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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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 第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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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只拥有一种极其片面的力量--力大无比又常常大而无当。他的力量能克服“重”,对于“轻”却完全失效。他是与柏修斯完全不同的“英难”。在卡尔维诺看来,“因为穿了长有翅膀的鞋而善飞翔”的柏修斯象征着一种健全的力量--既能克服“重”又能克服“轻”,使“重”和“轻”成为相互克制、相互为用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飞翔”中最能体现出来--光有“重”和光有“轻”都不能飞翔。

    生活在一个由原子构成,“重”的力量时时刻刻威胁着人的世界里,合宜的态度当然不是逃避“重”,而是以迂回的方法来克服、战胜“重”。卡尔维诺看到,“柏修斯的力量一向在于他能做到不去直接观看,而不是在于他拒斥他命定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他承担着现实,将其作为自己的一项特殊负荷来接受。”

    人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轻”的世界,不是为了逃避我们眼前这个“重”的世界,而是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被这个“重”的世界同化为寸步难移、没有感觉的石头之身。“只要人性受到沉重造成的奴役,我想我就应该像柏修斯那样地飞入另外一种空间里去。我指的不是逃进梦境或者非理性中去。我指的是我必须是我必须改变我的方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的方式。我所寻求的轻捷的形象,不应该被现在与未来的现实景象消溶,像梦一样消失……”

    在一个“轻”的世界里,我们的确变得轻了。但这“轻”应该只是一种否定意义的轻,即与“笨重”相对意义上的“轻”,“失重”只意味着“失去笨重”。这种“轻”意味着像鲲鹏那样展翅一飞九万里的自由状态,而不是象一根羽毛一样随风而逝。卡尔维诺提醒人们要特别注意瓦勒里的话说:“我们应该像一只鸟儿一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

    所以说,“轻”的意义并不总是积极的,正如“重”的意义并不总是消极的一样。甚至在日常语言中,在“驾轻就熟”、“身轻若燕”之外,“轻”这个字常常与负面的意义相关联:“轻薄”、“轻浮”、“轻蔑”、“轻于鸿毛”……而“重”这个字常常与正面的意义相关联:“稳重”、“厚重”、“重大”、“看重”、“重于泰山……。人从来都受到“重”和“轻”的双重威胁——人既有变成石头的危险,又有变成羽毛的危险。石头所处的状态与羽毛所处的状态在本质上是同一种状态--身不由己,全然失去自由。只不过前者是全然的静止中失去自由,后者在完全居无定所中失去自由。自由的状态是同时包含着轻与重,轻与重相互谐调的状态,而“飞翔”的状态是这种状态的最好的象征。那么在赛柏空间里我们会是怎样的?--我们是自由地飞翔还是随风而逝?没有重量的比特是否会使我们也变得“无足轻重”?在赛柏空间里,是否会出现一派“疯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的局面?看似神话般的时代的数字时代是否可能是一个充满滑稽意味,让人类都变成事奉电脑、被电脑玩耍的弄臣、小丑的时代?是否可能是一个充斥着刚开始让人惊叹,很快又令人失望的诸种奇迹的时代?

    这一切取决于人如何能反抗比特的“暴政”——将我们的生存状态变得过分的“轻”。

    即反抗“数字化存在”(digital being,即通常所译的“数字化生存”)中“不可承受的轻”。

    的确,在数字时代里,昆德拉所提出的“存在中不可承受之轻”(theunbearablelightness of being)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因为数字(比特)是在人类乞今为止的历史中最能给人带来“辉煌的轻松”的东西。

    在以《存在中不可承受之轻》中,昆德拉这样写道:

    如果永恒轮回是最沉重的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的辉煌的轻松,来与之抗衡。

    可是,重(heaviness)便真的的悲惨,而轻(lightness)便真的辉煌吗?

