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次去母亲工作的医院，按照母亲在电话里说的，我到了医院住院处三楼的外伤科302病房，母亲却不在，我环视着满屋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病人正不知所措，靠近病房门口的一个20几岁样子，容貌清秀的女孩子告诉我，母亲留下话，让我去四楼的416房间找她。我习惯性地向这个女孩子道谢的时候，突然注意到，这个女孩少了一条腿，我的心不禁抖动了一下，暗想：“可惜了，这么俊秀的一个女孩子，居然少了一条腿。”
四楼是烧伤科，刚走进四楼的走廊，就迎面碰到一个浑身缠满绷带的患者被手术车推进一间病房。找到416房间，结果，母亲又不在，而房间内一个个烧伤患者狰狞的面容看得我立刻汗毛竖立。一个靠近窗口的满脸烧伤伤疤，看不出年龄的患者告诉我，母亲去了五楼，让我到510房间找她……
往五楼上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还满是烧伤科的恐惧，双腿竟有些酸软起来。
五楼是眼科病房。相对外科和烧伤科要好多了。在510仍然没有看到母亲。听到我的问话，一个十来岁模样，双眼眼球都已经被摘除的小女孩童声童气地告诉我：“叔叔，奶奶让我告诉你，她让你去走廊尽头的那个仓库找她，奶奶去那里了，你快去吧，奶奶干了一天活，可能早就饿了……”
我的脚步莫名沉重起来，脑子里轮换着刚刚看到的一切，那个双眼球都被摘除的小女孩的声音不停地冲撞着我。推开仓库的门，母亲正坐在里面。看到我，站起身来，接过去饭盒后，定定地看着我。我注意到，母亲的眼睛里有一种叫做深沉和期望的东西，蓦然间，我明白了，母亲是有意在让我去那些病房的啊！比起那些患者，我真的已经很幸运了啊！我失去的只是一段欺骗我的情感而已，我还拥有健康的身体，还可以自由地行走，梦想，渴望啊！
任何问题都是有解的，只是，很多时候，人们在通往解题的路上，先否定了希望。泪水慢慢迷蒙上了我的眼睛。我咬了咬嘴唇，想对母亲说什么，却只说出一句话：“妈，我明白了！你放心吧！”
每个人在遭遇挫折、伤痛、迷茫的时候，都渴望着有一份精神上的抚慰，这种抚慰在幼儿时，可以简单成一块糖果，成年后，却只能是自我的坚强和豁达。要懂得所有的不愉快不顺利都不会在泪水和哀求中改变，懂得看淡一些萦绕的名利，豁达一些，才是最好的疗伤糖果。
糖果不在身外，在自我内心。
那个声音抚摸过我的青春
澜涛
18岁那年，我带着高考失败的伤痕和对文学梦不肯放弃的期望，走进了省城。
省城并没有因为我的伤痛和坚持对我流露丝毫的偏袒，奔波了12天，当口袋里的钱已经少得可怜时，我才在一位同乡的帮助下在一个建筑队找到工作。所谓工作，就是每天挥动着铁锹，将砂石、水泥搅拌均匀，然后及时地运送到筑墙师傅那里。
每天繁重的劳动让瘦小的我浑身酸痛，躺到集体宿舍的通铺上时，我仿佛都能够听到自己各个骨节碎裂的声音，汗臭和烟草味又肆无忌惮、不可阻挡地钻进我的鼻孔，梦中的彩虹和清风一下子被挤得支离破碎。我常常不得不闭上双眼，以免泪水不争气地掉下来。
那天，一位工友从脚手架上摔落下来，血流如注，惨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工头却只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死个人是常事，都赶快接着干。”那种轻描淡写，仿佛刚刚死去的只是一只蚂蚁。
