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过名次。画画嘛，家里那10幅毛主席像不必说，到农村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村里画了一幅大大的毛主席像。总之，只要能算是优点，张艺谋都不肯放过。
也是他运气好，碰到负责招工的咸阳国棉八厂工会主席王闰芝，正想找一些文体人才来活跃职工文化生活。王闰芝对他产生了兴趣，便说：“咱们打一场，如何？”于是张艺谋和他打了一场篮球，比赛结束，王闰芝便给了他一张招工表，说：“你去体检吧！”
表面上看，这次招工非常顺利，可后来张艺谋才知道，为了让他进厂，王闰芝帮了大忙：厂里专门为他的事开了两次会议，由于王闰芝据理力争，才总算是将他招了进来。
张艺谋进了咸阳国棉八厂，和肖华的四○八厂相距50多里，见面不容易。而且，当时供电紧张，用电需要排队，各间工厂的休息时间全都是错开的，肖华星期二休息，张艺谋星期六休息。肖华只能在每个休息日赶到国棉八厂去帮张艺谋打理家务。
华君武帮了大忙（2）
张艺谋第一天进厂，就去单位看公告栏——所有新招进来的工人都要分工种分车间，并统一在公告栏里公布。张艺谋将整个公告看遍了，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张诒谋”，倒是找到一个“张银幕”。工会的王主席说得很肯定，自己被招工了，为什么没有自己名字？他跑去打听，人家说：“怎么没有？分到前纺车间呀。”他再去看，还是没有。最后才知道那个“张银幕”就是自己。原来，陕西话的发音，“诒谋”和“银幕”极其相近。这个有趣的错误，似乎暗示了张艺谋从此和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联想到小时候上学，老师同学常常将“张诒谋”读成“张治谋”、“张冶谋”，到了农村，乡民们不认识那个字，干脆叫他“张台谋”，现在又弄出个“张银幕”。于是，借着招工迁户口的时机，他将名字改成了“张艺谋”。
从此，“张艺谋”这个名字正式启用了。
在农村的时候盼着招工，真的招工进了厂，某些时候甚至觉得还不如农村。在前纺车间，张艺谋干的是重体力活，每天不停地把百多斤重的原料袋装进仓库，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工厂比农村更讲政治，张艺谋的家庭出身成了他的巨大精神负担。当初招他进来是为了打篮球，可工厂根本没有专业篮球队，只不过业余玩一玩。再说，“文革”时期工厂在闹革命，没有几间工厂能满负荷生产，工人们有大量业余时间。
张艺谋不甘就这么混下去，一心想调到厂工会去当宣传干事，这大概是当年这种出身又有特长的人共同的愿望。受这一愿望的驱使，张艺谋开始非常努力地参与工会的各种活动，替他们办板报、画画。工会没活干而他又闲的时候，便在仓库的墙壁上涂鸦。
这样努力了3年，进入工会的愿望终究还是无法实现。但厂领导认为不能浪费他的才能，工厂有一个部门很适合发挥他的绘画才能，那就是工艺室。棉纺厂嘛，免不了弄点什么图案设计，需要的恰恰是绘画人才。
张艺谋进了工艺室，开始搞起了工艺设计。工艺设计不仅仅要用笔画，还要拍照片。以前，张艺谋的表哥喜欢摄影，他跟着也“兴趣”过一阵。现在工作上需要摄影了，他因此提起了照相机，并且很快对这东西着迷了。
厂里虽然有相机，但也不可能每天给他练习。他买不起相机，只好向朋友借，然后买廉价胶卷。没有摄影方面的书籍，他便利用休息日去泡图书馆，只要借到这样的书，便没日没夜地抄下来。肖华也认识一些爱好摄影的老师和学生，给他借来了许多有关摄影理论的书籍，还帮他借来了几十本“文革”前的《大众摄影》杂志。有了一些知识，张艺谋跃跃欲试，更想亲手实践。
张艺谋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拥有一部自己的相机。可普通的黑白相机需要几百元，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他只得一分一分地攒，还为此戒了荤，每天啃干馍、咸菜，节衣缩食。最后终于凑够了钱，买回来一台海鸥牌照相机。张艺谋对它爱惜得要命，背着它登骊山、涉八水、临雁塔、攀西岳，将八百里秦川上的山山水水都摄入自己的镜头。
正是用这部相机，张艺谋拍出了很多不错的作品，其中不少发表在《中国摄影》杂志上。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厂大门口贴了一长溜高校的招生简章。许多年轻人为此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而直到1978年，张艺谋才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肖华给他当助手，替他整理资料。5月，张艺谋争取到一次出差北京的机会，去了趟北影。负责招生的老师看了他的作品集，面露喜色，这么多年来，他们招收了无数学生，摄影水平达到这种程度的，还真极少遇到。因为无论是艺术造诣还是生活历练等方面，那些应届生都不能和张艺谋相比。再看张艺谋，看上去年龄就不会小。一问，28岁，比北影招生规定的最大年龄限还是大了6岁。
这些老教授们也是爱惜人才的，他们不忍挫伤张艺谋的积极性，告诉他，北影在西安设有招考点，他可以直接去那里报名。
回到西安，张艺谋前去报名。可是，年龄是死规定，人家爱莫能助。和张艺谋一起报名的人都领到了准考证，却根本没他的分。
好事多磨。肖华的姐夫王涤寰酷爱摄影，1966年就曾报考过北影摄影系，只是因为“文革”才没能入学。其后，他一直自学摄影，在北京艺术圈有不少朋友。他看过张艺谋的作品，认为国家急需人才，应该破格录取张艺谋。为此，他替张艺谋在北京四处活动，最后找到了和他交情颇深的老画家白雪石先生，求白老帮忙。白老看了张艺谋的摄影作品，也认为人才难得。
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是位外交家，也是一位艺术家，他常常利用周末邀请一些艺术家到自己家做客，白雪石是座上宾之一。就是利用这种关系，白雪石将张艺谋的作品带到了黄镇家。为了此事能够成功，白老先生还想了个计策，先没有将作品交给黄镇，而是交给了任文化部秘书长的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华君武看后，大加赞赏。接下来，白雪石才将作品和信交给黄镇。黄镇同样非常欣赏，当即指示华君武，对于特殊人才要破格对待，要他亲自处理此事。华君武因此给北京电影学院打了一个电话，转达了黄镇部长的意见。
