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
从家书的行文看，张兆和应该是个利落的女子，说一不二，性格没有那么多矫揉造作的东西。她对于沈从文的批评，往往不乏犀利。友人南下，沈从文为路线的事可能责怪过张兆和，张兆和立刻回击：“我希望你凡看一件事情，也应替人想想，用一张口，开阖之间多容易啊，这是说你对日常事物而言，惟其你有这样缺点，你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想得细，但不周密，见到别人之短，却看不到一己之病，说得多，做得少，所以你写的短评杂论，就以我这不通之人看来，都觉不妥之处太多。以前你还听我的建议，略加修改，近一二年你写小文章简直不叫我看了，你觉得我是“不可与谈”的人，我还有什么可说！”
这是张兆和由生活谈到沈从文的创作，她的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沈从文的小说散文都非常好，评论可能就欠缺一点。但是她的这种指摘中，我们似乎还是能捕捉到一点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对于南下与否的争执，可能让她也有点冒火。在她看来，南下的条件根本不具备，为什么要盲目南下，她有她的道理，这种道理在哪都说得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张兆和：理解万岁（4）
日子过得很快，1938年来临了。沈从文夫妇依旧在为南下的事焦灼着。1938年1月，张兆和在信中再次强调了不能南下的理由：路费不足、天气尚寒、沈从文自己也是居无定所。并声明如果有了钱，可以寄来，有了路费，她才可以随时上路，胆也壮多了。
张兆和似乎对写信这件事情有独钟。战争毁掉了一切，她独对两样东西毁掉了要心痛不已，一个是大大的相片，一个是婚前沈从文写给她的信。她曾为沈从文有爱写信的习惯感到欣喜，她说在那家书抵万金的时代，她应该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
爱写信，是因为信件是对于个人历史的见证？还是因为她喜欢这种相见不如怀念的情感交流方式？不得而知。可沈从文显然对于这种鸿雁传书的情感交流方式不满意的，追求张兆和的时候，他就曾给她写过大量的书信。如今战火连天，原本正应该是夫妻俩相濡以沫的时候，可他却还是得通过写信来表达自己，相爱而不能相守，怎么能不痛苦呢，他说自己的爱情得到一种命运，写信的命运。
沈从文开始了他最漫长的思念与等待。黄昏让他心地柔弱，杜鹃的叫声也让他觉得清而悲。他是悲伤着了，他觉得自己不能从泛泛的往来上得到快乐，而爱情的快乐，却因为距离，也不能得到。男女之间，即便是亲密的夫妻之间，要达成全然的理解，竟是多么难。等过了春天，等过了夏天，沈从文终于等到了张兆和决定南下的声音。
可张兆和临行前突然又决定取消南下计划。这种反复，几乎让沈从文发狂。他在信里喊：“写到后来总不知不觉要问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打算来，打算不来？是要我，是不要我？因为到了应当上路时节还不上路，你不能不使人惑疑有点别的原因。你从前说的对我已‘无所谓’，即或是一句‘牢骚’，但事实上你对上路的态度，却证明真有点无所谓。我所有来信的话，在你看来都无所谓。”沈从文又开始了他的猜测，对于爱情，他再度悲观了。
张兆和这次连忙安慰，是带点娇憨的安慰：“可是我们还安然不动，要在下月底动身，为时尚有一月，我知道你得到这消息一定很生气，责怪我不要紧，希望你自己莫生气，我要你不生气。”好一个“我要你不生气”啊，张兆和不愧是沈从文爱情神龛里的一个小小女神，她能让他忽然欢喜，手舞足蹈，亦能让他忽然悲恸，暗自神伤。这样的操控，仿佛不可理喻，然而，这就是爱情。1938年初秋，张兆和终于动身，去与沈从文汇合，青蛙王子和公主终于又生活在了一起。
统观这一束珍贵的家书，我们不难感觉到爱情的神秘，以及它对于人的赐予与折磨。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该感到一种空前的孤独。这孤独，正如沈从文形容的杜鹃叫一样，是清而悲的。这孤独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仿佛怀揣一种只有自己能懂的语言，面对他人的时候，彼此说着不一样的心灵密语，想要理解，是多么难，即使有爱情，即使有亲情。
晚年的张兆和，在整理从文家书的时候，就曾发出过感慨。整理这些旧书信，她忽然发现自己当年，是多么的不理解沈从文，同时她也感觉到沈从文的可贵。命运就是这样蹊跷，无法言说，不是来得太早，就是来得太迟。刚刚好的情感交流，需要得到上天多大的宠爱。理解万岁，这是很久以前就开始叫的口号。的确，理解是美好的，可在通往理解的迷宫里，几乎每个人，最终都会迷失在分岔小径的入口。于是，人与人之间，便有了朦胧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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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隐：所谓自由（1）
五四一代女作家里，庐隐以苦闷形象屹立文坛。
在其代表作《海滨故人》里，我们看到一群因挣扎在男女婚恋中，找不到出路，而惝恍迷离的女大学生，在绝美海滨，探讨人生意义。那些浓得化不开的苦闷，仿佛一团迷雾，氤氲笼罩在这些青春灵魂上。
立在近百年之后读庐隐，我们不能不疑惑，她到底在苦闷些什么？
从封建教育中破茧而出，不用缠足，不用做童养媳，在京师接受当时女子所被允许接受的最高等的教育，在校园里畅享新文化洗礼，有了难得的社交机会，可以恋爱、演讲、*、在报上发文章，优秀的写作者还相对比较容易成名成家（在新文学初萌的岁月，庐隐能拿起笔，是多么幸运）……这些几乎是我国首批次的女大学生，在新文化汹涌而过的时代浪潮中，可以说是占尽了先机。
