祷。我将以全力为你矫治，但是我不说有百分之一百的成功机会。”后来在住院期间，许倬云又一次和赫却医生谈起宗教，尤其是他的“主宰”。赫却医生说自己的“主宰”是医药科学上过去所有摸索得来的知识和理智的能力，但是知识与理智还仍在摸索的路上，因此他才说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他始终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只在医药科学已知的知识，还在于那股向前摸索的力量。
半个世纪以后，我问许先生：“您是基督教徒吗？”许先生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是听基督教的道理的。但后来我在芝加哥的神学院里面住了五年，一半在神学院宿舍，一半在医院，我得到机会，将基督教的思想重新整理一遍。所以，后来我就不信基督教了。但是，我和曼丽结婚的时候，在台湾一个教堂里行礼。因为那个教堂里的牧师是非常自由主义的老牧师，他认为我比一般的基督徒还基督徒，他愿意替我们证婚。”
我请教关于宗教的问题，许先生说：“这是人类学上研究的课题。人有宗教情绪，是一个天生的东西，无法躲开的。因为人对天地的大变化、日月的运转、命运、生死等大问题都不可知，谓之于天，谓之于神。看见疾风暴雨，看见天光云影，人都有一种情绪，忽然改变于力量之下，欣赏于伟大之下。这不仅是宗教本身的起源，也是许多思想家提出终极关怀的重大课题的原因。所以，宗教情绪自然存在人性里，我想，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就是因为这种情绪。在智慧上、情感上，人要提出一些大问题，如果人不提出大问题，浑浑噩噩，比猴子高明不了多少。宗教情绪是一种敬畏，一种怜惜，一种悲悯，一种无可奈何之中的仰望。”
我说：“小时候读牛顿的故事，不明白他晚年为什么不停地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许先生说：“牛顿不是晚年才这样，他一直就这样。你要知道，科学背后是自然律，假如没有一定可以追溯的常规，无法搞科学。有一定的规则和线索，才能追溯，如果混沌一团，怎么追溯？自然律的后面就是神的律。我们往往说，宇宙如此，自然如此，再追问一句：谁给的？宗教家说：神或者天使。在中国，就是人心，但为什么人心有这个念头？这又是一样问不到头了，到最后就是莫名其妙的神秘的力量，人格化，就变成白胡子的天神了，变成手里拿着雷电的天神了，就变成摩西到山里去，只听见声音看不见人的天神了。爱因斯坦也相信宗教，相信天地之间有一种简洁而美的解释方法。”
我接话：“我到普林斯顿，余英时先生夫妇带我看了爱因斯坦原来住的地方。陈之藩先生最佩服他，文章里写了许多爱因斯坦的故事。爱因斯坦的谈话里总给听众一个印象，他的贡献不是源于甲，就是由于乙，而与爱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许先生说：“没有一种学问是一个人独创的，都是在前人的累积上，多走一步路。这一步路往往不是往前走，而是综合起来提出一个更周严的涵盖而已。天底下的学问就像数学一样，数学追根究底就是几何学，追根究底到几个原理，到最后就追根究底到有空间，有时间，如此而已。基本上，我们没有太多创新的东西，只是许多东西累积，再进一步地阐释而已。所以，爱因斯坦这句话是合理的。”
小 引（10）
想到今天的世界又热又快，我颇有感触：“现实环境造成专家越来越多，通才越来越少，在这个时代，还能产生哲学家、思想家吗？”许先生说：“从19世纪以后，世界上哲学家就寥若晨星，专家遍地皆是。生活改良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并没有提升，我们的眼界没有提升，我们的智慧没有提升。20世纪里，完全找不到哲学家。在美国也找不到，美国学术圈找不出几个能够思想的人。现在美国没有知识分子，只有专家。本来享受了比别人更多的优待，就有责任付出更多，可是这批人没有自觉的责任感，也没有自觉的意识。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批判，批判与创造是两条腿，有一批人创造，有一批人批判。没有批判，这个社会就静止了。所以，知识分子要有自觉。不自觉，他就以专门的学问去换功名利禄。美国的专家就是换功名利禄，换讲座教授，换专利权，换公司里的大职位。今天生存不是两碗饭的问题，是有房子住，有汽车开，有一个中等阶级的生活标准。他的标准极高，需求大，欲望大，依附在给他利益的一个团体上，需求愈大，愈不敢批评。在希腊时代，就有一批人属于犬儒，又有一批人无欲则刚。国王说：‘我能帮你做什么事？’他对国王说：‘你让开一点，你把我的阳光挡住了。’他无欲则刚，可以批判。今天，无欲则刚很难做到，因为欲太多，生活水平提高，不可能不依附。以前可以：一把锄头，一片空地，足以生活。现在哪里找锄头？哪里找空地？今天的所有职位都是大团体拥有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我想着自己的能力高，不必向你求，要自由：‘老子不干了！’能够说‘老子不干了！’这句话，你就有自主权。所以，越来越少‘老子’。我这话讲得很冷酷。”
环顾思想界，许先生不无忧思：“我们读到中国的《论语》、《孟子》，李白、杜甫，这书本上的东西，民间没有了。中国的五伦在某种打击之后不存在了，读经的人是在寻找认同，不是在寻找内涵，所以，全世界是一片价值的空白。倒是*世界坚守他们的价值……”
