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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大海而贴近了他的真正的“自我”－－他与大海结成的完整的“共同体”，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体会到了难以言传的欢乐。
爱默生曾经指出，一个人与一个人的“自我”（或者说一个人的“本身”，一个人只是这个“本身”的虚假的身体）完全是两回事。
每个人本来都是一个潜在的巨人，但常常表现为一个侏儒，每个人都是一个国王，可是他忘记了自己作为国王的身份，终年流浪在自己的王国之外。一个人与他的“自我”的关系，如同陆地上的水与大海的关系。他始终滞留在一个浅陋、狭窄的地方，忘记了大海才是他的家园。爱默生把人的“自我”称为一个人的“内在的海洋”。许许多多的人活着，是在与他的“内在的海洋”遥遥相隔的情况下活着，以致于根本不知道这个“内在的海洋”的存在。人只有只身面对自然（他称之为“自我依靠”），他才能不受干扰地与自然进行交往。
通过回到本来与人是一体却与人分离了的外在的“自然”而回到内在的“自然”，即“本性”（“自然”与“本性”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ｎａｔｕｒｅ），而这正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体”。
人能否回到这个共同体，关键在于人是否能孤身一个地与自然交往。孤身一人不是自绝于人群，而是以适当的方式（即迂回的方式）走向人群。只有远离人群才能走向人群－－当每一个人都回到他们共有的“自然”、“本性”、“内在的海洋”时，他们就真正融会、聚集在一起了，成为真正的知音，真正的兄弟。反过来，日常生活中的那种凑热闹式的交往只是在搁置、延误真正的交往，一种虚假的、浮皮潦草的、同床异梦式的“交往”。
在数字时代里，电脑在很大程度成为人生存其中的世界，人与世界的交往、共在也就是人（脑）与电脑在亲密的交往中不断拓展对方，不断向对方展现为“海”并交融在一起的过程。
六
麦克卢汉把媒介区分为“热媒介”（ｈｏｔ ｍｅｄｉａ）和“凉媒介”（ｃｏｏｌｍｅｄｉａ）。如果一种媒介所传输讯息的内容一目了然、无需深切参与，那么它就是“热媒介”，反之，就是“凉媒介”。简单地说，“热媒介”就是供人看热闹的媒介，而“凉媒介”就是供人看门道的媒介。比如电视就是一种热媒介，而网络化的个人电脑就是一种凉媒介。
在当今的英语口语中，ｃｏｏｌ 是一个含义微妙的词。它的含义与汉语口语中的“来劲”一词有些相近。在英语世界，人们（主要是年轻人）常常用ｈｏｔ（热、火爆）来表示“来劲”的意思，但近三四十年来，人们逐渐用ｈｏｔ的反义词 ｃｏｏｌ（凉、冷静）来表示这个意思。当美国人对一个东西说“ｈｏｗｃｏｏｌ！”时，他是在说这个东西真吸引人而不是相反。香港人将ｃｏｏｌ一词音意两全地译成“酷”，实在一个很巧妙泽法。在汉语中，“酷”既可用来指“热”（如“酷热”、“酷暑”），又可用来指“冷”（“酷寒”，“冷酷”），与 ｃｏｏｌ 的含义很相近。“酷”的基本含义是“在程度上很深的”、“后劲很足的”，而不是“泛泛的”，“一般化的”。热媒介与凉媒介的差别关键在于它所提拱的“讯息”的深度的差异，以及与之相应的讯息接受者的参与程度。这两种媒介意味着两种正相对立的交往方式－－寻求广度的交往方式与寻求深度的交往方式，或者说大众化的交往方式与个人化的交往方式。
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这样一段语：
托马斯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同一个女人做爱和同一个女人睡觉是两种不同的情感体验，不仅彼此相异而且绝然对立。在交媾的欲望（一种在数量上延伸到无限的欲望）中是感受不到爱的，只有在对于同床共枕的欲望（一种仅限于对一个女人的欲望）中才能感受到爱。
借用我们前面的话来说，“做爱”是一种很“热”的，无需深度参与的交往方式，而“睡觉”是一种很“凉”（“酷”），寻求深度共享的交往方式。在昆德拉的这部小说中，托马斯经历了从与二百多个女人的“性友谊”到与一个女人（特丽莎）结婚的过程，即从轻松到沉重的情感历程。前一个阶段是他的大众化交往阶段，而后一个阶段是他的个人化交往阶段。二百多个性伙伴是他作为海滨旅游胜地的“大海”，在她们面前，他是一个浪漫的、轻松自在的观光客，而特丽莎独属于他的真实的“大海”，在特丽莎面前，他是一个无浪漫和轻松可言的“渔夫”。
在数字时代来临的时代，人类的交往史也将发生与托马斯的“交往史”相似的变化。人类将逐渐告别各式各样的“没有围墙的妓院”而回到家中，或者说将使被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化媒介变成“没有围墙的妓院”的家重新成为家。人类将告别大众化的“大海”而回到个人化的“海”即个人电脑。数字化技术革命首先导致的是媒介的革命，进而导致一场文化的革命。
麦克卢汉首创了“地球村”（ｇｌｏｂ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的说法，如今这一说法已成为一个滥而俗，令人耳熟到了有些刺耳的程度，然而这一概论的真正含义却很少被提及（这是大众时代的必然结果）。“地球村”概念的主要含义不是指发达的传播（交通）媒介使地球变小（像一个村庄），而是指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和文化形态的重大变化。交通工具的发达曾经使地球上的原有“村落”（ｔｒｉｂｅ）都市化（村落即使存在，也失去自足性，它只是作为城市的附庸而存在），即“非村落化”（ｄｅｔｒｉｂａｌｉｚｅ），人与人的交往直接的、口语化交往变成了非直接的、文字化交往，人与人的直接交往被迫中断。而电子媒介又实施着反都市化，即“重新村落化”（ｒｅｔｒｉｂａｌｉｚｅ），消除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消解城市的集权，使人在交往方式上重新回到个人对个人的交往。
