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铁饭碗要好；第三种是因为以其自身条件比较难在校园之外谋求一个满意的工作，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继续呆在象牙塔里。
学术良知（1）
学术良知
基于对学术的理想和追求而走上学术之路的人是让我无比敬佩的，至少我没有这样的勇气，目前看来这辈子也不大可能有这个资格了。一个民族的学术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了这个民族的良知。学术虽然不可能像宗教一样脱离世俗，但是，学术精神天然地应当与尘嚣和喧哗保持足够的距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时不时去迪厅High的人能够潜心研究一千多年以前的唐朝交通史，也无法想象一个动不动就在某五星级宾馆的包厢里和一群大腹便便的人觥筹交错的教授还会去潜心研究某种即将濒临灭绝的动物。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潜心学术的人与这个世界总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心灵与世俗的距离，选择学术之前有必要考虑自己能否承受寂寞，能否在别人开着跑车四处兜风的时候心甘情愿地在实验室里研究自己的课题。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不但希望你能做教授，而且相信你能做一名优秀的教授。
不过，中国的学术界和世俗世界的距离被拉得太近了，甚至大学内外的世界随着围墙的拆除而彻底融合在一起了。教授同时成为了商人，或者成为了政客。这让部分学术投机分子同时通过投机获得了不少的经济或政治上的利益，但是，同时也让中国的大学以及整个学术圈里的人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邀请了日本东京大学的校长参加庆典。这位校长来北大参加庆典的时候发现坐在自己身边的也是一位日本人，可这位日本人并不是任何大学的校长，而只不过是一名在经济上给过北大资助的日本商人。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两个中国人之间，大学校长肯定会跟商人套近乎，以求对方也来自己学校提供科研经费或者设立奖学金，可是，东京大学的校长却不但没有跟那位日本商人套近乎，而且甚为恼怒，认为北大这种举动侮辱了学术的神圣。
在日本，一个大学校长别说比商人更让人尊敬，就是比首相或许还要更有社会地位。虽然日本人从来不愿反省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对于学术的尊敬是让我不得不佩服的。在北大这所中国最高学府中，商人和大学校长都可以“平起平坐”了，遑论其他的大学？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了，还谈何别人的尊重？于是，学术精神变成了这场交易和游戏的最终受害者。
所以，我希望决心投身学术的大学生能够在这样一种很不好的社会风气中恪守自己的原则，不要因为一点点金钱或者权力的诱惑便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良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还不如尽早考虑是不是继续进入学术圈。做了著名教授当然可以去做政协委员，但如果你更看重这个头衔，那还不如尽早去从政，那样的话说不准在你做成政协委员之前就做成了政协主席。同样，你做了知名学者之后也还可以像明星走穴一样四处圈钱，但如果你对钱比对学术更感兴趣，那还是尽快去做商人吧，这样一来你完全可能在成为知名学者之前住进别墅开上宝马。
近来好像著名法学教授针对具体法律案件出具专家意见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下面这段话便是博客中国（Blogchina）里有关于此的一个贴子。
2003年夏季的一天，同时在京城律师事务所充当合伙人的王教授把他的5名同事（都是来自京城三所院校的“国家级大师”、“博导”）请到了一家五星级饭店，为他的客户（一家房地产公司）提供法律意见。这家房地产公司把广告上标明的绿化地用来盖车库和住宅，与业主发生激烈冲突，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事件。在王教授建议下，房地产公司决定花钱请专家写法律意见，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诉讼。
专家进门坐定，房地产公司的小姐就笑吟吟地给每位专家送上一个信封。在掂量信封的一瞬间，专家们就决定说什么话了。小姐告诉我，老板再三关照，信封一定要在专家开口之前递到，只要专家在开口之前把信封放进口袋，一切就已经搞掂。
资格最老、头发最白的专家第一个发言：“前几天，业主也邀请我参加了他们的座谈会，今天再听听你们的意见，兼听则明嘛！”当律师之后我才知道，在许多案件中，原告和被告找到同一位知名教授给他们写法律意见书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些知名教授也同样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只是与法官相比，他们吃得少一点而已。
资格最老者义不容辞地首先表态：“我以为，只要房地产商的广告内容没有写进合同，就不能算是他对业主作出了承诺。”接着，五位专家异口同声地表达了一致意见：按照中国现有法律，该房地产公司把原先的绿化地用来盖房子既不违法，也不违约。
学术良知（2）
不到半个小时，会议就接近尾声了。资格最老者说，他还要参加全国人大的重要立法，必须告辞。王教授恭恭敬敬地问道：“菖老，您看，意见书怎么写呢？”资格最老者说：“你就按照大家刚才讨论的意思，整理一个意见，不就行了吗？”“好，好。”王教授一边点头不迭地应承，一边试探性地问道：“我写了之后，您最后定夺，行吗？”这时候，资格最老者说出了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一番话：“还要给我看干嘛呢？我相信你不会坑我的，我这就给你签名。”王教授赶紧递上一张白纸，资格最老者大笔一挥，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是他掂量信封之后作出的判断。在资格最老者的带动下，其他四位专家也慷慨签名。在法律意见书一字未写的情况下，专家签名就已经完成了。
会议结束之后，王教授吩咐我：“小李，你负责整理一份法律意见。”天哪，我不过是一个本科三年级的学生，居然荣幸地成为这么多大师的代言人！王教授看着我目瞪口呆的样子，嘲讽地说：“怎么了？不就一个法律意见书嘛。”两天以后，全部由我执笔、由五个全国知名法学教授签名的“法律意见书”就送到了法院。我的报酬是2000元，每位教授的报酬是8000元，王教授为这份法律意见书从客户那里收了15万元。