针对病象，许先生追溯历史长河的源流：“孔、孟、老、庄这四个人，都是以人为本，孔孟积极地以人为本，老庄宁静淡泊、以人为本，但那个宁静淡泊是对个人的尊重，比孔孟是更为积极而不是消极。孔孟有一级一级的群体，从个人，一圈一圈同心圆，扩大到亲属、家族、邻里、乡里、族群、国家、全人类，一圈圈顺序是有次序可走的。而老庄，个人尊严是最重要的，为人顶天立地。所以，这四个人的思想配合在一起，应该对未来世界补充空白有极大意义。”
江河入海
我访问过的学者都抱有深切的中国情怀，尽管表述的方式不同，但是每一位都希望中国变好。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多次阐述“历史三峡”之说。2007年11月28日，我到美国新泽西访问唐德刚先生，此时唐先生已经中风，谈兴却浓，漫谈了半天，当我提到中国何时走出“历史三峡”的问题，唐先生兴致更高：“三峡是长江的一段，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段峡谷组成，现在建大坝，江面就宽了，三峡的地质就发生变化。我讲‘历史三峡’，中国历史从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到了三峡，这里惊涛骇浪，过了三峡就风平浪静了。中国历史有几个阶段，走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就*了，*一百八十年，就风平浪静，所以叫做‘历史三峡’。现在这个‘历史三峡’还没有完全通过，有运气的人，刚好碰上了，这是历史定命论。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都改变不了，但他们有运气碰上。中国从初民社会到封建社会，一下子到封建完了，风平浪静，那是中国民族的将来。这是我的观点，有人看透，有人没看透。这是我个人的谬论，我也不敢讲我个人就是对的。我没有想到大陆上有人同情我的讲法，三峡什么时候出口，我也不知道，通过了，就见不到惊涛骇浪，‘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小 引（11）
早在1999年，唐德刚先生在人笔双健之时，就发表了文章《走出历史三峡需时两百年》，按唐先生的算法，这两百年是从1840年到2040年。对此，许先生说：“不要以机械的数目字来算。中国一百多年转转折折是一贯的。这一百多年的挣扎，终于走出一条路来，这条路还没走完。”而许先生把中国历史比作长江黄河，这在《万古江河》中早有精妙的论述。我问：“您的书名为什么喜欢用‘江’字？”许先生说：“我在江边长大。我一辈子跟江产生相当深的关系，尤其抗战期间，常在江边。历史是流水，没有比长江更浩浩荡荡的流水了。你到美国去看密西西比河，没有这浩浩荡荡的感觉，尼罗河也没有这浩浩荡荡的感觉。”
放眼天下，但见全球化的浪潮此起彼伏，江河似乎正在奔向水域相通的海洋。时值变化莫测的时代，许先生伫立江口，顾盼生辉。2008年5月7日，许先生在新作《江口望海潮》序中说：“回顾人类的文化之旅，从人类有了农耕开始，人类已有了将近一万年的流程，这一历史长河，曾经不断扩大，也不断改变，累积了不少智慧，并且以此撑持无数生命的成长，也使个别人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都具有意义。历史长河终于汇入大海。那些累积的经验，是否在大江出海后，竟也消失？抑是在巨漫大洋中，转化为新的价值观念，及与此相应的人生意义？我衷心祈求，我们已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化，不是从此礼坏乐崩，而是又绽现一番鱼跃鸢飞的美丽新世界。”
如今，许先生依然醉心在知识海洋中泛舟。我问：“您觉得著书立说的乐趣何在？”许先生说：“在它的过程。有些人喜欢下棋，有些人喜欢打麻将，都是过程。我喜欢研究工作的过程，我想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喜欢过程。诚实的研究人员一定会说：我这个过程是到现在为止暂时得来的结论，这个结论还可以往前推，还可以改变，还可以修正。假如一个人说：我这结论一定是对的，没有再改进的余地了，这个人的学术生命就到此为止了。”
我笑道：“一辈子有一本书或者几句话能留下来，就很难得了。”许先生说：“不必求这个东西。江山代有才人出，一定将前人的作品改变到更合理更周严的地步。李白几句话留下来，苏东坡几句话留下来，那是天籁。天地间最好的结合，他偶然碰到了，抓住了，留下了，就是天籁。音乐家贝多芬那几首曲子，几个旋律，是天籁。画家达·芬奇把几种颜色配得那么好，是天籁。做学问，天籁的机会不多。”
我问：“回顾学思历程，您跨过的学科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对观察这个世界有什么帮助？”许先生说：“我学了一辈子的目标，就是不糊涂。我想我做到七八成，没全做到。但是，不糊涂很痛苦，不糊涂是咒诅。看到许多人盲目地跑来跑去，做各种奇怪的事情，爱莫能助，心里难过。不糊涂并不是聪明，是自己不蒙蔽自己，自己不欺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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