人也许不应该太敏锐，但我偏偏又格外敏感，一片树叶的阴影似乎也能覆盖我的整个春天。人情的冷漠和世故让我的夜晚不再只是孤寂，又平添了感伤和困惑。我呆呆地仰望着苍穹，问天上的繁星，我的梦离我究竟有多远？我的明天是什么颜色？希望就在这种扣问中越来越飘渺。
一个细雨萧瑟的傍晚，我闷闷地躺在铺上，工友打开了收音机，一阵柔和的女声传了过来，她在朗读一首诗，一首我不知名的诗，她的声音缓缓地流淌着，我的眼前仿佛一下就出现了阳光、清风、淡云，我忽然觉得，世间还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在远方等着我，我的心随着她的声音跳动着……原来，震撼、慰籍一颗心灵的，竟可以简单得只是一个声音！那个落雨的傍晚，那个声音，像拂尘一样拂拭着我心中的尘埃。
我记住了这位主持人的名字：唐钊。
从那以后，听广播成了我每天的寄托，我觉得自己有了一个亲人，一个从未谋面的亲人。
但是，这样的日子不长，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唐钊从电波里“消失”了。莫名的烦躁和不安缠绕着我，我不停地用各种揣测的理由安慰着自己：出差、生病、调离……我的盼望一直紧张到13天后的电台二周年台庆，我暗暗地想，这么隆重的日子，唐钊没有理由不出现。
那天，每位主持人都尽情施展着各自的才智，听众和主持人的交流热闹又生动，笑声不断传出，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推移，我的心却越来越沉，直到节目结束，依然没有唐钊的声音。那一晚，我一夜未睡。当晨光从简陋的木房缝隙钻进来，照上我的脸颊，那个渴望了一千次，自控了一千次的欲望坚定了起来：去电台看唐钊！
我费劲口舌，终于用三天薪水的代价换来一天的休假。我借来一辆自行车，一路询问着，从城市的这一端辗转着赶往另一端，终于来到了哈尔滨文艺广播电台的大门前。我的心跳骤然加速，整个人都处在即将见到那个声音背后的唐钊的兴奋与紧张之中。我一遍遍地做着深呼吸，设计着见到唐钊的开场白……可直到时针指向傍晚，我也没能鼓起走进去的勇气。
我害怕真的见到了唐钊，我的憔悴和平庸会侵袭了她的明丽，也害怕现实里真实的她令我失望。最后，我带着一颗黯然的心离开了。
我继续在忐忑中等待着、盼望着那熟悉的声音再一次响起。没多久，我又听到了唐钊的声音，原来，她度婚假去了。我的世界重现了阳光和明媚，在她的声音中，我开始尝试着拿起笔，将自己的一些所历、所见、所思变成文字寄往各家报刊。
不久，我离开了这座城市，在南方的漂泊中，因为距离的遥远，不再能收听到那家电台的节目，但唐钊的声音依然会在一些月光似水的晚上响起，如笛般清远，赋予我信心和勇气，让我一次次挺过风雨和抑郁。终于，我采写的稿件在全国各种杂志、报纸上频频出现，我的生命也渐渐生动起来，今天的我已经成为一家杂志的编辑记者。
一次朋友的聚会上，我讲起了和唐钊声音的一听钟情，讲起了她对我的激励和鞭策，讲起了至今未见的遗憾和耿耿于怀……朋友们便怂恿我打电话联系唐钊。在朋友的鼓动和酒精的作用下，我拿起了电话，我对自己说，等电话接通，就男人般大大咧咧、简简单单地道一声感谢，感谢她的声音。但我听到的消息却是，她已经远去澳大利亚。
我慢慢放下话筒，把头埋进手里，埋在膝盖上，为的是不让人看见我泪流满面。
岁月深处，有一个声音抚摸过我，可我无以言谢。
响进生命的柳笛
澜涛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林区小镇度过的。
