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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坚信，世贸组织的机制一定会促进中国企业的重建和改革。他认为基于市场的竞争压力一定能够比中央的计划性指令使中国的企业成长得更好。他确实是对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关税的降低成为提升国有企业效益的动力，使它们发展成日益强大的出口机器。8米8花8书8库8 ；http：//__
朱镕基并不惧怕辩论。从2000年起，他在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的那个周末，召开一年一度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那是高级政府官员与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团的高层次交流会。他以此来提醒国务院的部长们对于自身作为政策制定者的职责要严肃、认真。很快，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经常对中国的政策战略提出异议的地方。
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朱镕基的确给中国带来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秉承着邓小平的理念，朱镕基将其发展为了可行并极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光鲜的表面下却潜藏着一些问题。朱镕基的改革给作为终端生产者的中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仿佛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增长，并且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从未有过的高速增长。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以生产为中心的增长策略所衍生出的失衡，而这种失衡最终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要生存，你需要一个思想体系（1）
比朱镕基大两岁，出生于1926年的格林斯潘，最终被誉为“大师”。在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半中，他是美国的“二把手”。他的言论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市场。
尽管人们就他对美国经济的管理争论不休，他仍可谓是他所在体制的创造者。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战后繁荣开始消退，选民们开始要求出台新方案。这位称自己不过是一个“资深共和党经济学家”的人非常乐意承担这个任务。
格林斯潘开始投身于现在看起来十分晦涩复杂的产业分析中，他的导师是阿瑟·伯恩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20来岁的格林斯潘还在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作为初级经济学家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就职时，伯恩斯是当时美国顶尖的商业分析师。之后他成为在格林斯潘之前的历任美联储主席之一。这两人此后一直很亲近，直到伯恩斯在1987年6月去世。而两个月后，格林斯潘搬入伯恩斯昔日的办公室，成为美联储主席。▲米▲花▲书▲库▲ ；http：//__
格林斯潘并没有取得博士学位，至少在当时没有取得。当他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和哥伦比亚大学两头忙的时候，他开始对美国的重工业感兴趣，并写了很多关于钢铁、汽车、铜、飞机制造以及铝的报告和文章。当时正是美国战后工业即将复兴的绝好时机，他变得非常忙碌，以至于无暇顾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而将成为美国工业的咨询顾问当作自己的使命。
他在顾问生涯期间主要关注微观工业经济分析，而不是宏观经济。但他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华盛顿和华尔街激烈的经济政策争论非常感兴趣，也深深被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所吸引。1967年，他应马丁·安德森之邀加入了尼克松的总统竞选团队。此人原是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窗，后来成为尼克松的首席国内政策顾问。在尼克松胜出后，格林斯潘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待在华盛顿，而他很快便发现了华盛顿环城公路的问题。
1970年，格林斯潘与时任美联储主席、导师伯恩斯的会面让他对公共服务这个更崇高的使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其他很多共和党的朋友像赫伯特·斯坦、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迪克·切尼都已经被提拔为尼克松政府的高级经济政策管理者，但是格林斯潘与伯恩斯的关系明显更为重要。1974年，当伯恩斯给格林斯潘打电话提醒他为国家服务的义务，当时还是一名私营顾问的格林斯潘很难拒绝。他接受了尼克松的任命，但一直到福特上任后才宣誓就职，成为第10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这就是他在政府中漫长而富有威望的职业生涯的开端。他本想“让委员会恢复其经济顾问的角色”，但一上来就碰到了头痛的通货膨胀问题。这位共和党的经济学家不得不开始快速学会如何应对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1976年的总统大选中，福特不敌吉米·卡特，于是，格林斯潘又回到了他依旧非常成功的咨询业。他在卡特总统的任期内离开政界，而在里根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重回政府，但只是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之一。1987年8月，当里根总统任命他接替保罗·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时，一切都改变了。
要生存，你需要一个思想体系（2）
