ａｌｅｃｔ，即“方言”，一个是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即对话，由此我们也可以约略地知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含有“语言”、“说话”的意思）当成了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规律。从此以后，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家们都在作为带着描述客观世界图景的哲学冲动来谈“辩证法”，坚定不移地把“语言的牢房”当作自己的家。
一直到了１９世纪末以后，西方哲学界有一批有神学和解经学背景的人，才开始意识到关于人的生存状况的信息与客观世界的结构、性质是两回事，“存在”（ｂｅｉｎｇ）不同于“存在者”，“存在”只是一种属人的状态，与客观世界本身不是同一回事。谈到集巫术性、哲学性和数学性于一身的《易经》，我们不能不想起一派哲学——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的哲学。他是一位哲学家、数学家，更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为自己和门徒设立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禁忌，比如“不要用刀子拔火”，“不要在指环上刻神像”，“不要坐在斗上”，“不要朝太阳小便”，“屋子里不要有燕子”，等等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他具有强烈的吉凶观念。他认为，“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整个有规定的宇宙的组织，就是数以及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数“乃是一切自然中的最先者；因此他们把数看成一切事物的元素，把整个宇宙当作一个和谐与数。”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思想中有一种与《易经》相当相通的思想成份。他认为，“万物的始基是‘一元’。从‘一元’产生出‘二元’，‘二元’是从属于‘一元’的不定的质料，‘一元’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元’与不定的‘二元’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目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平面；从平面产生出立体；从立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物体，产生出四种元素：水、火、土、空气。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他的学派的另外一些人还拟定了有限与无限、奇与偶、一与多、阳与阴、明与暗、静与动善与恶等十个始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毕达哥拉斯及其门徒同样是把一种具有二进制色彩的“数字”当成了构造世界的基本元素，站在巫术、哲学、数学的混合立场来破解世界的密码，进而掌握关于吉凶的信息。进而我们了可以说，他把我们希望得到的关于生存境遇的信息当成了世界的统一图式。今天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出这种误解的实质是什么－－他们把由比特（二进制数字）构造出来的“世界”与由原子构成的世界当成了同一回事。
１６．４ 二进制与两个世界
比特与原子的差别看似一个刚刚的出现的话题，实际上数字与原子对于世界的意义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它一直困挠着从古自今的思想家。
在毕达哥拉斯出现后一百多年，有一位名叫德谟克里特的希腊人提出了一种与自毕达哥拉斯以来的哲学完全不同的世界图式论。他认为世界是由两种东西构成的：一种是人的肉眼不能看见的小得不可再分的单位，一种是什么都不存在的空间。他把前一种东西称为“原子”，把后一种东西称为“虚空”。世界上的万事成物都不过是由这些原子以不同的比例集结而成的。又大约过了三百年，在古罗马出现了一位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他在他的长诗《物性论》中对德谟克里特的观点进行了阐释和发挥。他认为，世界是由一种小得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组成的，他把这种东西称为“原子”。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一种他称为“虚空”（有时也称之为“无”）的东西，它是原子运动的场所。原子是有重量的，而虚空是没有重量的。原子与虚空缺一不可，如果没有虚空，世界就会是极度板结，混沌一片，了无分别的。世界不是从“无”中生出来的“有”，而是由“有”（原子）与“无”（虚空）以不同比例搭配而成的。
这种如今在我们看来是相当粗糙的“原子论”的出现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他开辟了一种对于观察世界的新的眼光－－把世界归结为一种最小物质，而不是归结为一种神秘的数字。
自毕达哥拉斯以来的哲学是一种巫术与数学的混合，总是把有形世界归结为一种非物质性的数。而德谟克里特和卢克莱修的“原子论”却把世界归结为一种物质性的最小单位。人之所以看不到这种作为世界始基的最小单位，是因为它太小而不是因为它是非物质性的神秘的“数”。这种“物性论”形态的“哲学”是一种最初的物理学。它是对以原始宗教、巫术、数学为背景的“元物理学”（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即通常翻译为“形而上学”）的反动。它拒绝从“数字性”的立场，即具有二进制数字色彩的关于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立场来观察、描述客观世界，而是从“物性”，即原子性的立场来构筑关于世界的图景。原子论把数字性的“无”（“０状态”）还原为物质性的“虚空”，把数字性的“有”（“１状态”）还原为物质性的“原子”。它开辟了近代物理学的先河，使人对于世界客观规律的探索不致于在巫术性的神秘主义数学观念（唯心论的辩证法）支配下半途而废。而中国之所以没能产生真正的自然科学，是因为中国的知识人一直没能像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修那样，排除基于巫术性二进制数学立场来看世界的立场，一直没能从物性论、原子论的角度来探索世界的规律，沉溺于作为典型的伪科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二进制数字（比特）是一种根本不适合于原子世界的数字，它是自然科学的大敌。
