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千斤，那就更是上上之策。所以说美国入侵越南和苏联入侵阿富汗，都是各自的大败笔。在新的武器系统装备下，即双方都具有完全毁灭对方的核武器而同时又没有保障自己不被毁灭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对峙下，两大国直接“热战”的机会比较小，因为凡是有矛盾，一般都可以通过调动、牺牲自己的马前卒——各附庸国的利益而达到平衡。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4）
这一军事挑战最后以戈尔巴乔夫盲动的公开性（Glasnost）和新思维（Perestroika）带来的苏联解体而告结束。当然，冷战中的中苏分裂和中美友好都削弱了苏联的实力，但是只靠军事一条腿，而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苏联的胜算本来就不大。
苏联的麻烦始于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其实经过成本昂贵的军备竞赛，苏联和美国双方的经济资源都消耗很大。这之后的十年，苏联在阿富汗浪费军力和经济资源的同时，美国开始面临来自日本在经济上的强大挑战。美国的汽车工业、电子工业和机械工业，都在日本的竞争下处于劣势。日本人挟高位的楼市和股市，凶猛地出口工业产品和变成巨无霸的各家银行，以一个超级暴发户的姿态在美国展开购买狂潮，将美国的标志性建筑和象征，如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加州的圆石海滩高尔夫球场，以及好莱坞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一扫而空，刺激得美国民间掀起了强烈的反日浪潮。
图14苏联1988年发行的邮票，
左为公开性（Glasnost），右为新思维（Perestroika）
但是，日本对美国的挑战无法带去真正的威胁，因为日本在现实上还是美国的殖民地。一旦美国在苏联陷于阿富汗泥坑后松出一口气，就会立即逼迫日本在对其最为关键的外汇兑换率上做出让步。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后，西方各大央行对日元实行干预，让日本为美国经济衰退买单，使美国的赤字从占GDP 35％的水平降了下来。在短短两年之间，美元兑日元汇率下跌了一半以上。从表面上看，日本的经济实力按美元计，几乎接近美国。但由于货币增长过快，国际游资强进日本的股市和楼市，造成固定资产的泡沫化。到1990年，仅东京都一地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地价总和。最高价的银座，更是卖到150万美金每平方米（约合139美元每平方英尺）。不明就里的日本人民自尊心高涨，觉得自己可以和美国较较劲。于是就有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出书《日本可以说不》，对美国的权威进行挑战。
五
在《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中，两位趾高气扬的作者认为日本应该从商业到外交上都要摆脱美国的控制，寻求独立的国际地位。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深思熟虑的研究成果，而只是两位作者平时作演讲的讲稿集。
石原慎太郎的主要观点是，日本在高科技上，尤其是半导体方面要比美国先进，因此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日本要强硬点，不要老是卑躬屈膝。日本应该用高科技作为一个筹码和美国讨价还价，不惜和政治敌国苏联做交易合作来迫使美国让步。他认为日本应该换掉不会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外交官，改让在商场上打得美国人落花流水的日本企业家参与并主导贸易谈判。他还主张日本结束与美国的安保条约而改由日本自卫队保护自己，这样可以少花钱（因为美国在日本的军事费用由日本政府出）多实效（因为他对美国军队的效率表示怀疑），并且结束日本对美国的依赖。
石原慎太郎还认为美国和基督教传教士实行文化帝国主义，每到一处，就毁灭当地文化，代之以西方文化。并认为美国人充满白人的优越感，自以为现在西方统治世界就不可一世，将来会为此付出代价。有趣的是，他用一种日本人的优越感来攻击美国人的优越感，认为日本工人的教育程度高，竞争力强，而美国工人水平低，产品质量差。甚至日本以前的殖民地如中国台湾和韩国经济也高速增长，而美国以前的殖民地如菲律宾则充满问题。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5）
图15左：1962年《时代》周刊带有松下幸之助肖像的杂志封面
右：1989年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的日本国内版封面
当然石原忘记了一点，台湾地区和韩国，乃至日本都是处于重视教育和提倡勤劳吃苦的中国儒家文化圈内，而菲律宾不是。只不过从他的看法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黄种人和亚洲人对白人世界的欧美人一贯趾高气扬的一种反感。
而盛田昭夫就有些不同。因为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并在纽约住过，所以他对美国企业界的看法还是比较中肯。比如说，他觉得：
——20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商界太热衷于合并和并购这类金钱游戏，而不重视真正的产品创新和制造能力；
——美国企业太重视短期利润而牺牲长期的企业整体生存，比如将制造业移到海外；
——美国公司高层收入太高，对公司伤害大；
——日本公司员工的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亲密，所以总的生产效率要比美国高；
——美国公司在基础研究上比日本强，但是在产品的市场推广上比日本弱。
他还提出一些提高日本国际形象和地位的建议，也许对于今天的中国都具有参考意义：
——美国的反日情绪与日本企业在海外没有和本地人交往成为当地社会的一分子有关；
——日本人需要更多地接受西方文化和语言，以便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不被误解；
——美国对日本的轻视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不利；
——日本需要明白自己世界领袖的角色，做好支持世界经济应尽的责任；
——日本必须帮助亚洲发展，从而确立起日本在亚洲地区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日本需要提供更多的海外援助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领袖。
