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的化妆品来为电视添光加彩，没想到当他们还没有确实找到这种化妆品时，电视离年老色衰、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尼葛洛庞蒂依据自己的技术视野，断言“高清晰度电视是一个笑话”，“高清晰度电视很快就会胎死腹中”。电视行业中人差不多都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纷纷放弃“高清晰度电视”的技术思路，转向数字技术。在这个时候，置顶盒技术应运而生。“置顶盒”技术就是一种用数字技术增强电视功能的技术。置顶盒有如一台微电脑，它使电视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互动性”的功能。在看电视的时候，如果你不是那种观众——打开电视机以后边频道也不换，张大着嘴巴一直看到屏幕上出现“谢谢收看”、“祝你晚安”，如果你的兴趣和欣赏水平稍稍高出一般电视观众之上，对电视里正在播放的节目感到不满意，你最常有的反应就是改换频道。可是你很快发现，在几十个、上百个电视频道中来回搜索（美国人称之为“频道冲浪”），却发现仍然难于找到适合于你的兴趣和水平的节目。就像在闲得无聊时，你只好与一个本来话不投机的人聊一聊天气、物价之类的大众话题，为了“杀掉”眼前的时间，你只好体贴下情，将就着看某个与你的兴趣和欣赏水平稍稍沾点边或者毫不沾边但不至于让你十分讨厌的节目。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你硬撑着看完一个你并不喜欢的节目，再开始进行频道冲浪时，你发现有一个节目差强人意，但你失望地发现它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刊登电视节目的报纸和刊物就显得相当必要了。电视节目报的出现和繁荣，表明关于信息的信息，即能帮助你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进行选择的信息常常比信息本身更重要。
即使你立志要做大众中的一员，与大路货长相厮守，你也不知不觉地希求稍稍地脱离一下大众，在一大堆大路货中挑肥拣瘦。但电视节目报实际上很难保证你能接收到你希望接收的信息。你知道了你想看的某个节目是在几点几分播出，但你却恰好在这个时候有别的事情要干，比如在这个时候你正好在上班或参加某项社交活动，或者，正当你在看这个节目时，有人给你打来电话，商谈很重要事。总之，即使你知道了有关信息的信息，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可能剥夺你进行选择的机会。于是，录相机在电视时代就显得很有用了。它能将你需要求的信息储存下来，克服你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受的限制。有了录相机，人可以在不少时候把自己从“大众”中抽身出来——你不仅可以不必与“各位观众”同时收看某个你希望看到的节目，而且可以从录相带出租店里选择适合于你自己兴趣和水平的录像带。
录像机的使用者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一种逃避电视的大众性的方式。录相机使你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使你的电视机成为“个人性的电视机”（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然而作为信息的存储器和转换器的录相机消解电视的大众性，助长观众的个人性的能量相当有限。它毕竟是在大众传播的模式下小打小闹。录相带的发行本身是受商业利益的限制的。在录相带出租店里，你发现大量的录相带都是针对大众口味的。制作录相带的公司在生产一种录相带时，必须考虑有多少人可能租借这种录相带。在这一点上，制作录相带的公司与电视台所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商业利益迫使他们都遵守兴趣和口味的最低公倍数原则。你很可能一连跑十家甚至一百家录相带出租店也找不到根据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的录相带，因为实际上没有哪家公司生产过它。在最低公倍数原则下，许许多多高于大众的平均领悟力的作品都被无情地淘汰掉了。与录相机相比，置顶盒在增加电视的个人性方面显示出很大的优势。置顶盒使你仿佛拥有了一份巨大的电视节目报，仿佛把电视台的资料库搬回了家中。你不用再付出从前看电视时必须为电视台付出的劳动——看电视广告。现在你向电视台支付的不是看不见的钱（观众长年累月地收看电视广告实际上是在为电视台工作）而是看得见的钱。电视台实际上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录相带出租店，在这个“店”里，你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展了，你与电视台的关系是双向选择的关系，电视台与你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沟通”的关系而不是传播与被传播、灌输与被灌输的关系。也就是说，电视台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窄播（ｎａｒｒｏｗｃａｓｔｉｎｇ
）而不是广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大众时代的最高阶段－－电视时代里，在大众独裁的总体背景下，大众在悄悄地反叛着媒介的大众性，悄悄地寻找着个人性媒介。而技术，犹其是数字技术，使单向性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传播）逐渐演变为互动性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沟通，交往），尽管这种媒介的民主化运动是在媒介的独裁制之下进行的改良性而非革命性运动，尚不足以动摇大众传媒介时代的垄断性。
１０．２ “广播”与“窄播”
回顾电子媒体的历史，我们发现，技术的力量首先使“窄播”变成了“广播”，最后又使“广播”重新演化成“窄播”。