到了今天，人们才意识到二进制数字对于原子世界的不适用性，同时更清楚地看到了它的用武之地在何处。因为人类在今天已经拥有了两种不同的科学－－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它们分别是关于以原子为基本单位的世界和以比特为“基本粒子”的世界的科学。
世界的“轻”与“重”
在《数字化生存》中，尼葛洛庞蒂反复强调原子与比特的差别。但在我看来，深刻、准确地阐述了原子世界与比特世界的差别的并不是尼葛洛庞蒂这位数字技术专家，而是一位早在１９８５年就逝世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说，原子是有重量的，我们不得不带着这种重量来生存、活动。我们要传递一种东西（包括我们自己的走动－－一把自己从一处“传递”到另一处），我们首先要以某种方式克服原子的重量。
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并非每一种东西都是有重量的。有一些东西，我们要获取它或传递它，无需受到重量的拖累和时间、空间距离的拖累。尽管我们有沉重的肉身，但我们可以从这肉身中抽身出来，以另一种方式去触及我们想触及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也可以不受时空和重量的限制，比风还迅速、还无形无碍地来到我们面前。你也许会问，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神秘的东西呢？其实这种东西一点也不神秘，我们每一天都在接触它。中国唐代的诗人李商隐在他的的名句“身无彩凤生双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中已经不自觉地揭示出它的存在。这是一种可以克服空间距离（无需生出翅膀从此地飞到彼地）在心与心之间传递的东西。
这种东西就是心与心之间传递的“信息”。卡尔维诺对它进行了诗化的描述：
在敏感的心灵和智慧之间，在情感与理智之间，在目光与声音之间移动的难以觉察的实体。总之，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注意到三个特征：一、极度轻微；二、不断地运动；三、是一种信息的矢量。
世界既以它的“重”（重量）作用于我们－－这种作用常常表现为限制和摆布，也以它的“轻”（与重量无关的状态）作用于我们－－这种作用常常表现为给予我们以不同程度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既生活在原子构成的世界中，也生活在由一种没有重量的东西构成的世界之中。一块石头是完全受制于世界的“重”的，它与世界的“轻”或者说与“轻”的世界没有任何关联。植物也基本上是生活在“重”的世界中，它们对于“轻”，即来自它们生存环境中的信息几乎没有感应。（当然有少数植物，如含羞草，对某种信息有某种感应，有植物学家通过实验发现，有些植物对音乐有轻微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很难与物理性反应－－如对声波的反应区别开来。）动物按其等级的差异，对世界的“轻”有程度不一的反应。当然，只有最高级的动物（人）才最大程度地生活在“轻”的世界中，即最自由地（虽然自由总是有限度的）生活在重的世界中。以致于有人把人定义为“信息的动物”。
只有“重”才是原子和由原子构成的世界的固有属性，“轻”不是世界的客观、固有的属性。世界的“轻”或“轻”的世界是因为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如果人从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世界的“重”，即世界的“物性”仍然存在，而世界的“轻”或“轻”的世界连同人一起消失了。与世界的“轻”打交道的器官其实是创造出世界和人自身的“轻”的器官。一般说来，人的此类器官少一种，比如他失去了视觉或者听觉，来自世界的“重”对他来说也就加重一层，他就会感到自己更加笨重。相反，人的此类器官和机能的“延伸”、扩张，就意味着世界的“重”的程度（即重对于人的约束、拖累）的减少，人的身体也相应变得更加“轻”。“轻”与“重”就是这样呈此消彼涨之势。但这并不是说世界的“重”真的减少了，而是说人在某个领域里使世界和人自身的“重”对人来说在意义上变得“无足轻重”了。
人的体力是人拥有的一种克服世界和人自身之“重”的能力－－使具有重量的外物和我们自己的身体发生位移。但这种能力给予人的自由度远不及许多动物凭自身的体力和体能而获得的自由度。就此而言，人是自然界中相当笨重、鲁钝的物种。但人拥有使世界在自己面前失重的能力，即感知世界、使世界不是作为原子性的存在，而是作为无重量的信息而存在的能力，也就是将“物性”信息化的能力。实际上，人类的求知活动都是这种信息化活动。
第十七章 反抗沉重
１７．１ “曹冲称象”的启示
这里，我想通过对众所周知的“曹冲称象”的故事的分析，来说明“信息化”活动的实质。
听完曹冲称象的故事，我们都会觉得曹冲聪明。那么他到底聪明在哪儿呢？我们说，他的聪明就在于他具有将“物性”（即重量）转化为信息的能力，也就是将世界的“重”转化成“轻”的状态。
按照一般人遵循的线性思维的方式，想办法称那头大象就是想办法把大象抬起来，只要能克服大象的重量，就万事大吉了；反之，要知道这个庞然大物的重量就不可能。但另一种思路是，称大象不过是想办法知道他多少斤而已，即知道关于它的重量的信息。将物性（重）信息化，主要表现在与事物的“物性”（重）作非正面的接触。信息永远在物性的侧面。人的信息化能力，说到底一种在拈轻怕重的本性驱使下的避重就轻的智慧。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