六
这两位日本精英其实代表了日本两种不同的民间情绪。一种是对日本自身国际和地区角色的反思，希望回归本身的东方文化，并不惜为此与美国发生对抗，从而达到国家人格独立的目的；另一种则是加强向西方靠拢融合，希望在以西方为主的体系中担当更大的领导角色。
笔者在1988年曾听到日本战略界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衰退和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如果日本帮助美国的话，可以把美国的强权延长50年。如果日本帮助中国的话，可以使中国的崛起提前50年。而当时的笔者，认为中国崛起就是50年内的事。看来当时日本学界对美国和日本实力的估计过高，而对中国实力的估计过低。
当然，日本人以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口吻指点江山，论天下大势，是和当时的形势分不开的。那时日本经济如日中天，在世界上光芒四射，无比辉煌。只可惜，当时的日本精英们无法面对的一个历史事实是，每次日本人的风光都来得快，但持续力相当差。当年的大日本帝国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太阳经济帝国也是如此。不知道经历了经济帝国沉没的日本人，是不是长进了些。
最关键的是，石原们忘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日本就算是一个经济大国，也没有强大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实力。正如苏联的军事一条腿不能和美国二分天下一样，只有经济一条腿也是没有资格和美国叫板的。结果到了1989年年底，日本的楼市和股市泡沫爆破，从此日本走进经济萧条中，一直到今天，过了20年仍然没有从谷底中走出来。也许，本为右翼的石原慎太郎今天却仿佛开始亲中，可能是看到日本没有资格对美国说不，而只有中国才可以这样做的缘故吧。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6）
就在日本威胁消除的同年，苏联黯然地从阿富汗撤军，并在短短两年后土崩瓦解。从1991年开始，美国开始了一个短暂的意气风发，一枝独秀，堪称世界唯一超强霸权。那时候，美国的军事实力打遍天下无敌手，将不老实的伊拉克变成了展示美国高科技武器实战表演的舞台，为美国军火商赢得滚滚商机。俄罗斯在美国不怀好意的哈佛休克专家的折腾下，几乎破产。中国的*在1992年艰难地南巡，为停滞不前的经济改革竭尽全力，又转身交代中国的年轻一代领导人要学会韬光养晦、卧薪尝胆。美国的经济也在日本的崩溃下，恢复生机，开始了由互联网商业化带动的创新浪潮。而美国鼓吹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在全球风行，无坚不摧，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末导致了多国的颜色革命。
而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开始成为美国的潜在对手。于是，有几位中国年轻学者仿照日本写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对中国*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过分热衷于西方价值的心态提出批评。当然，和日本学者不同的是，中国说不的资格并不是简单地由几个学者可以决定的，而是由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的普通士兵用生命赢来的。与日本不同的是，日本想说不，却没有这个实力。而中国有说不的能力，但没有做这个选择。
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如日本，军事实力不如俄罗斯，并不是和人叫板的时候。于是中国选择了在政治上和外交上避免与美国对抗，尽一切可能广交朋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七
其实，那几位年轻学者的强烈反美情绪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部分人强烈崇美情绪的一种非理性的反弹。这种反弹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世界许多国家的知识精英阶层。这些精英，或出身权贵，或有机会去美国大学深造，从而对美式生活和美国价值极其推崇，认为学成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可以当政，实践那套价值观。可是他们很快就会发觉和美国外交官、政府官员、企业大亨们打交道时充满屈辱，被傲慢和无礼地对待。然后，其中一些人明白了一个道理：美国和以前的强权一样，都不是好东西！
不要以为在中国骂美国为帝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话说当年亲美的蒋介石，娶了个完全美国化的宋美龄为妻，还被老婆彻底改造成了个基督徒，对美国的*自由充满仰慕之情，但在史迪威事件后，此人也大骂：娘希匹，美国也是个帝国主义。
美国既是一个超级大国，又缺乏文化底蕴，很难不让自己变成骄横跋扈、趾高气扬的“暴发户”。虽然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905—1909年任美国总统，美国对内安抚，对外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领导人。有著名口号：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曾引用西非俗语“手持大棒，说话温和”来描绘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但大多数执行美国旨意的“小暴发户们”，通常就会把意思弄成“手执大棒，恶语相向”。
图161904年的一幅漫画，手持大棒的老罗斯福总统漫步在加勒比海
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几乎全世界的反美情绪都源于对美国全球外交政策的反抗，而不是对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本身的鄙视。处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政府官员和中国知识精英们本来带着一种谦虚的态度，努力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体系学习，渴望走出从前闭关自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