就像朱镕基上任中国总理之后立刻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一样，格林斯潘刚上任便屡遭不顺。就在他宣誓就职成为美联储主席的69天后，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票市场跳水了23％。这位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不得不抛弃在经验和学术中得出的结论，而试图更多地依赖于直觉去平复潜在的混乱。美联储很快承诺向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服务，并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强力向市场注入资金。市场在24小时内开始趋于稳定，格林斯潘和他领导的美联储也获得了金融市场和政界的称赞。这就是迈向“格林斯潘看跌期权”这种可预测的保增长应对模式的第一步——美联储的这一系列应对措施旨在为处于危机的市场构筑一道底线，就像看跌期权的作用一样。и米и花и书и库и ；www。7mihua。com
格林斯潘的本能反应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深藏在他痴迷的客观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源头》的作者艾茵·兰德的思想观念中。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就积极参加兰德每周的沙龙。在她于1982年去世前，格林斯潘一直作为她核心圈子的一员与她保持亲近的关系。1974年，当格林斯潘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兰德就与他的母亲一起站在他的身旁。
兰德的哲学将“强调理性、个人主义和开明的利己主义”作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核心思想，并认为这种体系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形式。当格林斯潘还是一位年轻的经验主义者，与她首次接触时，正试图更深层地了解美国的经济。他不认同凯恩斯的新理论，而是在兰德的学说中发现了一些特别之处：这是使市场重焕生机，并为他的数据搜集提供框架的一套哲学理论。在面对如1987年10月这等规模的严重市场失灵时，格林斯潘的本能反应就来源于深入其骨髓的自由放任的客观主义学家的思想理念。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建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股票市场自由运行的功能。
格林斯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空想家。他把在其长达20年的经济顾问工作中积累的分析能力和经验带到美联储主席的工作中来。尽管如此，他还是需要完成从微观到宏观的艰难的过渡。他试图依靠自己的优势完成这个过渡，尤其利用他对于推动工业活动、技术改革和生产率走势的力量的浓厚兴趣。由于他早先是一位经济顾问，他极有创造性地将一些诸如货车车厢装载量和棉花价格这样的非传统数据源带入了美联储的分析和预测工作中。
但是思想意识还是成为这位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的绊脚石。思想意识最终扭曲了他的分析，也致使他过多地将他自己的哲学理论带入美国货币政策制定中去。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他甚至让自由放任的客观主义理论凌驾于许多久经考验的宏观经济规律之上。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他更改自己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股市的评价。他认为自己在1996年所说的“非理性繁荣”实际上就美国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的突破而言是合理的。随后，他又否定了美国出现全国范围内房地产泡沫的可能性。他认为美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房地产市场，而是由多个地方性的、几乎不相关的房地产市场组成的一个大的集合体。同时，他也毫不担心信贷泡沫，并认为像衍生品和所谓的结构性产品这种本质上为不同金融工具结合体的金融创新是自由市场的天才创新产物，并将轻而易举地消除借贷人之间的风险。
这些新的金融工具的复杂性在格林斯潘看来也没有任何问题。创造这些工具的那些卓越的金融创新可将风险分散至众多的自由市场的参与者们那里，正是这些参与者们为调节严重的金融波动提供了带有缓冲作用的流动性。另外，他认为次级抵押贷款（以下简称“次贷”）可以体现金融新科技是如何更有效地达成使较低收入阶层也能“居者有其屋”的崇高的社会目标的。
要生存，你需要一个思想体系（3）
在这些情况下，对思想意识武断的依赖导致了严重的政策错误。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股市非常不理性，泡沫终于在2000年破灭，几年后房市泡沫和信贷泡沫也相继破灭。金融衍生品市场非但没有在危难中对金融市场起到缓冲作用，反而在2008年年底将其推到毁灭性灾难的边缘。而由于众多低收入的借款人对房屋抵押贷款违约，次贷危机爆发，并铸成美国全国范围内楼市危机和一场前所未有的抵押物强制赎回浪潮的前兆。
问题并不只是泡沫本身：只要有市场，投机泡沫就会存在。回想一下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危机。问题是由于当局者放任泡沫变得如此之大、如此之普遍，最终严重扭曲了美国的实体经济。是泡沫就会破灭，但当其导致已经非常不平衡的经济体中的重要部分的收缩时，后果就非常严重了。2008~2009年美国住宅地产和个人消费方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格林斯潘错误地未能重视这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他深信市场机制最终不会出现问题。在通货膨胀率处于低位的情况下，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仿佛符合国会对物价稳定性的要求，格林斯潘认为他作为政策的制定者，有足够的能力冒险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低失业率。这种观念就是他对货币政策的核心结论：将美联储短期的基准贷款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控制在远低于泡沫市场和经济增长期的应有水平。这位大师最终成为“宽松货币”的代言人。
为什么格林斯潘被指为泡沫破灭和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其实，他给了美国民众他们最想要的东西。而且，政策解药很难用于放慢经济潜在的发展脚步，而是会积极地拥抱一个新经济的希望和梦想。但格林斯潘做得太过分了，他狂热的思想意识让他充当了他本以为可以防止泡沫效应出现的美国经济的啦啦队队长。格林斯潘认为自由市场体系在实行新奇而激动人心的金融创新时失败的可能性很小，人们也无须担心这是否实际上只是与创新无关，并且还将一步步导致金融市场过剩和实体经济严重失衡的虚假金融工程。国会和白宫——更不用说华尔街和缅因街（指普通民众——译者注）——都对此深信不疑。
于是华盛顿、华尔街以及缅因街集体拥抱了能带来经济增长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