麦克卢汉的理论风行于六七十年代，后来倍受冷落甚至嘲笑，原因在于人们发现以电视为代表“电子媒”在消除中心（城市）与边缘（乡村）的空间距离时，反而加剧了都市化的进程，电子媒介不仅没有消解中心，反而强化了中心化机构（比如电视台）的集权和垄断。
地球虽然变小了，但它只能称为“地球城”而不是“地球村”麦克卢汉的预言对了，但他错置了他的预言。进入九十年代，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人们发现，真正作为“凉媒介”（麦氏错误地以为电视是一种凉媒介）的“电子媒介”出现了。网络化的个人电脑正在以不可抵挡的势头摧毁着大众传播媒介造就的中心－边缘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在信息和文化上的垄断和独裁。这正好是一个“重新村落化”的过程。只有在数字时代里，地球才真正成为一个既大又小的村落。用尼葛洛庞蒂的话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沙皇退位，个人抬头”，“消解中心主义”（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大众文化行将就木，民间文化和村落文化再生的时代。
本书的中心话题以网络化个人电脑为标志的数字时代（相对于大众传媒时代）里人的交往方式，人的文化气质，快乐体验类型将发生的革命，以及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
从上文中，我们已经约略地知道了这场革命的来由和契机，这场革命的正当性依据。人类的近代史是一个各种革命频仍的时代。
人类越来越意识到，革命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革命并不必然（至少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必然）意味着福音，革命之后常常出现失望甚至绝望、疲倦甚至休克。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这场革命已经来临，也许它不会造成“流血”，但肯定要造成“流泪”。所以，弄清革命的“来龙”是重要的，但弄清它的去脉也许更重要的。我无意充当数字时代的“福音传道士”，更无意充当未卜先知的预言家，然而我们应当承认，人类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未卜先知”的，因为人类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早已注定的，我们可以成功地摆脱某些当下的生存困境，但人类最根本的生存境遇是难以超越的，如同我们难以超越我们的皮肤。总有一个“末日审判”在等待着我们，无论我们现在是如何春风得意马蹄疾还是凄凄惨惨戚戚，都不能实质性地影响这个末日审判。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末日审判并不是将来某个时候，而是时时刻刻盘桓在我们的眼前，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当然我们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们终究是人而不是神。真正的奇迹早已发生过了，就在这个世界创生之初。与这个奇迹相比，人类拥有的和将要拥有的一切技能，无论它们是多么
新奇，都算不得什么奇迹，甚至很可能是滑稽可笑的。如果我们因种种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而“得志便猖狂”，我们就是在匆匆忙忙地奔赴深渊。
在电脑这个数字化海洋中，可能有很多我们孜孜以求的东西。以“网络就是计算机”为口号的“太阳”公司在一家著名的电脑刊物上打出了一则醒目的广告：在一台Ｓｕｎ
Ｅ４５０ 工作组服务器上方，分别垂直排列着三样诱人的东西：一块三明治面包，一堆金条，一个穿着泳装、戴着墨镜、斜躺在气垫上的金发美女，另外还有这样的广告词：“阳光、沙滩、蓝天、白云，一切美好又将重新回到你的身边。”这则中西合璧（它让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黄金屋”、“颜如玉”之类的佳话）的广告似乎是在向人们许诺着天堂（这样的天堂又让我们想起了“海滨旅游胜地”）。应该说通过“就是计算机”的“网络”，我们的确可能进入这样的天堂。
谈到天堂，我想起一个曾在中世纪争论了许久的既粗俗又深刻的问题：“天堂里倒底有没有厕所？”（或者说“上帝和天使们到底有没有大便？”）。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围绕着“大便”这个不堪入耳的话题大做文章，而且做得相当精采。
对于关心数字时代人的命运这个重大问题的人来说，这个不堪入耳的话题也许是难以回避的。我们只有让这个话题“入耳”，才有可能清醒地而不是猖狂地航行在“大海”上。毕竟，我们是“不情愿让海水给淹死”的。
第一部分 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