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后来的处理：“事发觉，帝遂使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褒于掖庭狱杂考案之。硃及二子奉、毅与后弟轶、辅、敞辞语相连及，以为祠祭祝诅，大逆无道。奉、毅、辅考死狱中。帝使司徒鲁恭持节赐后策，上玺绶，迁于桐宫，以忧死。”（《后汉书？皇后纪》）
如果是证据确凿，自然不会“考死狱中”，这是一笔糊涂账，也许阴氏暗地里诅咒过情敌，但是她未必有这个胆子真干。作为知书达理的世家女，这点法律常识应该懂，只不过敌人是邓绥，既然连密言都能外泄，那么让她内心的那点阴暗想法变成犯罪事实就不足为奇了。 。 想看书来
十。邓绥：女性觉醒的斗士（4）
最大的敌人倒台了，邓绥开始登上权力舞台。但是她上位得非常聪明——“十四年夏，阴后以巫蛊事废，后请救不能得，帝便属意焉。后愈称疾笃，深自闭绝。”（《后汉书？皇后纪》）
她知道皇后之位空出来以后，和帝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她，但是她称病谢绝，直到“会有司奏建长秋宫，帝曰：‘皇后之尊，与朕同体，承宗庙，母天下，岂易哉！唯邓贵人德冠*，乃可当之。’至冬，立为皇后。辞让者三，然后即位”。
辞让再三，说自己德薄不配，连四国进献的贺礼都免了，甚至和帝要升她娘家的官都不肯，“帝每欲官爵邓氏，后辄哀请谦让，故兄骘终帝世不过虎贲中郎将。”
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再三谦让是避嫌疑，免贺礼升爵是求世誉，邓绥在和帝死后还释放了阴后的家人，“还其资财五百余万”。
所有一切都是*的手段，她的高明就在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说从前的邓绥是以顺从女性的角色来自保，那么入宫给了她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宫廷斗争的环境里面她成长了，也成熟了，同时内心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这种觉醒不再是家族小女儿的游戏之谈，而是纵横天下。
纵横天下
元兴元年，和帝崩，长子平原王有病，而诸皇子都夭折了，前后十数，后来生的都悄悄养于人间。殇帝生始百日那天，邓绥迎立为帝。她被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
她以皇太后的身份诏告天下。诏书里，自称“朕”——“皇帝幼冲，承统鸿业，朕且权佐助听政，兢兢寅畏，不知所济。深唯至治之本，道化在前，刑罚在后。将稽中和，广施庆惠，与吏民更始。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锢，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
邓绥幼年便排斥的那个时代的女性定位，终于在大权在握时显露了出来。称她为反抗女性角色的斗士并不过分——她要做很多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
东汉中期，政事已经渐渐衰落下去，但是邓绥的执政却让这个政权维持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她虽不能与后代盛世相比，但是她尽了一个贤明的执政者的力量。
虽然重用娘家人，但是她对邓氏宗亲极为严厉，亲属犯罪，无所假贷。
从节俭做起，禁绝地方的贡物，每年只供纸墨而已。接连下诏大赦天下，又削减宫内日常的费用，自己朝晚只一肉一饭。郡国进贡的东西全部减半，卖掉上林苑所养的鹰犬。后宫多余的侍女，以及宗戚因获罪而沦落为官婢的一律出宫婚嫁。对内精简冗员，减去宫内老弱无用之吏500余众。
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日夜操劳，躬自处置，增收节支，减轻赋税，救济灾民，终使岁还穰丰，因此汉政权得以渡过难关。
元兴二年夏，京师大旱，不见一点雨。邓绥亲自去洛阳了解旱情，审查冤狱。有个死囚因屈打成招，见到邓绥，畏惧官吏不敢喊冤。邓绥便详细问他所犯之罪，于是为他昭了雪，并立刻将洛阳令下狱抵罪，严惩执法不实之徒。结果，她的车驾还未回到皇宫，天上就下起了大雨，百姓们说这是邓太后的贤仁感动了上苍。
这个时候的邓绥，是最快乐的，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定位让她感到束缚、感到压抑，但是机缘巧合，命运却给了她一次施展抱负的机会。她不是皇帝，却大权在握，她可以纵横天下。
但是这个时候邓绥也是恐惧的，她知道自己站在了一个男权社会的中心。自己是一个女人，做得再好，在别人眼里终究是个女人，不是所谓“正道”，还比不上无道昏君。
正是因为四面是敌，她死都不愿放手。
小皇帝死后，她不肯立和帝的长子。为了一直控制大权，她拥立十几岁的清河王刘安为安帝。安帝长大了，本来该继位了，但是她一点没有放权还政的意思。她害怕，也不肯。
司空周章多次上书，要求邓后将政权交还安帝，她置之不理。于是周章便联络亲信，想通过谋变的方式让她把权力交出来，事情败露后，周章畏罪自杀。
自此，她提高了警惕，臣下的奏疏中，凡有提到要她归政者，便严加惩处。郎中杜根，看不出行情，依然上书请邓绥归政。她大怒，令人将杜根装在大布袋里，用杖活活打死，然后弃尸城外，还不许他的家人收尸，结果尸体在荒郊野外，被狗吃了；平原郡吏成翊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也奏请太后归政，被坐罪系狱；越骑校尉邓康，屡劝太后隐退深宫，邓绥不从，将邓康罢免官职。
邓绥不肯交出权力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本来荣华已极，贵不可言。只不过自幼年开始，她便对封建社会的女性的定位产生了一种反抗，她一生都在反抗着这种定位，自我意识过度觉醒的她决定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她得到了，焉能轻易放弃？
但她最终还是失败了。她死了，政权归于安帝，宗族被灭——这是一个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突围的代价。