那是一个反对特权的年代，北京电影学院认为这种做法不合规矩，专呈文化部一份报告，反复强调张艺谋年龄大，学摄影不合适。
黄镇部长看了报告后作了批示，说年龄大，少学两年，四年长了，上两年也行嘛，人才难得！
为此，华君武亲自前往北京电影学院跑了3趟。最后张艺谋终于取得了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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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恋爱（1）
张艺谋接到的并不是录取通知书，而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电报和一封信，都不是直接给张艺谋本人的，是给咸阳国棉八厂的，通知张艺谋速赴北京。
张艺谋说，如果真的像其他学生一样考试，尤其是先考专业然后考文化的话，他还真的过不了这一关。功课已经丢了这么多年，且摄影系还要考数理化，这些是张艺谋的弱项。他曾夸张地说，如果要考这些，他可能会得零分。尤其是当年入学前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而这一项他根本没有可能通过。
正因为有黄镇部长的批示，所有这些全免了，张艺谋被破格录取了。
肖华心情复杂了。当年的大学生那就和旧时代中举一样，众星捧月；而且又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将来毕业后肯定会从事电影事业，和一个女工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张艺谋为了向肖华表示自己并不是陈世美，主动在国棉八厂开了结婚介绍信，和肖华领了结婚证。
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张艺谋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又在农村以及工厂干过多年，他看上去整个一农民，与其他学生完全不一样。其他不仅仅经历了5月份的专业考核，还经历了7月份严格的高考，这两项考试合格后，还要经历比这两项考试更加严格的政审，不少人就在政审这一关被刷下了。有些人甚至连考了3年，都在政审一关碰壁。张艺谋呢，既没有高考，也没有政审，就这么进来了。
那时候，人们对开后门搞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可这些不正之风正处于抬头之际，荒野蔓草般杜之不绝。由于“文革”遗风还存在，任何人有任何不满都可以贴大字报，张艺谋刚进校不久，便有人贴出了他的大字报，指责他是走后门进来的，是长官意志的结果。他的入校根本就是对现行高考制度的挑衅，还是以前工农兵学员的那种搞法。后来，张艺谋几次谈起此事颇有些委屈。他说，这件事显然只有学校高层知道，而学校高层之所以招收他也是因为受了来自文化部的压力。他说：
当时电影学院为此很恼火。我一进校，就有人贴大字报，揭露1978年高考里边的黑幕和长官意志干扰正常招生工作。别人都以为我跟黄镇沾亲带故的，其实一点儿都没有。我没见过黄镇，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帮我带作品的华君武我也没见过。我见过白雪石，那时候他帮我把这事办成以后，我还送给他一个礼物——我们厂生产的尼龙丝袜子，很便宜。我记得我买了两打送给他，一打3块钱，当时老头没要，就给了他女儿，也不知道人家用没用。
同时，张艺谋也承认，刚入学那阵，他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他觉得难以承受这种压力，想逃回西安去。
有关这些压力，张艺谋写给肖华的信中并没有谈及。肖华说：“张艺谋到北京之后很快来信详细讲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情况。信中不厌其烦地介绍了学校的食宿、课程，同时也告诉我他们班同学中有许多名人子弟。学校还给每人发了一架海鸥相机，到学校半个月就看了五六部参考片。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信中还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提出建议，要我设法调回西安。”
从肖华这段讲述可以看出，张艺谋虽然有些困惑，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兴奋的。在那个时代，能够看到参考片是一种身份象征，“文革”期间那可是高干和高干子女的专利，普通人是绝对看不到的。不仅如此，大学生这个名头，在当时也是高人一等呀。能够摊上这样的好事，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再说，在这里可以系统地学习，又可以接触到很多人，对于如饥似渴的张艺谋来说，获得的一切足以抵消那一点点不快。
尽管肖华表示，对于他们的爱情她是有信心的，可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距离正在一步步地拉开。肖华的父母毕竟是南下干部，若说将一个子女调回西安工作应该还是有能力的。但肖华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她看上的是厂职工学校的英文老师这一职位，也确实通过努力获得了这一职位。
肖华也承认：“张艺谋去北京上学半年之后，和以前相比最明显的一点改变就是特别关心起我的衣着和容貌，这种关心几乎到了事无巨细、一概过问的程度。1978年寒假里我曾告诉他，我准备做一条蓝裤子，由于忙于别的事，做裤子的事就搁置了下来。开学他回北京后，几乎每封来信都提这件事，要我把裤子做得时髦一些：
不再恋爱（2）
“宁长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