我9岁那年，妈妈病逝了。我尚不清楚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尚不知道伤心，只是因恐惧大人的满脸阴云而哭嚎。此后，做教师的父亲既要照顾班上的40多名学生，又要照顾我和妹妹。父亲一切家务都要从头学起，即使他常常手忙脚乱，我和妹妹仍不免衣衫不整，面黄肌瘦。每每在炉火上烘烤满是冻疮的手脚时，我便忍不住流着泪想妈妈。
两年后的那个秋天，继母走进了我们徒有四壁的家。
念母亲的日子，我的心灵渐渐被一层硬壳包裹起来，我变得比同龄孩子敏感偏激、冷漠刁顽。继母，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是巫婆的化身，虽然我和妹妹的衣裤开始变得整齐洁净，每天都可以及时吃上热饭热菜，可我的内心仍固执地拒绝着她，直到那场山火烧来——大火烧到小镇的那个晚上，风很大，父亲随单位组织的灭火队上山扑火去了。继母领着我和妹妹早早就躺下了。我睡得正酣时，突然被继母摇醒，窗外通红的火光和噼啪的炸响声让我立刻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未等我和妹妹穿好衣裤，继母便背起妹妹，拉着我的手往外跑。我完全被继母一脸的惊恐和呼啸的火声吓呆了，第一次顺从地任由她牵扯着。
大火疯狂地追逐着我们，很快我就气喘吁吁了，继母也急促地喘息着。跑到一个砂石堆上，继母放下妹妹，一边叫着我和妹妹把头低下，一边跪下去用双手发疯般地扒着砂石。坚硬的砂石因日久天长已凝结成厚厚的硬壳，很快继母的手就流出了血，可她丝毫不知，依旧不停地扒着，疯了一样。扒出两个坑后，母亲把我和妹妹的头按下去，随即又用双臂紧紧护住我们的头，伴随着火舌的呼啸，空气中掠过一股皮肉的焦糊味。
一个火头过去，又一个火头眼看就要到来，趁着两个火头之间的空隙，继母拉着我和妹妹就跑。等跑到人群聚集的小河边时，继母、妹妹和我的衣衫都已被燎上火星，不知谁喊道：“往身上撩水啊！”继母就没命地往我和妹妹身上撩水。突然，妹妹惊恐地指着继母的手喊道：“手，你的手！”我们这才看到继母双手的指甲已经脱落，白骨裸露。继母先是一愣，继而撕下手背已翻起的皮，接着，她晕倒在水中。
那一刻，年幼的我知道了什么叫心疼，那不是一种心情，那是实实在在的疼痛。扑向昏迷中的继母，我和妹妹第一次哭喊出“妈妈”两个字。继母在我和妹妹的哭喊声中醒来，嘴角挂着笑，眼里却闪着泪花。
我又有了妈妈。
我15岁那年，父亲和继母分手了。法官问我是跟父亲还是跟母亲，我看到继母满眼的无助和凄伤，我的心不由得疼起来，问她：“妈，你肯要我吗？”她一下愣住了，然后重重地点着头。于是，我留在了母亲——我的继母身旁。
继母在一家鞋厂做临时工，工资很低。为了多有点收入，每天下班，她还要到一家服装店取回裁好的裤料，常常加工到深夜。长期的劳累使她病倒了，我翻出继母攒的钱，要送她去医院，继母却怎么也不肯，因为那些钱是我下学期的学费。于是，我决定放弃读书，偷偷跑到一家酒店做杂工。继母找到我，再三劝我回去读书，见我不从，继母扬起手，手掌打在我的脸上时，继母的泪也落了下来。
这是继母惟一一次打我，却让我更深地体味到了母爱的浓厚与深重。第二天，我流着泪背起了书包。
继母却终因体力透支太大而倒下了。一天，继母喝下半碗粥，似乎兴致很好，问我还记不记得我小时侯，她嫁给生父之前的事，她想听一听。我明白，继母是想知道生母对我的关爱，是唯恐她爱得不够啊！而生母在我的记忆里惟一清晰的是，每当春天到来时，我总要折几根柳条回家，生母用手轻轻一拧，树皮与枝杆就脱节了，撸下树皮，剪成一寸多长的段，并在较细的一端削成喇叭状，一只柳笛就做好了，我便连吹带跑地疯玩起来。生母去世后，我自己做的柳笛却怎么也吹不响，便再没玩过柳笛。继母听后，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