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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民族在感官享受上追求“精益求精”的特点，在日本长期生活过的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克里斯托弗（Ｒｏｂｅｒｔ
Ｃ．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在一本名为《日本人的心灵》（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ｉｎｄ）书中这样描述道：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反映了一种对新发明的小玩意的国民嗜好，在日本，这种情况到处可见。例如，在东京坐出租汽车，乘客从来不用自己开关车门，因为司机能用自动控制装置开后车门。在饭馆和百货公司，刚进门的顾客常常受到身穿和服的机器人的欢迎，这些机器人向顾客鞠躬如仪，并以甜甜的声音说些恰当的寒暄话。在日本家庭中，这种对小玩意儿的嗜好处处可见，从桌上的暖水瓶、精巧的航天时代打火机，到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各种设置。
我的朋友千年对他的“双伴音电视机”颇为自得，在这台电视机的某些频道，同一节目可有英语和日语两种不同的声音选择。千年说这有助于保持他的英文。我一直碍于情面，没对他说：不如买一套英文会话唱片，既省钱又能达到同样目的。
“舒适和细致精微的享受至上”是在日本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观念。日本独有的“花道”、“茶道”就反映了这种文化特点。日本人常常喜欢将一种游戏玩到最精细、最微妙、最彻底的境界，从中体验到一种为其他民族的人不曾留意的或不屑于追求的舒适和满足。日本人的这种人生旨趣是一种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的奇特的混合，或者说是一种
最为精致、最为严厉、苛刻的感性放纵。
与这种严厉、苛刻的感性放纵密切相关的，是一种严格的等级观念。在男女之间、长幼之间、上下级之间，盛行着一种后者（女人、晚辈、下级）绝对顺从、迎合前者（男人、长辈、上级）的规则。这种规则要求后者刻意顺从、迎合、侍奉，使前者得到了一种极为精微、细腻、完善的享受。对日本人来说，男女两性的交往（无论是性的交往还是一般交往）或上下级之间的交往，不过是女性或下级最大限度地迎合男性或上级的各种要求，使自己的“温柔”、“体贴”达到奴颜卑膝的状态。正如克里斯托弗所说：那些对日本人一知半解的美国人，往往半带轻蔑地认为，日本人过分恭谨，总是在鞠躬作揖－－而这一次，持有种族成见的人不幸言中了。就一个民族而言，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比美国人深得多，表现也公开得多。当一家美国公司的几个保养得很好，又妙语连珠的高级董事登上一架飞机时，局外人得花点儿时间才能断定他们当中谁是大老板。但是，当一家日本商社的几个董事上飞机时，谁是大头儿，总是一目了然。那位坐在靠窗户的位子上，公事包由别人拎着、并且只在同僚们向他鞠躬后才还礼作答的人，就是老大了。
即使遇到尊卑关系不甚清楚的情形，日本人也总是知道该对谁表示尊敬。在日本，不管一个人是如何春风得意，另一个比他早几年从同一大学毕业的学长总是以某种意味深长的方式保持其居高临下的地位。可以说，主－奴结构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交往规则。这种交往规则不仅表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而且表现在人与物、消费者与消费品的交往中。日本人制造的各种“新发明的小玩意”就体现了这种主－奴结构。最大限度的“奴性”是这些的工具的最显著的特点。说到“新发明的小玩意”，不能不提到日本人发明的“傻瓜相机”。这是一种相当典型的日本产品－－它是一种绝对驯服的工具，一种极其善解人意、决不向它的主人提要求和条件，对主人极其“温柔”、“体贴”的消费品。人在使用别的照相机时，必须具备一些起码的摄影知识，在一些细节上的无知（如不知道如何调光圈和速度）和马虎（如忘了开镜头盖），将导致摄影的失败；而当人在使用“傻瓜相机”时，你连镜头盖是否打开都不用担心，因为假如你没有打开镜头盖，那么你连快门都按不下去。“傻瓜相机”早已把一切都安排就序，你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快门。黑格尔早就指出，“主奴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种可能“异化”的关系。当主人把奴隶的权利、内涵剥夺殆尽，把奴隶降低到“物”的水平，实际上也是把自己的权利、内涵也剥夺殆尽，把自己降低到“物”的水平。
以男女交往为例，一个身为主人的男人可以命令一个女奴做任何事，从表面上看，他彻底地占有了这个女奴，然而不幸的是，他能够占有的只是对方作为物而不是作为人的本质，他似乎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一切，但不能得到人对于人的态度、情感（如爱、理解、尊重）。当他对她大施淫威时，他已把他作为人的各种力量闲置、遗忘、废弃，或者说不自觉地剥夺了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和权力，使自己等同于物。在这种“交往”中，他从来没有在与对方的相处、磨合（他们之间的关系意味着“磨合”是多余的）中改变、丰富、塑造、修炼自己，体验和占有自己潜在具有的深度的本质，而只是在持续的放纵、任性中沉沦、畸变。
