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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浮荡少年”的出现，又不能不让新女性对男人们丧失信心。“浮荡少年”对爱情抱游戏主义态度：爱情就是玩玩而已，他们从爱情的游戏中找心理的满足。但在这种游戏里，吃亏的大多是女性。当初大家呼吁社交公开，为的是男女两性心智的健康发展，可“浮荡少年”们的行径，无疑破坏了社交公开的崇高性，女性们没安全感了。于是，有的人选择独自逃避……抱定独身主义，有的选择联合起来逃避……走到女子同性恋爱的天地里去。
有什么办法呢，情况空前复杂。对于大多数女学生来说，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要坚决反抗，浮荡少年的恶意玩弄要坚决抵抗，可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不少男学生出来读书的时候，都已经在老家有过一次包办婚姻，石评梅两次恋爱，庐隐的婚姻，都曾遭遇过这种尴尬。
那时代流行一句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可婚姻到底不似恋爱，它有法律效应，婚姻的世界，是讲究一个先来后到的，正房夫人在家中坐着，就算后来者确是动了真感情是真正伟大的恋爱，但只要男人们没同原配妻子实行离婚，新女性们就没有名分，她们与爱侣间的结合，顶多也只能算是“事实夫妻”。
新旧交替的时代，中国的两性关系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窘迫，譬如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多么艰难，付出的代价，多么巨大。离婚，于心不忍，不离婚，痛苦不堪，最后只能折中？不离，但是也不和原配在一起过。
如此折腾，坚强如许广平者还可以承受，意志稍微薄弱一点的，就受不了了。石评梅为了成全爱而做的独身，就是一种对于尴尬的两性关系的望而却步。而她的好友庐隐在爱人郭梦良去世后，返归北京同石评梅的日日相伴，也算是一种相互慰藉……在新的恋爱婚姻中筋疲力尽后，只有女人能懂得女人（她们二人当然不是同性恋爱，只是相互安慰）。
所以说，民国时代女学生之间的同性恋爱，有一个痛苦的底子，包含了一种对于男性世界的失望，它是在女性认为是污浊的男性情爱的土壤里，长出的一朵花。它有点柏拉图之恋的味道，它在发展的最初，不强调肉体关系，它顶多算是携手走天涯，相濡以沫，相互取暖，相互搀扶，和后来的同性恋爱大不一样。张爱玲晚年写《小团圆》辨识得清：九莉和比比睡在一处，九莉碰到比比结实冰凉的大腿，忽然感觉厌恶，九莉这才放心，原来她们之间不是同性恋爱。
民初时代的女校里，女学生之间的恋爱，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远离男权的小环境中萌发的。但这样的恋爱发展下去，究竟会如何……为逃避*的男权社会，女性间搭起的情感之桥，到底能不能稳固地存在下去？丁玲在小说《暑假中》就写到几位为抗拒*的社会而立志独身的女教师，在相依为命的日子里，相互产生了感情：承淑爱上了嘉瑛，春芝对德珍有感觉，玉子和娟娟甚至还有恣意接吻的动作……其中的猜疑与嫉妒，给她们带来了痛苦，女子恋爱的世界，同样有着精神上的苦闷，女子们的联盟，仿佛也并没有建立出一个真正无忧无虑的桃花源。
当然，在这种柏拉图式恋爱之外，也有对肉体有需要的女子同性恋爱。郁达夫在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中，就曾从男性的角度，对女子间的恋爱进行了想象性构造。杭州某女校，女学生郑秀岳与冯世芬的友谊，已经发展到上课吃饭自修睡眠散步都在一处。后来冯世芬因恋着小舅舅的缘故，离开了郑秀岳。独居且意志薄弱的郑秀岳，在学校的女金刚李文卿的诱惑和强迫下，与之实行了恋爱。如果说郑秀岳对于冯世芬，是精神上的依恋，那么李文卿对郑秀岳，则完全是肉体上的占有。李文卿这个人物形象，彻底颠覆了以往女子同性恋爱唯美的风格。郁达夫在这篇小说中，不乏露骨的*描写（他自己也说这篇小说将要变作他作品中最恶劣的一篇）。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两性关系走过了那一段新旧交替的动荡季节，逐步走向稳定，矛盾仍旧是有，家庭中男女两性的地位，依旧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平等，可两性的关系，到底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搓麻将买菜带孩子的太太，取代了轰轰然去恋爱去革命的女学生，成为社会坚实的栋梁，女人之间的安慰，也还是有，但大多点到为止。那种相濡以沫的姐妹情谊，更像是现在“闺蜜”间的相互喜爱，不会极端到去私奔。于是，五四时代的女子同性恋爱风，便渐渐消歇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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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爱情的密度（1）
萧红与萧军那颇具传奇色彩的爱情，流传到今天，在不少人眼中，俨然成了一个“东北式”爱情的范本：女的美丽哀愁，有那么点软弱，那么点小鸟依人，然而内心却是坚强的；男的则有点大男子主义，动辄肝火上扬，怒发冲冠（似乎有点家庭暴力倾向），拯救了她，爱她，但却不给她足够的重视，只把女人当作次等公民，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的文学，低他一筹。
