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译者注）——都对此深信不疑。
于是华盛顿、华尔街以及缅因街集体拥抱了能带来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新“法宝”。只要通货膨胀率处于低位，金融工程就可以被放任自流，而美联储当然不会阻挡市场的迅猛发展和由其引发的经济飞速增长。曾经警告过人们“非理性繁荣”的小心谨慎的格林斯潘，现在却成为带领美国冲向虚假繁荣的政治经济学首领。美联储前主席小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曾经自嘲：“工作就是在宴会刚开始的时候把大酒杯收走。”而格林斯潘反而加大酒精度，并一直往杯子里面倒酒。
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以来一再出现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对格林斯潘崇高的思想观念的实践有了一些其他看法。在某些方面，他所做的显然没有他不作为的多。他本可以刺破泡沫，放缓经济的发展，从而防止危机和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经济危机后美国脆弱的经济状况揭露了他错误的经济政策所付出的代价。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就算有金融创新和技术革新的辅助，经济增长也是没有神奇捷径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允许出于对经济增长的渴求去实施太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而这一渴求正是由思想意识所激发的。当被要求向国会解释由他领导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他承认他“震惊地”发现自己想当然地认为“自利性”可以在重大问题爆发时使信贷机构幸免于难。这位大师的过错更多地在于其思想意识而不是其本身。他并不承认在他领导下的美联储犯了任何错误。
客观主义最终还是没有带给格林斯潘他想要得到的结果，但他并没有摒弃他的核心价值主张。2008年年底，当经济危机仍在蔓延时，他依然在国会面前坚持认为“要生存，你需要一个思想体系”。尼禄（古罗马皇帝，以疯狂和顽固出名——译者注）也不可能比这说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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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到宏观的飞跃（1）
格林斯潘和朱镕基的经济管理工作对经济政策的艺术性与实践性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他们二人在各自的经济体制内都对自己工作的微观方面很精通：格林斯潘是美国重工业行业的顾问，而朱镕基则是拥有许多专业知识的中央规划者。他们两人都没有作为宏观经济从业者的丰富经验，但这正是总理和美联储主席的工作职责所要求的。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鸿沟一直以来就使经济专业人士感到头疼。微观经济学更像是一门可以用精巧的数学模型描绘的科学；而宏观经济更像一门艺术，用数学表现，却时常陷入危险的回归假设当中。后者的关键点在于，对于一个公司有意义的规律是否同样适用于所有公司？或者说对于一个顾客言之有理的情况是否可以推广到国民范围都适用的层面上？
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对朱镕基和格林斯潘来说都不容易。中国的中央规划机构对产业有足够的专业技能支持，而且对于产业之间的交易与发货有着良好的信息渠道，但是这些优势并没有有效地解决综合国民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中国数据信息采集系统的设计也不便于得出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数值，而这两者正好是经济结构和经济数据的来源，也是宏观经济政策规划的重要依据。中国没有中央的预算管理机构：每一个部门（教育、国防、交通、住房建设等）都各自为政，而且中央政府税收（主要是消费税和关税）和省级地方政府税收（主要是不动产和其他财产税）的征税功能也被分割开来。同样，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在1998年朱镕基准备出任总理的时候才刚刚成立。
换句话说，在朱镕基接管中国经济的时候，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大宏观经济管理的支柱几乎不曾建立。加上经济体系监管的不完善，可以说在当时，人们根本无从知晓中国经济真正的运转情况，更不用说政策的调整对各重要部门的影响了。当中国的混合型经济形成，富有生机的私营企业与更庞大的国有企业一同快速发展起来时，这些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大家都想知道这样的混合经济将如何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一直在盲目地快速前行。
幸运的是，中国当局的直觉拯救了中国。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就是一个重要而恰当的例子。那同时也是朱镕基成为宏观决策者之后面对的首次挑战。朱镕基立刻意识到中国这种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在外部需求突然下降时是多么不堪一击，这种情况正是由1998年年底的危机引发的。同时，他也意识到中国即将面临掉入货币死亡旋涡的风险，正如其他接连发生货币贬值的亚洲经济体。基于这些发现，一项通过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来弥补摇摇欲坠的外部需求的刺激型经济政策和一套通过钉住美元来保值人民币的策略出台。这些相当于是中国领导人在经济上临时发挥的逆经济周期政策，但政策确实起了作用，并且给中国当局上了重要的一课，对于应对未来的危机也极其重要。
而格林斯潘在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中遭遇了其他一系列不同问题。他承认在他从业生涯的早期“很难将经济看作一个整体”，但他“正在越来越了解各个部分的情况和它们是如何相联系的”。然而作为美联储主席，他很快便不得不离开他的熟悉领域。
