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怕自己历时9年的著作会因此而付之东流，于是就指定大卫·休谟为自己的遗稿管理人。在《国富论》刚刚出版两个月后，大卫·休谟就因病去世，而令人感慨的是，大卫·休谟在1776年制定的遗嘱中，也指定亚当·斯密为自己的遗稿管理人。通过这件事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位伟大人物之间不平凡的友谊。
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后世的经济学家们把《国富论》看做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这是一部举世公认的划时代的不朽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西方经济学历史上，《国富论》是一部光辉的著作，是18世纪经济思想的巅峰。全书一共有五篇，各篇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篇是《论劳动生产力改进的原因，及其生产物分配于人民各阶级所依照的顺序》，主要介绍了“劳动、分工、交换、（交易）货币、物品价值、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的劳动价值论，分析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且分析了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问题。在这一篇里，亚当·斯密以分工为起点，研究交换、货币与交换价值，并且对财富的分配状况也就是工资、利润与地租进行了分析。
第二篇是《论资财性质、积蓄及用途》，讲述了“资财的性质及分类、（资本货币）积蓄的方法、利息的升降、资本的各种用途”。在该篇里，亚当·斯密从资财中区分出资本这个范畴，分析了它的性质，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形态，也就是工业资本、商业资本与借贷资本的问题。在这一篇中，亚当·斯密还研究了资本积累的情况，并且分析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
第三篇是《论各国富裕的不同演进》，亚当·斯密以“富裕的自然演进，罗马帝国没落后，欧洲古代各国农业的衰微，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城市商业对于促进农村发展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为主要内容，论述了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问题。在该篇里，亚当·斯密研究了国民财富怎样增长的问题，探讨了中世纪欧洲农业的衰落及对社会繁荣的影响问题，分析了促进与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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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经济应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3）
第四篇是《论经济体系》，在这一篇中，亚当·斯密论证了“重商主义体系的不合理、（批评了）重商主义为了确保自身利益的目的而使用各种方法妨碍分工自由发展、殖民地的政治经济意义和农业体系（重农学派）”，论述了政治经济学体系。在这一篇里，他批判了重商主义的一些观点，也认真分析了重农主义的思想体系。亚当·斯密指出，贸易统制的理论阻碍了国民财富的增长，从而强调经济上应该自由放任。
第五篇是《论统治者或国家的收入》，研究了君主或者国家的收入问题。在该篇里，亚当·斯密论述了国家的财政对国民财富的影响。他将财政支出分为国防、司法、政府本身开支以及教育等几方面，主张实行廉价政府，减少政府的开支，同时对工资、利润与地租进行公平征税来增加国民财富。
在这本书里，亚当·斯密比之前的任何经济学家都更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的内部联系，让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表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国富论》的核心经济思想，就是告诉人们自由市场拥有自行调整机制，会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商品。比方说，在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时，它的价格就会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而为了追逐高利润，其他生产商也会竞相加入这个行业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一方面能够缓和原来供应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导致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在这时利润就非常小甚至为零，于是生产商就会退出这个领域。接下来就又会重复上述的过程，在这个期间，没有人是有目的地想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然而问题却得到了解决。亚当·斯密这样解释，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增加社会财富、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效益时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要更好”。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人性是自利的，他说：“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针对的不是他们的人性，而是他们的‘利己主义’；我们也从来不对他们谈起我们的需要，而只是谈到他们的利益。除了乞丐，没有人愿意以他人的恩赐为生。”而且，他的《国富论》就是从利己的本性出发来论述利己主义的利益观的。他主张“对每个人而言，只要他不触犯法律，都应该享有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但是亚当·斯密也强调“自利”并不等于自私，更不等于贪婪。在亚当·斯密看来，自利或利已是个人行为的出发点，而自私或贪婪会因为追求私利而不惜借助一切手段甚至伤害别人的利益，从而把社会带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亚当·斯密还用了很大篇幅来阐述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他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这对整个19世纪欧美各国政府政策的制定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亚当·斯密虽然赞成自由贸易，认为国际贸易可使交易双方同获其利，但他也认为在某些特殊条件下，自由贸易应该受到政府干预。生产者因为能够运用全球不同的资源来降低自己的成本，因此都正面支持自由贸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虽然不直接干预经济事务，但必须为生产商提供稳定的环境。
在涉及政府的主要职责方面，亚当·斯密对政府的职责做出了具体而狭隘的规划。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此外就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
《国富论》以它严密的结构、深邃的结论、通俗生动的文字及精彩广博的例证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它所包括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学，而且囊括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与财政学。在该书中，亚当·斯密构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了古典经济学在其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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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经济应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4）
《道德情操论》系统地论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道德观念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是《国富论》的姊妹篇。《国富论》说的是经济人，而《道德情操论》说的是道德人。它从道德的高度，阐述了以同情说为基础的道德评价论和德性论，其中包含道德准则与道德评价的共同标准以及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强调。亚当·斯密指出，同情是人的本性，关心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将他人的幸福视为自己的事情的牵挂，即是同情。其实，亚当·斯密是说，同情（利他）与利己都是人的天性。所以他指出，惟有当整个社会的成员都具有同情心、以此当做行为的准则时，社会才会有和谐、安定与进步。可以看出，《道德情操论》提出的问题是：以自利为基础的市场机制一定要用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来协调，人们之间不但要自利而且要利他，通过人的这两种天性来达到“利益的天然一致”。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地位早已有定论。身为近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与集大成者，他综合了很多前人的观点，并且结合自己的创见形成了较为成熟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奠基人，对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亚当·斯密经常借人体与社会的类比来说明，自然秩序存在于社会历史领域并且发挥着作用。他指出，人经常会生病，可是在人身上好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让身体恢复健康。与人的身体一样，社会内部也存在一种力量，保证与调节社会的运转。对于这种社会内在的调节力量，他经常以“自然”这个字眼来表述个人的利害关系和情欲。亚当·斯密表示，自然会让他们将资本投在一般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不过，如果因为这种自然的倾向，他们将过多资本投在这些用途，那么这些用途利润的降低，与其他各用途利润的提高，马上会让他们改变这种错误的分配。不用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将社会的资本尽量按最适合于整个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所有不同的用途。
亚当·斯密将自然规律与自然秩序当做首位的东西，并指出，在社会领域，尽管自然秩序高于人的理性，可是它又必须通过个体经济人的理性才能得以实现。从自然秩序出发，全社会有一种自然且合理的分工秩序。所以，任何一个个体的人都在这样一个整体的自然秩序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发挥独特的作用。只要每个个体都尽量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来追求自身财富的最大化，整个自然秩序也就势必随着水涨船高而达到整体最优。这就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原理。
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分工和交换学说。他指出，分工是提高生产力、发展与增进国民财富的主要途径和主要因素。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成就、技巧与判断力，好像都是分工的结果。在他看来，分工是从人的交换本性产生的，它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这是其优越性之所在；它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这是其缺点之所在。亚当·斯密只看到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却忽视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分工的发展。
亚当·斯密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这是其理论体系的基础与核心部分。亚当·斯密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原本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所有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来源。从劳动的一般抽象意义上来讲，这是非常大的进步。这让他更为便利地对生产劳动部门和非生产劳动部门进行了划分，也为劳动价值论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另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亚当·斯密还首次区分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并指出两者是不一致的。在他看来，后者是特定物品的效用，前者却是指因为占有某物而具有的对别的商品的购买力。物品交换价值的大小和它的使用价值没有关系。交换价值并非由使用价值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