这种主奴关系与前面所说的娼妓化交往其实是同一回事－－人与人之间最低级的交往，近似于物与物之间的交往。“主人”在“奴隶”的绝对驯服中自以为占有了一切，其实他占有的只是“看不见的珍藏”，或者说虚假的珍藏。独裁者（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独裁者）常常难免产生一种深切的孤独感、无能感和破产感－－在拥有一切时暗感到一无所有。使用、享受着各种驯服工具的消费者也是一种独裁者。“傻瓜相机”的使用者没有意识到，在拍下了无数张照片后，自己在摄影方面的知识几近于零，自己的“马大哈”式的生存状态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当然也谈不上改正“马大哈”的恶习。
套用林肯的话来说，它“属于傻瓜”（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ｍｍｙ），“为傻瓜而设计”（ｆｏｒ ｔｈｅｄｕｍｍｙ），“由傻瓜来使用”（ｂｙ ｔｈｅ ｄｕｍｍｙ）。可以说，“傻瓜”是“消费者”的一个最为恰当的别名。“消费者”被各种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温柔体贴”的消费品包围并按摩着，不断地“傻瓜化”。
另一方面，消费者在对各种驯服的消费品施行独裁时，也同时被消费品施行着独裁－－“平均化”的独裁。无论是电视还是傻瓜相机，它们都像普洛克勒斯床一样地对消费者进行着“平均化”的处理，把人与人的差异降到最低程度。这也就是说，各种产品的生产者通过大规模地复制出各种“大路货”，自觉不自觉地使消费者在总体上成为“大路货”。一个摄影家是不可能使用傻瓜相机的，因为傻瓜相机在有效地避免了失败和风险的同时，也同样有效地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扼杀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作品之间的差异。
由此我们更加明确了一点：大众文化产业，尤其是大众化传播媒介产业同时造就的两种东西（消费者与消费品），一路货色（平均化、整齐划一的大众与平均化、整齐划一的产品）。
基于以上立场，我们就不难理解乔治？吉尔德为什么把电脑技术以外的许许多多电子技术（尤其是电视技术）称为“消费者电子学”（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按照我们前面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把“消费者电子学”直接称为“傻瓜电子学”。受这种“电子学”（电子技术）支配的种种产品（从“傻瓜相机”到“高清晰度电视”）都在有意无意地造就或助长一种文化－－“消费主义文化”，即为平均化的消费者－－“大众”－－所拥有的文化。
８．３ 从按摩到挑战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电脑用户（使用者）仍然是“消费者”。然而从文化意义上讲，电脑用户与电视观众（典型的消费者）具有质的不同。电视观众闲置着双手，被动地、集体性地接受电视的按摩，或者说，接受由电视台复制出来的无数双“看不见的手”的按摩。相反，电脑用户伸出自己的双手敲击着键盘，与电脑进行着真正意义上“交往”。
人与电脑相互挑战并各自作出应战，双方在索取的同时也在被索取，在向对方敞开自身的同时让对方向自己敞开，在这一过程中共同“改变、丰富、塑造、修炼”自身。所以电脑用户说到底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
正如吉尔德所看到的，电脑用户把电脑当作是一个为他们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积累资本，富有创造性并预示着未来的工具。在美国，电脑在１９９３年的销售量是５０００万台，而每台电脑的价格比每台电视机的价格高出近４倍。电脑的市场比电视和电影的市场加起来还要大，比如１９９２年美国的电脑产业的总销售量是１６１０亿美元，而电视和电影产业的销售量加起来也只有１０４０亿美元。电脑硬件的销售收入是电视机销售收入的６倍，家用电脑的销售量每年以１０倍的速度增长。更重要的是，电脑买主的综合素质要比电视买主的高得多。电视买主来自中等收入阶层，他们用４００美元买一台电视机；而电脑的买主几乎都来自高收入阶层。他们总是受过高等教育（在美国，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收入的高低是相应的），用大约１５００美元买电脑硬件，再用１５００美元买软件和外围设备。
吉尔德指出，电脑与电视的“最关键的差异是这两种设备在用途上的差异”：
看电视的人几乎是在用电视来愚弄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而ＰＣ机的使用者是在利用他们的机器使自己变得更富有、更聪明、更具创造性。ＰＣ机的买主也是一种新的应用和附加设备的创造者，而电视机只是一个消费品。ＰＣ机是一种供方投资（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它使家庭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重新成为中心角色。资本主义生产被转化为一种对于现阶段出现的家庭、文化和社区危机的治疗性力量。
电脑与电视在用途上的不同，缘于它们在“禀性”、“脾气”上的不同。人与电视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电视像奴仆一样迎合着人，尽可能地让人感到舒适、自在，虽然实际上它是像靡菲斯特反过来奴役浮士德一样地奴役着人。
人与电脑的形成的却是平等相处、相互沟通、相互促进的关系。电脑从来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驯服工具，它对人提出各种条件和资格要求。通过键盘来操作电脑与通过遥控器来操作电脑决不可同日而语。一匹骏马常常同时就是一匹烈马，只有优秀的骑手才能驾驭它。同样道理，电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