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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历史的###则。很不幸的是，隋炀帝作了一个并不明智的选择：他选择了杀人。所以，历史也就给予了他一个很不错的裁决。后来的时候，隋炀帝对此似乎已经有了预感。《资治通鉴》曾记载他在南逃扬州后取镜自照，自语：好头颅，谁当砍之？他在位14年，有13年都是在外巡幸，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个人也是颇想成为一世英雄，一一逞大国江山一统的豪迈，可惜用错了地方（或许人人都有这样的梦想只是应当有自知之明）。有记载说炀帝于公元605年第一次从洛阳出游江都扬州时，来回花了八个月，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和宫女及禁卫军等近二十万人，船队舳舻相接长达200余里（100公里），几所经过之州县，方圆500里内都要纳贡，吃不完的都要丢掉。这种讲排场而附庸浮夸的风尚，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国，也是不少的。由此，我们还可以探索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即偌大之中国，悠久之历史中，并没有一个如何建立国家与建设并发展国家的理论体系。而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以《理想图》开始了这一探索，当时的雅典文化和斯巴达的国家城邦宪法，都为这位早期的希腊哲学家提供了足够的国家思想的源泉，也因此而产生出最早的国家政治理想。这个古希腊人在他的国家梦想中提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的论断（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柏拉图的理想主义色彩），因为这样才可以使国家保持“正义”（请注意这个词）；同时，他对于教育也是颇为注重的，因为这样可以可以培养出礼仪和勇敢的品质；另外，他还提出的共产主义，在柏拉图看来，国家存在的最大价值在于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幸福而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这一理想，直到今天都一直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家们的共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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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建成：新东方帝国（4）
当一个国家领袖缺乏应有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时（我指的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与国民价值观），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像隋炀帝一样变得自作主张了。在这里，我们俨然看到的是一个自私而任性的孩子，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妄为了一短小小的时间，就像一场大剧一样，被一个跑龙套的小子冒失地干扰了。但是很快，观众们将他轰了出去。隋炀帝所自言的头颅，就在他说过一年多之后，被他的将领宇文化及发动的扬州兵变中用巾带勒死了。这是公元618年的事了。这时，隋末的太原留守李渊，听从了其次子李世民的建议，起兵反隋而攻占长安，隋炀帝兵变而死，李渊便自立为帝，国号为唐，建都长安。自此，唐都近三百年，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东方帝国时代，尤以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前的130年余年，更是盛世唐朝享誉海内外，其文化的硕大成果，迄今仍遍布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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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理想：唐太宗与贞观之治（1）
公元626年6月4日，在长安宫城北门的玄武门所发生的一场兵变，使唐都的命运得以获得非同寻常的改变。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以这一方式而肃清家族障碍称帝，由此开启了唐朝的贞观年代，从公元627年至649年共计22年，成就了唐朝步入繁荣的盛世之端，史称“贞观之治”。
从秦始皇帝赢政到汉高祖刘邦，再到汉武帝刘彻与三国的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的出现，可以说是将一条大中华国家理想再续的一个统帅，而这一条历史的时间轴，也由此而延伸了近900年（从秦始皇首次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至贞观23年公元649年），并在太宗这里，将一个大国的理想和作为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前面所谈到过英雄创造历史的言论，也似乎在唐太宗身上获得了很好的印证。
李世民这个人，在未登帝王之基时，就已是一位人中之杰了。作为李渊的次子，还在其父充作隋朝的太原留守时，就显然出思度国家大略的才能，并能在错综复杂的各种力量中发现经略之机。在他的四个兄弟之中，以他的战略眼光和军事韬略以及统帅作战之能力为最高，可谓天之骄子。从公元618年建唐到624年唐军将各地农民军和地方地主割据势力完全铲平的6年中，每一重要战役无不以李世民亲自负责指挥，因此，这也使他将自身的智勇才干获得了难得的实战提升，对于一位有着雄才大略的天才而言，这不啻是一个极好的演练。以致李世民的文治武功，招致太子与同门兄弟的妒恨。玄武门之兵变，看似是李世民的一次内宫预谋，而更大意义上，则是李世民意欲作为天下而不得己的抉择，也是唐朝国运的一次根本扭转。因为这一变，而使一个国家从此拥有了真正的统帅。如果不是李世民，唐朝在公元626年的开端很有可能变得平庸无奇。
