人永远也不能理解和明白的。在他的诗中，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句子，可以看到他对百姓艰辛生活所抱的伤感与同情，这种伤感与同情早已超越了他自己的凄凉境遇。
自屈原之后，流放似乎就成了为中国文化史中的一条颇为漫长的支流，几乎可以称为放逐文化。这条支流中，后来出现了许多灿烂的华章，而每一个被流放者，也似乎都不会不记得这个最早被放逐的鼻祖屈原，因此，在这条支流中出现过的中国文化墨客们，都自称为“骚客”，这与屈原的代表诗作《离骚》直接相关。
司马迁在描写屈原这段被放逐的历史中，曾以“被发行吟泽畔”来描述。此时的屈夫子，已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了，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曾经是怎样的风流倜傥，博闻而广识，带着一个先王所赐的贵族印记而来到世间，在王公贵族之间挥洒自如地发表关于富国安民的思想，提倡抗秦强兵的联盟主张，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改变了，一切也都失去了。当他披散着花白的长发，在沅、湘之间的水岸泽畔一边慢慢地行走一边吟着他的诗歌。这个老头，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了，那双充满着善良与慈爱的眼睛，已经不再如他青春年少时那样昂扬眺远了，而是缓缓地凝视着眼前，淡然地掠过2300年前的天空和原野大地，以及那些在大地上劳作的人们，他不断地诵念着那些诗歌，那些由他填入的词儿，将那些由心间汩汩流出的感受，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表达出来。那些原野上的孩们们，有时会跑过来，来拉扯这位长发披肩的老爷爷的衫角，他也只是不被察觉地微微一笑，仍然沉浸在他的诗歌之中。司马迁没有我这样啰里啰嗦写这么多，不过，他倒是记录下了一段颇有意思的对话，是发生在屈原和一位渔父之间的。那个渔父，也应当是大隐于泽的贤士，闻说了屈原的事情，看着屈原仍旧不愿意向国君和那些保守贵族们低头，所以就劝他放弃一些自己的固执。那渔父说：屈夫子您怎么要如此固执呢？那水清的时候，就拿来洗头，水浊的时候就拿来洗脚嘛，为什么不灵活一些（大意如此）？而屈原拒绝了这样的建议，还写了一首叫《怀沙》的赋，之后不久便自投汩罗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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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天下勤而行之的墨子与国士屈原（8）
司马迁作为汉代文学家与史学家，对于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这样评价的：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可见司马迁对屈原的敬仰和推崇，而且在情感上更是息息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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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点时刻留给我们的财富和思考（1）
在写有关中华文化发端的思想大爆炸这一时刻时，有时会想到很多。一方面，是惊叹世界的人文史竟有如此相同的共同开端，而且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古中国，人类的先哲们都在考虑两个重要的问题：人与自然、人与国家。稍微不同的是，中华文化思想的祖先们，正好将这个问题的角色倒转了过来，他们考虑的问题是：自然与人以及国家与人。这个细微的权重置换，却有可能决定了两种不同文化在后来的发展路径。
关于中华的文化产生以及演进，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说法都很多，有一本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一部风格上颇为接近房龙的并没有完全完成的好书）也涉及到了这样一个多元思想集聚的文化丰盛时期。而距此一千前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他著写的《文心雕龙》一书中（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文化理论专著也是世界上最早一部对于文学修辞体裁和风格的专著），倒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解析了中华文化的诞生与其发展脉络。在这里，不能不看一看这位先于我们1500年而对中华文化所发表的更早一些看法。
刘勰的《文心雕龙》第一篇，便是《原道》，也就是探寻和揭示文化与中华人文所产生的根源和来路。他是怎么探索的呢？中华文化之本是从哪里发生的呢？且看看刘勰说的：慢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这是第一句）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这是第二句）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活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这是第三句）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是第四句）
对于东方文明，世界的认知还是存在隔膜的。这一点，无论是罗兹。墨菲还是布什，罗素还是马可波罗（这一点包括中国人自己），然而，东方却一直都不缺乏世界对于她的想象。在这些想象中，一旦使用哲学的态度来思考，又会发现，在普天之下的自然法则之中，中国文华与东方文明以及和世界人类文明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沟壑，产生这种隔膜的唯一原因，是我们人类自己尤其是中国人自己。自5000年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中，哲学思想是渐渐脱离了这群越来越庞大的人类生活的，这一点值得特别的关注，而整个文化的倾向，则演变成为一个以现实目的为本的虚假上层建筑，甚至直接成为了这个民族谋求现实利益的一种工具（在社会的各个层级皆表现为这一目的性），所以，这是中华文化之中所发生的最大误会。
哲学思想的发源，是人类对于客观存在的自然宇宙的认识和思考。本来，这种由人及自然的思考链路还可以继续下去并延伸到人类的至远，但是，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放弃了，仅仅只是唯数不多的几个个体，以至于使他们无法形成强大普世的力量。因此，使我们很容易就落到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伪题中寻找结论的境地，把这个客观自然抛在我们的认识之外。
刘勰在《原道》中思考了这个问题。然而后来的中国人又将之置入到鸡与蛋的体系中，作为一部先人的文学理论典藉了。他的“文之为德也大矣”，将文化的客观性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出来，而且将“文”视作为“大德”。这个“大德”，与自然天地有关，也与人的认识有关。今天看来，将文化视作为某一种工具或是经验或是某个领域和某个民族的看法显然将越来越呈现出局促。至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也需要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看待才会获得真正的理解，否则，将有可能走向文化的反面。“与天地并生”，这是刘勰在很早之前对文化之元的判断，这个判断到现在为止都未必成为了我们的共识（或者我们完全不知道这种判断），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将文化分成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或者个人的，问题都出在了这一个判断文化起源的立基点上。“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将这种自然客体与人所激荡和碰撞而产生的文明生成之道揭示了出来，也把“人”与文化紧密相合于一体，以致我们无法分离（无论我们对文化采取如何的态度），这种文化的客观性，对于21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