电影技术大大地削弱了戏剧的势力，它的巨大的复制能力基本上克服了信息的接受者（观众）与发送者（编剧、导演、演员）之间的空间和时间距离，第一次使“窄播”变成了“广播”。而电视又大大削弱了电影的势力，进一步克服了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收者的时空距离，把“广播”模式推向了极端。
体现在电视上的“广播”模式给予人的自由度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自由是面向大数人的“自由”而不是面向于个人的自由，他大大限制和妨碍了个人的自由。
按照吉尔德的说法，个人性媒介与大众性媒介的差异（实际上就是“窄播”与“广播”的羞异）相当于私人小汽车（或出租汽车）与火车、公共汽车的差异。火车和公共汽车使人在空间上拥有了相当大的自由－－它们可以使你快速到达某一目的地。但火车或公共汽车对于它们的乘客来说又意味着明显的不自由，你在搭乘火车或公共汽车时常常感到身不由己。
由于有众多的乘客，它们不可能充分满足每个人特殊要求，每个人的具体要求都潜在地构成对他人要求的限制。相互限制的结果，是每位乘客的要求达成最低限度的一致（这时同样存在着“最低公倍数原则”）。它们要在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发车和停车，这由不得每个乘客来考虑和决定。每一个停车站实际上也都不是任何乘客的目的地，每一个旅客下车后都要继续进行“个人性”旅行，分别到达各自的目的地。而私人小汽车却不同，它的“发车”和“停车”的时间和地点都是个人性的。
这样说来，一台配上了置顶盒的电视能给予你一种类似于驾驶自己的汽车或乘坐出租汽车的自由感。有了它，摆放在我家中的电视不仅在产权的意义上而且似乎在内容上成为了“我的电视”。
１０．３ 置顶盒并没有把“大众视窗”转变成“个人视窗”
置顶盒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电视这种“大众性窗口”（参见第三章 “两种窗口”一节）那种“空有５７个频道，却毫无内容”的品性。但以为只要利用数字技术，就能使电视绝处缝生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尽管数字化技术有极大的潜能，然而它并不能帮助电视摆脱危机。极大的潜能要求有极大的用武之地，而电视能为数字技术提供的用武之地太狭窄了。电视产业在利用数字技术后，可能使电视有暂时的起色，但终究是权宜性和短视性的。这种技术思路说到底是让数字化技术戴着铁链跳舞。
事实上，数字技术不仅不能使电视“重振河山”，而且它也不会自甘与电视划界而治，共存共荣；它将彻底取代电视在媒介产业中占据统治地位。电视时代在媒介史上将是一个强大而又短命的王朝。
格鲁夫对于置顶盒技术的致命弱点的看法（参见第一章 “永久的青春期”一节）并非一家之言。置顶盒技术是对于数字（电脑）技术的简单运用，与早已存在用数字技术来增强各种机器（汽车、洗衣机、微波炉等）的性能的技术思路并无二致。糟糕的是，这种技术在克服电视原有的垄断性、独裁性时，又制造了新的垄断性。
首先是电脑黑客们极力消解的信息的垄断。置顶盒是一种功能相当片面的电脑，一种不合格的电脑，就像全自动洗衣机上安装的功能极其单一的所谓“微电脑”。借助于它，你每一次只能进入一家电视台的资料（信息）库，尽管这个资料库里储存的信息远多于任何一家录相带出租店，但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相比，它不仅储存的信息少得可怜（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使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都属于你），而且品种单一（基本上仅限于音像资料）。
实际上，为了招徕观众，电视台在置顶盒被发明出来之前就设立了一些带有一点交互性、参与性、个人性色彩的节目，如“观众点播”、“请您参与”之类的节目。“观众点播”节目让观众稍稍感到电视台不是平均化大众口味的电视台，而是“我自己的”电视台。
然而由于电视说到底是一种大众化视窗而不是个人化视窗（一个观众如果想电视台播出自己点播的节目，就必须使自己的口味尽可能贴近大众的口味）。受中心化机构（电视台）控制的电视要想成为个人化视窗，如同一个人抓住自己的头发使自己离开地面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
置顶盒使你能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点播你希望看到的节目。有了置顶盒，你的电视机上播出的内容与邻居家的电视机播出的内容常常不一样了。“各位观众”再也不会在在一天当中为前一天晚上播出的那一集电视剧结尾处留下的悬念而牵肠挂肚，也不用担心有什么偶然的原因使自己借过某个精采的节目和片断。
但这并不表示置顶盒能使电视这一大众视窗变成个人视窗。
这首先是因为置顶盒从一开始就是一道关卡，一个“收费亭”。
置顶盒为改变电视的大众性在技术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但同时它又给电视台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如果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要求来选择节目的话，那么电视台将失去自己的“金矿”－－“黄金时间”（ｐｒｉｍｅ ｔｉｍｅ）。电视台在“黄金时间”里强制性地无偿雇佣大量观众来为电视台工作。然而观众一旦使用置顶盒来点播节目，“黄金时间”就不复存在，因为观众再也不用担心他们会错过自己所关心的节目播出时间，不同的观众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获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举例来说，天气预报节目是所有电视台最及引观众的节目，但假如观众可以通过置顶盒随时获取最新的天气信息的话，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收看天气预报的人数就会大大降低，这个“黄金时间”也随之告吹。
为了弥补失去“黄金时间”所造成的损失，电视台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