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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帝，一如他的祖父，似乎是一个对更大世界以及更多世界深感兴趣的人。
在元朝建国之后，一个包括传统中国在内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多元世界出现在这个蒙古族的中国元朝皇帝面前，很显然，忽必烈没有仅仅将视野停留在传统中国的疆域，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远也更多的地方。他尊西藏土蕃喇嘛教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后又加封为帝师，统领全国佛教，又派丞相孛罗出使拥有着阿拉伯与波斯湾广大区域的伊尔汗国并留居于该国，这样，越来越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也大量移居到东方中国，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中国特有的新民族回族。这一条移民与文化交流的路径，将中国文化尤其是当时领先于世界的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等等发明，都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入了欧洲，而与此同时，正在欧洲兴起的基督教也受到了忽必烈的关注，马可。波罗的父亲与叔父在1266年来到中国时，受到了这么皇帝的接见，并在返回时带去了忽必烈写给罗马教皇的信件，这位心愿博大的元朝皇帝希望能够有些基督教士被派到中国来。后来果然便有了罗马天主教士的接踵而至。而进一步，这位眼观世界的忽必烈帝还用兵北方的高丽、南方的安南和缅甸，将它们都收为元朝的属国，还两次发兵日本，皆以败告终，甚至，忽必烈还在1292年派出海上战船500艘，拥军号称2万，征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结果也是损兵而回。而即便如此，在忽必烈帝在位时，元朝尽管刚刚建立，却已是在整个欧亚非世界里风风光光了，就连中世纪的欧洲人都对其心向往之。
中国历史中对于元朝的诞生以及过程种种，似乎总有些欲言又止，其意识深处，乃是许多中国人（包括学者）对外族而为汉人皇帝的抗拒心理作崇，这一情结，到了清朝满族帝统之时也是如此。而元末起义的汉人义军所打的旗号“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就与清末辛亥革命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几乎完全一致，表现出汉民族在这一点上坚顽的民族心理（关于这一点需要一场社会性的大讨论）。如果更为客观一些，将中国历史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获得更为妥贴与科学的结论，那就是人类社会优胜而劣汰并共同发展的自然大规则。这一规则可以表明，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也不会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优越种族（这一点又有些像我们的电脑软驱以及众多的应用商品），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一定要保持住她的长期与持续的强盛，就必须依循一个积极进取与兼容并包和合作共融的发展规则，违背了这个规则，富者将赤贫，贵者将低贱，胜者败，存者亡。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人类历史发展观。
而反过来，一个外族入主中原而为帝，对于忽必烈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这样一位继承了祖父喜好征服的DNA的元世祖来说，由一个草原游牧者而坐为大中国之帝王，他倒是很懂得学习汉制和传统中国先进文化的必要，在这一方面，我们对忽必烈帝的这一态度倒是知之甚少（这也让我们再一次失去了向这位帝王学习的机会）。忽必烈是怎样的一个人？作为首个入主中国的外族（外国）人，他又是怎样对待这种巨大的文化、习惯差异的？他又是如何来看待这个中国以及她的历史的？这会是一个极其有趣的历史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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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帝（5）
有几则例子和忽必烈帝所说的话可以让我们看到历史中这位外来的中国元朝皇帝的样子。首先是忽必烈对中国文化的极大兴趣和极强的好学精神。还在他未登基而为王子时，他就是蒙古诸王中最好学汉制的一位“贤王”了。有史载忽必烈28岁时（1242年）就在他的王府接见禅僧海云及弟子刘秉忠，忽必烈问海云禅僧：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这一问，似乎有两重意思：其一是对佛学的兴致，其二更是显示出这位年经尚轻的王子早已怀有“安治天下”的雄心。自那时开始，忽必烈就不断从中原召徕贤人显学之士来为自己讲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解前代帝王之治与朝代兴替，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之道，讲三纲五常之理。他学习中国先王的贤明圣迹，听取汉高祖平定天下的故事和史迹，更十分仰慕唐太宗盛世治国的才能，憧憬在自己的治下也有贞观时代万国来朝的盛景，为此，忽必烈经常提及自己也要象唐太宗一样有魏征这样的卓越人才来为自己效劳。对于宋太祖的帝迹史料，忽必烈也是每言必听，并说：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可见他对中国故帝了解的详尽程度。待忽必烈平定南宋迁都大都入主中原之后，他颁布的一道《归附安民诏》中，就特别提及：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话毁拆。由此可见忽必烈对这一异族臣服国家文化的爱护，同时也表明其将所继承的国家正体。这一点，表现出一个积极学习和尊重历史的态度，这一态度，比一些自隐不朝而不知一国之智力低下的汉人学士的态度要好得多。不仅如此，这位叫忽必烈的皇帝更是时常拿汉高祖和唐太宗自比，问：汉祖唐宗孰与寡人？可见，忽必烈已经将自己在价值取向和治国标准上直接纳入到了中国的帝制正统。