那缘何苦闷？这种“时代的苦闷”，仿佛一团烟雾，缠绕在一代女学生的心头，它是否具有普遍性？它又为何偏在庐隐的笔下，格外浓稠？
庐隐出生在一个落魄的官僚家庭，父亲早亡，自小随母亲投奔北京娘家，十三岁考入女子师范预科，毕业后辗转于安庆、开封教书，后又考入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科当插班生。
庐隐的求学路，不可谓之不幸运。“父亲”这一形象的缺席，一方面让庐隐自小，就相对缺少父爱，可从另外的角度看，父亲，这一封建家庭最高执掌者的不在位，也无形中削减了庐隐“反封建”的难度，从而给了她的人生，不少自由（庐隐的每个人生重大选择，几乎都是自己在做决定）。这种自由一经放大，同某种固执和任性相混合，不经意间，便造就了庐隐的奇妙人生。
有人说，养不教，父之过。可就算父亲不在，不是还有母亲在、兄长在吗？他们不照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庐隐的人生？最起码，上不上学，去哪就业，同谁结婚，这些方面，还是有发言权的。的确，母亲在，兄长在，他们原本可以顺势顶上，成为“封建家长”，帮庐隐做决定。
从庐隐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庐隐从小似乎很苦，对于旧式家庭，她并无多少好感，而她与母亲的关系，仿佛也不是那么融洽。
但不容我们忽略的是，庐隐是个以浪漫风格闻名的女作家，她在写自述的时候，难免会带上过多庐隐式的“苦闷”，庐隐式的自我抒发，特别是对于早年自我经历的叙述，我们不能说其违心，因为她的确是从自己的真实感受出发，我手写我心的，但我们不得不考虑的，是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新文化新道德冲击旧文化旧道德……庐隐在多大程度上，受社会思潮的影响，才更加对旧家庭抱以“恶感”，这难说。
庐隐命定似的考入女子师范预科。虽然从已知材料看，这是庐隐的兄长起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鼓励她投考，而非按照母亲的意思，让她继续在教会学校就读），但庐隐的人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是处于一种“无父”的状态。
家庭内部稳固强势的“父……子”模式，在庐隐的人生关键期，没有建立起来，而取父亲而代之的母亲，作为家庭的首脑，对庐隐的影响却非常有限，人生重大决定权，一下子都摆在庐隐的自己手上。虽然庐隐一直吐露自我的苦闷，彰显她和母亲的不佳的情感联系，但实际上，家庭内部反封建这个工作，庐隐并不需要做。相对于同时代的女儿们，庐隐有着太大的自由，母亲可能会对她的匆促的人生抉择不满，但到底没有力挽狂澜。恋爱、工作、结婚，母亲虽然有过反对，但大多听之任之，上了女子师范的庐隐，仿佛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只掉线的风筝，一阙流浪的浮萍，即将开始走自己的路。 。。
庐隐：所谓自由（2）
17岁那年，庐隐遭遇了初恋。对象是姨妈远方的表亲，叫林鸿俊，年近而立。他留学日本，半途归来打点家事，哪知有重大变故，有来无回，穷困潦倒，只能到北京投亲谋生。
这时候的林鸿俊，可能算不上多优秀的人才（按现在标准，三十了还没毕业，除非是博士），但他到底接受过一些新思想的熏陶，加之对于文学的爱好，他和庐隐便有了交流的平台。《断鸿零雁记》、《玉梨魂》这种凄美爱情故事，最能打动少女心。
庐隐时年尚幼，情窦初开（未必真正知道情为何物，但她已经知道争取恋爱自由权），为恋爱冲昏头脑，毅然要和林鸿俊在一起，加之其性格反叛，母亲始一反对她同林鸿俊的交往，她更是偏要把爱情进行到底。
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母亲的反对，更多的是为女儿的未来着想，是人之常情。试想，没钱，没家底，年龄又大，前途未卜，空有一腔浪漫，这样的男人，能不能要？说白了，嫁给他，图什么？鲁迅先生都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情太虚无，年轻人，一旦陷入爱情至上的情感漩涡中，在爱情里找人生的意义，往往最终吃苦的，是自己。
从这第一次的恋爱，我们就可以隐约感觉到，在恋爱这件事儿上，庐隐始终让自己保持着一个反抗的姿态。这姿态里，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当然也有一种奇异的固执。现代心理学所谓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放到庐隐这正合适……家长愈反对，恋人的爱情愈坚固，庐隐最终还是同林鸿俊定了婚。
但母亲这时不忘制约，她的意思是林鸿俊大学毕业，落实工作后，再真正谈婚论嫁。由此可见，庐母对女儿，并非不关心。反倒是庐隐自己，对于婚姻大事，有点草率。百年前反观百年后，如今男女恋爱，走相亲之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要知根知底，门当户对，成功率反而高，未来生活反而极有可能很幸福。为什么？人生观价值观相投。因此，有人愿意帮你包办，只要合情合理，有何不可？自由恋爱，光凭感觉，往后生活，柴米油盐，如何维系？恋爱非空中楼阁，身处其中，更非吸风饮露，辟谷修仙，要求经济基础，有何羞愧？庐隐此时全然不顾其他，只求一时之感觉，恋爱，也就是失败了一大半。
然而庐隐的恋爱自由路还没有完，等到林鸿俊毕业，正式提出结婚之时，庐隐却因厌恶其想做国家文职公务员，而断然提出离婚。林鸿俊起先不同意，在庐隐反复坚持下，林某只能就范，同意解除二人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