与朱镕基不同，这位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可以调用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博士，先进的宏观经济预测模型以及与全面、完善的美国经济数据库相连接的分析工具。但是，美联储的分析框架比较信奉那些长久存在的固有模式，最终导致了严重问题。研究人员着重关注当前的分析，也就是在每次政策会议前的几个月中经济的情况，以及这对于评估当下经济走势有何影响。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也固守着由格林斯潘的导师伯恩斯始创的经济周期分析法，其本质就是基于过去的商业循环预测未来的情况。由于这种方法采用了过去与现在对比的做法，它导致富有活力并且快速发展的美国经济在结构和表现上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空间。
从微观到宏观的飞跃（2）
然而，格林斯潘对美联储使用的工具却感到很适应。长久以来，他作为伯恩斯的学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经济周期分析法。同时，美联储职员们固守短期内数据走向的这一倾向也与他担任经济顾问时的做法相一致。格林斯潘对过往的经济史和财政史都有很专业的检视能力，然而在他身为政策决策者的早期，却将这方面的关注点过多地放在了伯恩斯循环模式理论中的美国商业周期上。
由于格林斯潘习惯于从过去的经济周期模式这一角度来审视宏观经济，他忽视了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鲜而又重要的挑战。全球化并不能很好地符合他的理念架构，这使得他未能认清美国经济与别国，特别是与中国经济日益紧密的联系。比方说，当他被要求解释低通货膨胀率时，他忽略了中国廉价的出口商品的因素，而是认为“大稳健”时期的通货膨胀率之所以如此低，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功劳。r米r花r书r库r ；www。7mihua。com
这并不是说格林斯潘缺少求知欲。相反，正如他坚持不懈地探索兰德理论的深层内涵一样，他一直研究美国经济的新发展，尤其是新的信息科技的影响、生产率的变化趋势以及资本市场和美联储政策的联系。然而，这些发展和变化依旧没有对货币政策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每当这时，他总会引用客观主义者的理论：自由放任的市场在辨别这些发展对经济增长、失业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等方面比一群央行行长的圆桌会议要高明得多。
最后要提到的是，格林斯潘身为一位经济管理者，更加依赖于思想理念而不是事实。朱镕基则恰恰相反。沿袭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邓小平理论，实事求是的分析法成为朱镕基理念框架的根本所在。这个根本性的差异在中美下一代政策决策者那里也同样存在。
无路可出（1）
朱镕基与格林斯潘两人的各方面对比揭示了许多关于中美间相互依赖关系的事实。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显然是迥异的：美国典型的市场经济体系与中国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这两种体系对它们各自的政策制定者却有着相似的需求。
当朱镕基和格林斯潘分别掌控各自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时，中美显然在发展上处于两个极端，但两者都遭遇了重大的决策挑战。这位中国新一任总理不得不将这个坚定但模棱两可的有关经济发展的承诺转变为实际行动，而在这个越来越复杂，并且竞争与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的时代，新任美联储主席则不得不积极应对以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是他们共同面临的挑战。。19zs。
在经济管理与政策制定方面，朱镕基与格林斯潘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各自在产业分析的实证中小试牛刀——朱镕基作为核心的规划者，而格林斯潘则作为商业咨询师。他们二人都很善于评估艰难的挑战，并发展在实践性证据中有着牢固基础的那些已成型的策略。但他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思想意识——并不是大家可能会认为的那样。现代中国惊人的发展源自一种对“文革”狂潮的强有力的抵抗。邓小平将这一力量转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信条：改革开放，而朱镕基的卓越贡献则是将这一信条具体化并实施。在执行这一策略时，他不仅很实际也非意识形态地乐意利用市场以及国家导向的政策制定，来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
相反，格林斯潘却是意识形态的忠实追求者。他想要为几乎每一个挑战找到一个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行得通的应对方法。在美联储政策的制定中，他的放任主义思想引起了一种货币宽松的错觉，并最终导致了资产泡沫、储蓄不足、过度借贷以及一波波后泡沫经济的冲击。最终，这位资本家还没有这位社会主义者来得实在。
格林斯潘与朱镕基两人在思想意识上的反差甚至触及两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另一维度——维稳。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对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发展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不可知的。格林斯潘坚信经济的波动是当局决定要完成国会所下达的保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指示而所要承受的后果。而始终坚持监管当局相比市场参与者对经济的泡沫了解得更少的格林斯潘相信在泡沫破灭后，美联储有手段和能力使经济恢复平稳。
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早期，这一切可以说只是基于他自由市场经济的客观主义理论的一种预想。但在2002年，他将一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邀请到美联储董事会，这位教授关于货币政策在解决资产泡沫时所起作用的研究得出了与格林斯潘的理论相似的结论。正如我们马上知晓的那样，本·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