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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并非每个人都能喝半斤白酒，也不是在每个面试场合能够凭着酒量一剑封喉，所以，特长更主要的还是需要在大学期间有意识地进行培养和锻炼。这种培养不能漫天撒网过于随便，必须要有针对性。如果今天去学萨克斯，明天去跳天鹅湖，后天又去摹临王羲之，到头来只会将自己变成一个“四不象”。我老家有这样一句俗语：如果你想抓住满山的麻雀，你就一只也抓不到。
培养特长还需要基于自身特点，不能太过理想化。如果让姚明去跳马，让李小鹏去对抗奥尼尔，不知会是怎样？如果某人五音不全却引吭高歌，或者红绿色盲却沉迷作画，就算他真有一天能够成为第二个帕瓦罗蒂或者梵高，那也绝对是事倍功半的事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四两亦能拨千斤；而选择不适合自己的，千斤未必能拨四两。
很多老师唯一的本事就是误人子弟
五、不逃课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如果你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怀疑是个印刷错误，如果你认为从不逃课是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表现，如果你只是担心老师点名而被迫乖乖地端坐在教室里，又或者你逃课是为了睡懒觉和上网聊天而成为“逃学威龙”，那么，接下来的这道菜你不妨尝一尝。
逃课的三大理由
大学里有一部分同学（尤其是女生）每次上课总是提前坐在了教室前排，记笔记也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工工整整地记录下来。他们认为逃课是不上进的表现，并觉得自己从不逃课的行为难能可贵甚至非常崇高。这种人完全就是在用读中学的思维读大学，能学到的东西恐怕比中学也多不到哪去。什么课都不逃，跟什么课都逃掉没什么两样。
还有一些人属于“逃课游击队”，如果老师和蔼可亲并且从不点名就逃之夭夭，如果老师非常严厉或者每节课都有点名的雅兴，那就成了遵纪守法的一等良民。这种人还停留在“有组织，无纪律”的初级阶段，尚不能变被动为主动，所以无法享受逃课的乐趣。因为逃课缺乏目的性、系统性和主动性，所以很多该逃的课没逃，不该逃的课却逃掉了，得不偿失。
那究竟什么课该逃、什么课不该逃呢？为什么有一些课非逃不可呢？大致说来，逃课的理由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老师水平良莠不齐，很多老师唯一的本事就是误人子弟
美国学者罗尔斯是当代社会学的大师，也是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以《正义论》一书奠定了在当代学术界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中国留学生吴咏慧曾经在哈佛大学听过罗尔斯的课，她在《哈佛琐记》一书中描述了课堂上的情景：“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万丈光芒，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眩眼。”
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罗尔斯教授讲完最后一堂课，谦称课堂所谈全属个人偏见，希望大家能做独立思考，自己下判断。说完之后，罗尔斯缓缓地走下讲台。这一瞬间，教室里的全部学生立即鼓掌，向这位尊敬的老师致谢。罗尔斯本来就有点内向害羞，于是他频频挥手，快步走出讲堂。可是，在罗尔斯走出教室后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不衰。冬天拍手是件苦差事，吴咏慧的双手又红又痛，便问旁边的美国同学，到底还要拍多久？同学回答说：“让罗尔斯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止。”
这样的场景对于当今中国的大学生来说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了。我想大部分中国的大学生也愿意像哈佛的学生那样“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真理为友”，也愿意为罗尔斯这样的学术大家献上经久不息的掌声，可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学校园就看不到这一幕呢？原因只有一个：中国没有罗尔斯。
中国不但没有罗尔斯，而且连小罗尔斯、小小罗尔斯都没有。大学的围墙纷纷倒下，学术和商业之间的藩篱也轰然倒塌。大学纷纷变成了出售文凭的工厂，大学老师也纷纷变成了出卖学术良知的商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逃课便成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无奈之举。学生没有权利选择优秀的老师，但他们有权利拒绝一切学术投机分子。对于一名交了大笔学费的学生来说，这是他作为一名消费者最起码的权利。
大三的时候，我们一位专业课老师是个所谓的著名教授，他上课非常威严，对学生也要求极为严厉，不但每节课都要复习一下全班同学的名字，而且还经常检查我们的笔记。他念讲义的速度一慢下来，大家就得赶紧做记录员，如果谁无动于衷，这位老师就会恶狠狠的盯着他，恨不得用眼睛吃掉不记笔记的学生。我就被他盯过很多次，起初还以为是我上辈子欠了他两百块钱忘记还了。
这个老师的讲义明显已经用了多年，说不准现在还用来念给我的师弟师妹们听呢。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图书馆找到了一本很多年前出版的书，书上的内容跟这个老师上课的内容一模一样，而这本书的作者并不是我们老师，所以我敢断定：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完全就是在念别人写的书，而且年复一年。