因为这原本是网上的文章，真实性无从可考，所以你完全可以不相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如今的学者越来越商业化倒是不争的事实。只是我不明白：这些著名教授既然热爱金钱甚过了热爱学术，那为什么还要做教授呢？去做个律师应该会比做教授挣得更多。而如果你羡慕这些教授挣钱之快，如果你做了教授以后也准备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先富起来的人，那么，你最好还是考虑去做商人吧，商人挣钱天经地义，比这样的方式光彩得多，而且挣到的钱也要多得多，同时，对于中国学术界也是一大幸事。
2004年10月，各大网站纷纷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的文章，文章用很长的篇幅对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提出了最深刻的质疑和发难。以下是其中的一个段落：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中国学术界的所有角落，任何领域，都可以找到、都可以发现学术腐败现象。实际上，在很多领域，学术腐败现象根本就不用去找，它会像茅厕里的熏天臭气一样扑鼻而来。有人说，在中国的学术界，你如果想要生存下去的话，你就必须拿出80％的精力放在人际关系上。这“人际关系”到底是什么东西，还需要多说吗？更为恶劣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已经猖狂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嘴白牙地欺骗、愚弄政府和人民，其胆大妄为，其肆无忌惮，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凭什么？因为他们身后就是一个整体腐败的学术界。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腐败势力的代言人。
或许这样的措辞过于激烈而难免有些偏激，但是，对于一个真正想投身学术的人来说，这种文字却是很有必要认真看看的。如果对全文感兴趣，应该可以很轻松地在网上找出来。如果你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仍然坚决想投身学术，我得向你的勇气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但如果你是想做一名学术投机分子，想从这种腐败的学术环境中混水摸鱼，那我劝你最好还是换一种升官发财之道吧。
学术独立
上面谈到的学术与经济的关系，也可以纳入到学术独立的范畴，但是一般说来，学术独立是指学术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大学的独立和自由特权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来的。欧洲所有的古老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争取独立的斗争。
巴黎大学还在雏形阶段就为了取得自治权而斗争，无数学生在争取大学独立和学术独立的过程中流血甚至牺牲。后来其他的大学也都开始了漫长的斗争。到19世纪初期，以柏林大学为代表，以“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科研是大学的主要职责”为核心的“学术自由”理念得以确立起来。在这里，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权利始终是以大学对学术的追求和对真理的探索为使命的。学者只服从理性，服从科学，不服从任何政治和宗教。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秉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这些因素终于成为了现代大学的基本特质。
然而，中国的传统士大夫却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金科玉律，一直以服务政治为己任，知识分子从来不曾作为一个整体谋求过价值追求的独立。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大学的先驱，虽然在五四运动前期以及其他少数几个时期有过独立的精神探索，但是，它的前身便是中国历史上绵延两千余年的太学，而且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也不过是政治的产物。后来北大也一再试图投入政治的怀抱，从解放以后主动请求昔日自己的图书馆助理管理员题词，到后来文化大革命扮演革命先锋的角色，都无不证明这所大学距离学术独立还任重道远，距离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还任重道远。现在北大有一些学者和学生已经在深入反思这个问题了，但是从目前中国大学的整体来看，学术独立之路还远未开始。
上面这些话看起来好像非常宏观非常抽象，但是，对于一个立志走上学术之路的人来说却是不能不考虑的。当你真正成为一名学者并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你的学术良知到底是服从理性还是服从政治？虽然说理论上理性和政治可能统一，但现实却在很多时候会让你必须做出抉择。关于这个问题，我无法说得更多，只希望你如果真要选择学术之路，一定要有足够的勇气按照自己内心的价值准则走下去。同时，祝你一路走好！
商场：一切皆有可能
几年前，大学生就业时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一流人才去机关，二流人才去外企，三流人才去民企。可是，随着中国日益从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转变成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说这句话的人越来越少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命题正在被时代逐渐修正为“经济地位决定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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