就当时历史看来，还有许多今天的学者倾向于将元朝之中国理解为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事实的一部分。蒙古帝国的确将自己的疆域并不仅仅局限于当时的中国（更何况当时之中国只剩下偏安江南一偶的南宋遗朝），而是将目光展开得更大。然而，学者们大多忽略了忽必烈帝对这一臣服国（中国）先进文化的学习和国家治理模式的采纳直至充分融合，而他自己，更是在这一融合过程中以身示范。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十分近似于我们今天所研究并争论的全球化：一个21世纪的国家是以全球化为人类的共同理想目标而达成与各国的多元融合呢？还是借全球化而强调单方面之一国己利？站在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立基点上，这样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距元朝六百年前的唐朝贞观之治，引得世界往来不绝，造就出中国之于世界的远播声名，那么到了元朝，尽管只有区区百年，却在一位襟怀巨大的忽必烈帝手中，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开大阖的经国之策而震动了世界，并将中国文化的种子撒去了更为广大的区域。当历史再过了六百年时，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进入中国时，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他们所用的，竟会是自己祖宗的发明，他们所广泛尊崇的教义，也是由中国的印刷术而获得普及，而他们的向往，则是因为马可。波罗在牢房里口述写就的那本《东方见闻录》！
到了这个时候，我想，中国历史中的传统中国与多元融合的中国、东方中国和西方世界，是有必要来一次历史的整体交汇了，而没有必要将这场历史与历史、国家与国家、民族和民族见面并相融学习的时间推迟到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如此，我们便可以客观地看到并思索到更多，同时亦反省中国在其自身发展与融合的历史中究竟有多少次丧失掉了改变自我历史的机会。而距今天八百年前的忽必烈帝，他的眼界和探索，又如何没能被更多的国人继承下来？无论是蒙古人抑或是汉人，今天，这些民族都已是中国一家了，而在未来不久之后，这个世界的人类，更将融合为一个理想的共同体。
这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中国与世界，无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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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见证元朝的开放（1）
为什么要从马可。波罗这个13世纪的意大利人这里再来谈谈元朝呢？
我以为，中国之大，泱泱之国，很多年以来显得什么都不缺，而唯独缺一个非大众的独特角度，以致于使中国在很多的方面显得同质度奇高，也很少听到标新立异的历史。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或许有另外的一个样子。在十三世纪，与忽必烈同时代的这位意大利的年轻人（马可。波罗比忽比烈帝正好小四十岁）眼中看到的中国，就是一个全新的角度和视界。甚至，比起500年后（1793年）中国满清的另外一位著名的外族皇帝乾隆对待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的态度来，这两位马姓的老外在中国的境遇却有着天壤之别：马嘎尔尼在中国只呆了1个多月，从北京到热河，这位英格兰乔治三世国王的特使始终都未能获得乾隆皇帝的正式接见，而他带来的所有英中通商请求均遭拒绝（稍后我会列明一些这位英国子爵代表英格兰所提的一些条件）。而马可。波罗在中国则呆了十七年，到十三世纪末才回归意大利，而且马可。波罗甚受忽必烈帝的喜爱和信任，被委派为中国扬州的官司吏，并多次作为忽必烈的信使出使中国各地甚至元朝帝国更广大的疆域。
与中国历史中曾经过万国来朝的唐朝盛世相比，忽必烈帝时期的元朝帝国在其国家开放的态度上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刚刚从农民工夜校下课回到办公室。就在二个多小时前，我还特别检查了同学们温习和预习功课的情况，结果并不理想。于是我便告诫大家，每一天如果都能给自己确定一个小小的进步阶梯，那么，即使是每天长高一毫米，十年就会成为一个巨人。我提醒他们，关健在于励志，一个人没有志愿，也就不会有迎接明天的心胸，也就不可能有创业了。夜校不是来过日子的，是来学习励志的，是要有改变的。我看着那些同学们，都听懂了。然而事实上我也知道，改变两个字，在中国人身上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改变，就需要进取心，或者反过来说，有进取心者，必有行动上的改变也。而中国元朝的帝国，其进取心是勿庸置疑的，从氏族到国家的快速升级发展中，蒙古民族获得了一次巨大的动力，这股动力由一个史诗般的英雄成吉思汗谱写了恢宏的乐章，而忽必烈则紧随着将这一旋律植入到了中华的传统中，并将她特有的慢板和低吟转变成为了激昂弘大的交响。这场交响之中，中国的国运发生了巨大变迁（请注意这一变迁中的主动方和被动方）。与南宋大批藏进深山和小镇的遗老遗少隐士们的浅吟低咏不同，忽必烈可能更喜欢草原上狂奔的战马和千军万马的战歌，也因为如此，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中国的士大夫们完全不同。这一点，喜好探险和猎奇的马可。波罗恰好对上了忽必烈的脾味。而希望的，今天的中国人也能够传承到这样一些激昂的基因，从而获得自身命运的主动改变。
我刚刚也谈到了继马可。波罗之后五百年的那位英国特使，在这里我找到了一些他当时欲与中国通商的一些要求资料，为各位罗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