这种皇宫权柄的相互虢夺，自是权利中心所产生的飓风般演变，自战国纷乱及秦以来，有楚汉之争，演垓下之败，又有汉太子之争，引吕雉之乱，再有王莽摄政，篡位为新，到汉末之时，更是群雄争夺天下，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故有奸雄之号，而魏晋之乱，更有司马昭之心。朝代更替，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代谢，然而因天时地利人为之故，往往导致新不能履而陈腐不去，这在中国历史上倒是一个真正的主旋律。对于宏大的时代演进，有着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多层之虑，更有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大环境和大背景迁移，这样阔大恢宏的客观能量，以个人之力，往往不能悉数觉察，所以也就只能按部就班难有真正的作为了。因此，开创历史的人，要在历史的诸端之中审时度势，积蓄非凡之力，作为于千钧一发之际，解民于倒悬之危，救国于大厦将倾之时，仅以牵一发而动全身，指一点而改江山国运，这样的雄才，不是天下人人皆得而有之的。不是英雄，则不能来作为，人若有自知，则天下可以安定了。而问题的关键大多在于：我们对自己一无所知，更对世界一无所知，而更多情况下以及很漫长的时间内，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觉得自己很优秀（我不知道这一结论和这种心态究竟是如何得来的）。
中国在唐朝建立之前所经历的四百年分裂，使每一个人心里都在怀念汉朝的大统一，同时也将这样的统一大国作为榜样而追求，这种追求的迫切在唐太宗这里表现得十分酣畅淋漓，并且也发挥到了一个新的极致。而近三十余年的隋朝的短暂兴盛，又使唐太宗有了一个十分类似于汉朝建立之前统一的秦朝一样，如此，唐朝的光复梦想便藉此而兴。
光复一个国家的光荣梦想与获取一方独大的权力，之间是有着很大的人文区别的。这中间的差异，还不能仅仅停留于志向与抱负的大小，更是两种不同的战略眼光所致，更深刻的，则是由国家与民族（乃至人类全体）的价值观而决定，这个价值观有没有，往往区分了一个时代与一个历史人物的作为。唐太宗对这一价值观的确立是明确而且坚定的。在经历了隋末的农民大起义以及隋朝倾间覆亡的教训，都是他所亲眼目睹的最好教材。国家统一的意义是什么？一个国家最高权力掌握者的责任是什么？君王的作为是什么？国家机器所谋求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乃至于李氏家族中的内部倾轧和骨肉相煎以及由自己所亲手发动的玄武门事变，其中的许多，都是这位新立帝王所周虑的问题。至于隋亡，则是他与群臣经常讨论的话题，从这一角度来看，唐太宗对于掌握国家以及国家命运之大略，其责任与目标是十分清楚的，他还清楚，国家的励精图治不仅仅需要他自己清晰，同时更需要向国之要臣们以及内宫太子讲清楚，并需要将这样的一个国家理想昭示天下，使人人均能为国作为。
大国理想：唐太宗与贞观之治（2）
譬如由隋而始创并至唐而兴的科举制，为国中取才开创了姿彩纷呈的文化画卷，同时也为唐朝国家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库。唐太宗从创国立基中经历过来，深知人才对于经国济世的重要，在科举取士上，有意增加进士的名额，比其父时要多出近二倍。刚上任的贞观初年，他就在科举放榜之日到端门察看，见新进士从榜下缀行而出，便喜不自胜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种天下取士而为国的人才战略，引得一片赞赏，当时就有民间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说的就是这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帝国人才兴盛的胜景。我想，若是魏武帝曹操在世，也会对此而由衷赞叹的。
唐太宗对于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理想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公元626年距今正好1380年（公元2006年），这位近十四个世纪前的中国皇帝，对当时刚刚统一起来的东方大国有怎样的一个蓝图勾勒？这个蓝图之中是否还有着他自己的某个心愿？在所有描述太宗的治国思想与唐代历史著书之中，《贞观政要》是视角独特而精辟的一部，而其意义也早已超越了对唐太宗个人的记写，而成为富有东方智慧和国家经邦大略的国家领导学，对于今天的中国乃至全球化世界都有着深远的意义。《贞观政要》由唐代史学家吴兢所著。他任史职近30年，奉职于太宗身旁，太宗每有谈话，都由他记载。因而，这部十卷四十篇的《贞观政要》从不同侧面记载了唐太宗在位23年中，与大臣们围绕治国安邦所进行的对话和大臣的劝谏奏疏，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管理、人民教化，可以说，《贞观政要》是一部全面总结贞观之治的国家之学与政治之学，同时通过生动的谈话而展现出1300多年前一个大国领导者与诸多高级官员的政治家风采与个人魅力，是一部让今天都读来受益的治世之书。
太宗对于国家人才的任用上，都是采取的唯德才是举，不避前嫌，以致许多原来属于政敌的良士都成为了他的重臣，这其中以魏征尤为突显。魏征这个人，是一位颇有国家政略与侠气豪情的大臣，时常都与太宗讨论国家大事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令太宗颇有受益。有一次太宗问他作为一国之君如何可以辩别审时度势与判断事物的智慧与愚蠢（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就指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一法则，让太宗心悦诚服。这种君臣之间的研学讨论，使太宗始终能够保持头脑的清醒，为了做到这种兼听周顾，不失之于武断和失察，他将各地都督、刺史这些地方官吏的姓名写在自己屋内的屏风上，朝夕省览，随时记注这些官员们的行为过失以备赏罚。这种敢于纳谏和君臣公开交流的举措，主动促进了良好的国家政治风气，使一批优良的国家干才涌现出来，使得社会吏治清明有效。
太宗自己所说过的话中，有一句十分重要，即是他对国家、人民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审度与平衡，他指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惧！这一席话，是他对太子所说的，同时也成为了留鉴至今的治国安邦的至理名言。他还继续谈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天子者，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