当时我心里既愤怒又激动，决定好好利用这本书。我和同学好歹是学政治的，平日在课堂上学了那么多关于政治斗争的方法和谋略，如今终于可以牛刀小试了。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们拿出那本书对老师说：“老师，您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学术成果怎么被人剽窃了呀？而且这个家伙太缺德了，虽然天下文人一大抄，但也不能一字不差啊！要不我们去向学校反映一下，让学校起诉这家出版社和这个冒牌作者，让法学院的教授集体出动来维护您的权利，您觉得如何呢？”
听我们这么一说，老师早已如临大敌，只好摆出一副非常大度的样子，说不想跟这种学术界的小人计较。我们赶紧接着说：“老师您真是拥有学术大家的胸襟啊！如果这种剽窃您的学术成果的老师给我们上课，我们肯定学不到什么东西，期末考试恐怕全班不及格。幸亏我们有您这样的好老师，所以我们每次上课都能受益匪浅，相信期末考试也一定能够得高分。老师，您说是不是呢？”老师明知道我们是在威胁他，但也只好尴尬地微笑着点头。
此后我们再也不怕他点名了，全班同学都变得“有组织，无纪律”，每次上课只派几个代表去捧场。期末考试的时候我们班竟然全部得了80分以上，皆大欢喜。但是欢喜之余更多的是悲哀。我们学校的学术骗子何止这个老师一个人？而活跃着这种冒牌教授的舞台又何止我们一个学校？
听这样的老师讲课还不如回家种地！如果你发现你的老师也是个这样的人，那就赶紧逃课吧，别把宝贵的青春用来记无聊的笔记了。浪费一个笔记本不要紧，但是浪费的光阴却永远也要不回来了。
二、教学方式陈旧落后，填鸭式教学唯一的作用就是扼杀精英
“填鸭式教学”，这个词语早已被诟病多年，可是，这种陈旧落后的教学方式在中国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随着大学扩招而得到了加强。上至北大清华，下至每一所专科院校，无不是老师在台上读讲义，学生在台下记笔记。在课堂之上，老师是绝对的中心，学生发表自己看法的机会少之又少。这样的教学方式和高中有什么区别呢？
读大学，更多的不是要记住一种学术观点，而是要学会思考问题的方法。大学之所以为大，就是因为它的包容。大学应该包容各种各样的观点并让这些观点平等地获得机会加以表达。可是，当课堂成为了老师的一言堂，怎么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相互辩驳？学生又怎么可能通过表达各自不同的观点来学会思辩？
我读书的时候不管老师有多权威，也不管老师能不能接受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我只要发现老师的观点有不当的地方，我就会直截了当地提出异议。如果老师能够接受我这样的方式，不管我跟他争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非常敬重他。但如果老师觉得我这样做太不给他面子，我就再也不会给他面子了。
我并不主张每个同学都像我一样张狂，但我希望大学生不要被动地接受知识，不要以为老师说的就是真理。大学生应该理性地选择知识，任何一种观点都要经过自己理性的思考之后再做出判断。否则，名义上的大学生就只不过是呆在大学里的中学生罢了。如果老师坚持用教中学生的方法来教你，那与其等着被灌输观点，还不如早早地逃之夭夭。
三、课程设置不合理，很多课程唯一的作用就是浪费青春
既然大学开设的某些专业只能用来误人子弟，那么只能用来浪费青春的大学课程似乎就没什么大不了了。
公共课除了英语、体育和计算机，其他的好像基本上都没什么用。如果我没记错，政治基础理论课应该包括马哲、毛概、邓论、社经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大一我们开设了《中国革命概论》，那个满嘴仁义道德的老师着实龌龊不堪，而且将课堂进行得无聊透顶，所以有一次课堂上我很不给她面子，当着一百多名同学的面尖锐地指出了她的几个常识错误，然后夺门而出扬长而去。当时我心中无比的惬意，可期末考试的时候却因此而得到了报应。那个老师给我们班大部分同学的分数只有40分。为了避免再跟这种课程的老师发生冲突，此后的马哲、邓论等课程我干脆一律逃掉了。
对于这些课程，我们不应该抱任何希望能够从大学的课程表上取消，但作为一名花钱上大学的学生，有权利选择自己学习的内容。政治经济学老师肯定会在课堂上详尽地阐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地租理论，可是，他的学生在不久的将来全部要作为廉价的劳动力将自己出卖，将自己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无偿地出让。当一栋又一栋楼房拔地而起，当一个又一个小区盛大开盘，他的学生却在节衣缩食地为下个月的房租而四处奔波。在这样的时候，那些滔滔不绝的老师们干什么去了？政治经济学干什么去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地租理论又干什么去了？
我并不是说必须用就业之类的功利性指标来衡量大学课程的价值，更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是伟大、光荣、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当你和几十几百个人同时挤坐在教室里听老师照本宣科，你是不是能够用这些时间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呢？如果你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那不妨去图书馆找出《资本论》来看看，这样的话你会发现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是多么让人热血沸腾；如果你对这些东西统统没有兴趣，也还完全可以去看别的书，诸子百家或者天文地理，值得学的太多了。哪怕是租一张影碟回宿舍细细品尝也可能比听老师讲第二次土地革命更有意义，至少周星星同学的《审死官》会让你体会到一种对几千年来官本位意识的叛逆，姜文的《鬼子来了》能让你不得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