这样的“解读”，其重大依据之一，恐怕便是聂绀弩在回忆萧红那篇《在西安》中，曾写到过的萧红的话（当中有一句，或可作为证据）：“我不知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这里所说的“做出气包”，是否就是遭遇到了家庭暴力（特指热暴力，即动手打人），我们不敢笃定。但梅志女士（胡风先生的夫人）在1984年却写过一篇《“爱”的悲剧……忆萧红》，当中提到一次“打人”事件：“她去日本不久，鲁迅逝世了。这年冬她回来了。萧红心情非常好。在一个刊物邀请的小宴会上，她是那么情绪高昂。可惜这时间太短暂了。后在一间小咖啡室相聚，萧红夫妇也来了。萧红的左眼青紫了一大块，她说：‘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硬东西上。’‘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在一旁的萧军以男子汉大丈夫气派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萧红淡淡一笑说：‘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萧军却说：‘不要为我辩护！……’”不知道这是不是误伤。
萧红去世多年后，萧军在辑注萧红书信的时候，的确针对所谓“家庭暴力”的质疑，做出过一个简短的“辩解”：“有一次，我确是打过她两巴掌。这不知是为了什么我们争吵起来了，她口头上争不过我，气极了，竟扑过来要抓我……我这时正坐在床边……我闪开了身子，她扑空了，竟使自己趴在了床上，这时趁机会我就在她的大腿上狠狠地拍了两掌……这是我对她最大的一次人身虐待，也是我对她终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除此再没有了。我们也常常把每次争执，事后作为笑料来谈论，彼此自我讽刺着……”
以萧军先生的耿直，这样的注解，恐怕所言无虚。可这样言之凿凿的举证，也容易引导读者走到另一个“坚固”的真实那里去，从而忽略事情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症结所在。
即便真正的“出手”只有一次，可欢笑相依的夹缝中，那些争吵和冷漠呢，那些相对无言呢？有多少次？频率为何？强度为何？又缘何而起？1936年7月，萧红自上海赴日疗养之前，曾经有过一次为期三天的失踪，到这时，“二萧”的感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有了个小小爆发，这其中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都不是一个明确的“打了一次”的数字可以说明的……这些夹缠的情感线索，也许正是我们探求“二萧”爱情与创作重要着眼点。
萧军回忆当年与萧红的相处时曾说：“她最反感的，就是当时我无意或有意说及或玩笑地攻击女人的弱点、缺点的时候，她总要把我作为男人的代表或‘靶子’加以无情的反攻了。有时候还要认真生气甚至流眼泪！一定要我承认‘错误’，服输了……才肯‘破涕为笑’、‘言归于好’”。
萧红：爱情的密度（2）
从这简短的叙述里，我们不难地发现，萧红对于那个作为“女人”的自我，是很敏感，她对于萧军的“苛刻”，一方面固然有着对爱人才有的格外的严格（你爱我，你怎么可以不懂我？），但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苛刻”，更有点像为广大女同胞讨说法的意思。她爱萧军，但同时，她也极力捍卫女人的半边天。
在与萧军的关系中，萧红似乎始终处于被保护的地位。这种被保护，从另一个角度看，必然会使女性缺少了与男人平起平坐的话语权，两性间角力导致的尊严旁落，让萧红痛苦。
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正视，在物质生活上，萧红确是一个极端需要保护的人。她体质差，意志薄弱，生命基础的脆弱，让萧红在精神层面的追求摇摇欲坠，她像一只想要振翅欲飞的鸟，主观上想往蓝天，但在客观上，在物质层面上，她又缺少了一种与苍鹰并肩翱翔的基本条件，只能在低空慢慢游走。
萧红与萧军的相遇颇具传奇性。当年那个遭遇情骗，独居陋室，身怀六甲，欠一屁股房钱的萧红，鬼使神差地想到向报社求救。于是，萧军便天将般地，出现在她面前。
蓬头垢面，气血两虚，大腹便便，此时的萧红，在外形上，似乎并没有足够诱人的资本。可萧军为她初萌的文学才华吸引，暗下决心，要拯救这个女孩。
拯救。在“二萧”的关系里，这是个关键词，从最开始，萧军就是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的。他是从上往下看，望见了才华鲜异的萧红，委顿在浮世里，他同情她，爱惜她的文学才能，进而生出了爱，与她携手走天涯的。
在萧军的心底里，仿佛始终有种“伟丈夫”情结，即便是走进人生的黄昏，萧军为萧红的信做注释，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捕捉到他身为一名健壮男性的自信和骄傲。
这是一个强健者，理应有的骄傲。这骄傲，是一种精神的保护伞，促进了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因为身体的强健，萧军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去从事文学以外的，更大的事业。
可当这种身为男人的骄傲，遇到身体柔弱，但在精神上，尤其在文学写作上，有着强大可持续发展力的女性的时候，产生摩擦，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们也知道，这摩擦的周围，始终满簇着相濡以沫的爱意。
有名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萧红与萧军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爱情与自由的博弈。这种博弈，在相濡以沫的情况下，两人抱作一团，还可以勉强保持平衡，可一旦遭到外力的冲击，这爱情之堡，往往就容易崩塌。
由于身体和情感的柔弱，自相逢之始，萧红对萧军，便有着极大的依赖。以至于到上海后，两人同屋分床而眠，萧红半夜都要哭醒，她是觉得两人离得太远了。
爱情是排他的，爱情当然需要近距离的接触，要“在一起”。可这个距离，到底要有多近，是比肩而立就可以，还是一定要到肉贴肉的程度才足够？我想每个人，都会给出自己的实验结果。
在这里，萧红需要的，则是一种近乎密不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