    最沉重的负担压得我们崩溃了,沉没了,将我们钉在地上。可是每一个时代的爱情诗篇里,女人总渴望被压在男人的身体之下。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重,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人们就变得越是实在和真实。

    相反,全然没有负担,人就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飘飞起来,远离大地(earth)和他的血肉之躯的状态(earthly being),变得亦真亦幻,他的运动状态变得自由,因而也变得毫无意义。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重还是轻?昆德拉提到了关于两种关于“轻”与“重”关系的观点。一种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观点是:“轻为积极,重为消极。”另一种是贝多芬的观点。“与巴门尼德不同,贝多芬显然视沉重为一种积极的东西。……必然性,重,价值,这三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唯有必然性,方能有重;而一个东西唯有是重的,方能有价值。”

    昆德拉显然趋向于后一种观点:“我们相信正是人能像阿特拉斯(Atlas,希腊神话中受罚以双肩掮天的巨人——引者)承受(bear)他的命运,人的伟大方能勃发出来。贝多芬的英雄就是一个举起形而上的重负的人(a lifter of metaphysical weights)。”与阿特拉斯和贝多芬的英雄相反的,是不承担重负,极度轻松、自在地生活着的人。昆德拉用一个德语词——kitsch——来描述这种人的生存状态。kitsch 一词本义指投大众之所好的审美风格,但昆德拉赋予了它更深的哲学内涵:人对于以一种想当然的、不假思索的、“随和”的态度来看待世界和人的状况,无视世界和人的负面的价值和丑恶的因素(比如再“伟大”、再“美丽”的人身上都免不了有卑污、丑恶的东西--大便),自欺欺人地勾画出一个轻松、美好的生活图景,在这种自欺状态中自得其乐。总之,kitsch 就是否认这个世界中“重”的存在,无条件地承认现状态的合理性,自欺地,轻松自在地生活。基于昆德拉的界定,我们把kitsch这个词翻译成“随俗”。在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都能看到“随俗”。随俗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基调,这种基调渗透在人们的衣食住行的行为中,渗透在一切语言、思想、情感中,包括一切抵触、厌恶“俗”的语言、思想、情感中。俗是一种无形却能感受到——如气和风——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说“俗气”、“风俗”。一有风吹来,草在摇摆——而且是一起摇摆,水面荡起波浪——而且到处都是波浪,尘土在飞扬——而且是漫天飞扬。同样的现象在社会中屡见不鲜,昆德拉把游行作为典型的“随俗”现象,人们在一种像大风一样无形而强劲的力量的驱使下向同一个方向“自由地”走动,以同一种声调“自由地”呼喊,脸上露出同一种获得自由、获得解放的表情。

    此时的人,如同羽毛,如同尘土,“全然没有负担”,“变得比大气还轻”,“高高地飘飞起来,远离大地和他的身肉之躯的状态,变得亦真亦幻,他的运动状态变得自由,因而也变得毫无意义”。看得出,“随俗”(或曰“随风而逝”,或曰“飘”)的现象之所以随处可见,是因为“轻”(或曰“轻松”)的状态是人们的常态。“俗态”实质上是一种“轻”的状态,一种体现在一切行为、语言、思想中的水性杨花的状态,哪怕这些行为、语言、思想有时显得十分稳重、得体、庄严(在一个装腔作势的政客或学者身上常常能见得到)。不同的人(气宇轩昂的人、才华横溢的人、撒泼耍赖的人,等等)以千差万别而本质同一的方式成为“随风舞”的“疯狂柳絮”,“逐水流”的“轻薄桃花”,在“风”和“水”的“暴政”中感到舒舒服服,体会到“自由”和“奔放”。

    “数字化生存”并不意味着福音(如尼葛洛庞蒂所认为的)。相反,如果我们不保持一种清醒和自觉,人类将进入一场永不止息的灾难之中。我们生存的本质(being)将被数字“化”为没有重量的存在,人类(human being)变成“数类”(digital being)。我们将被数字时代的强劲的“风”吹起,四处飘荡,永无定所。我们将不得不“随”赛柏空间之“俗”,在这个没有引力的空间里变得无足轻重。

    人类在数字时代的命运令人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安提亚斯故事。安提亚斯几乎所向无敌,然而它的力量来自于他的母亲——地神盖娅。一旦离开大地,他就不堪一击。他的对手正是利用他的这个特点战胜了他——巧妙地将他引向空中,紧紧地“拥抱”他,使他窒息而死。

    现在我们时时听到“拥抱数字时代”的呼声。“拥抱”是相互的。安提亚斯的故事让我们想到:数字时代会不会是一个暗藏杀机的时代?它是否欺骗性地使我们“飞”到空中,用“拥抱”的方式将我们活活勒死?如是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拒绝离开大地(earth),恪守我们的“血肉之躯的本质”(earthly being),拒绝“数字化生存(本质)”(digitalbeing),在一个数字统治的时代,维护我们的“原子化状态”(atomicbeing),保持我们的“重”--“持重”,捍卫我们的笨拙--“守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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