但也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虽然她一直反抗女性的定位，但她的老师班昭写出了后代女性三从四德的道德典范性作品——《女诫》。
十一。班昭之《女诫》：女性箴言书（1）
［人物小传］：班昭（约49—约120），一名姬，字惠班。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曹世叔（名寿）妻，早寡。汉和帝时召入宫，为皇后贵人师，号曰曹大家。有《女诫》七篇，集三卷。
［君子心语］：笔者刻意没有详细描述班昭的人生经历，只是想通过《女诫》入手，解读这样一位饱读诗书的老人的智慧箴言，对于历经沧桑一颗心灵来说，她希望生于那个时代的后代女儿们，能真正地获得幸福——她做到了。我想。
1。《女诫》之戒
这是被现代人一直痛骂的书籍，连鲁迅都称之为“丑陋的封建思想”，大才子李敖认为是“集了压迫女人思想的大成”——“在古代，有一件怪事：男人离不开女人，可是男人又看不起女人；更怪的是，不但男人看不起女人，连女人也看不起她们自己。”
他指的就是班昭。
从某种程度上，班昭的《女诫》确实是看不起女人。
《女诫》分为“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7篇，共约1700字。
在“卑弱”篇中，班昭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说法：“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认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必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才能恪尽本分。
在“夫妇”篇中，班昭认为丈夫比天还大。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是“御”与“事”，即丈夫统治妻子，妻子侍奉丈夫。“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一个和谐的夫妻关系，就是，丈夫是家庭中的统治者，妻子则是家庭中的臣民。
在“敬慎”篇中，班昭说：“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这里班昭论述了妻子对丈夫应持的“敬顺之道”。主张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是非曲直，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即妇女应怯弱、柔顺。
在“妇行”篇中，班昭提出了女性道德行为的具体要求“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为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沫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工。”
在“专心”篇中，班昭说：“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
在“曲从”篇中，班昭说：“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这是在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应多加忍耐，必须曲意顺从。
在“叔妹”篇中，班昭说：“然则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谦顺矣。谦则德之柄，顺则妇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诗》云：‘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其斯之谓也。”这里说的是妻子与丈夫的兄弟姐妹相处之道。她告诉妻子们，要识大体、明大义，即使受气蒙冤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万不可一意孤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十一。班昭之《女诫》：女性箴言书（2）
这种所谓的“自我奴化教育”，也活该班昭挨骂，它成为封建历代女性的教科书，现代的女权主义者一般看了要吐血。
但是，我们注意到：
一、班昭是邓太后的老师，邓太后后来的很多政治决策大多出于班昭的建议。那么就《女诫》表面的“卑弱”而言，跟邓太后的作为岂非正好相反？
二、班昭出身大家，诗书兼通，才华横溢，做此书时已经50多岁，女儿肯定出嫁了，要教育也来不及了，她本身就不太符合我们现在理解的《女诫》里的规范。那么，这样一个集教育家、文学家与思想家一身的女人究竟想表达什么呢？
不管后代怎样利用《女诫》，直觉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早慧而自省的女人，绝对不在所谓“封建礼教”内止步。
2。谶 纬
小时候学诗，老师告诉我们，诗词里面以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的意境为最高。当时茫茫地读什么“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知道这些连作者也不清晰的诗怎能比得上李白、杜甫的作品，等年纪大了，经历了一些事情，懂得了一些沧桑的时候，才知道它们讲的是真正的人生。
因为语言的隔膜，在我们现代人眼里，古人是那样的面目可憎或者单调无味，不是“之乎者也”，就是“封建礼教”——其实不然，如果你仔细深入地去看古人，能发现他们活生生的甚至恣肆汪洋的生命。
东汉时期政治动荡*，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人在这种环境里岌岌可危，需要在思想上寻找出路，所以就把董仲舒儒学里面的“天人合一”发挥到了极致。
这很好理解，如果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