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人，抢夺公私财产之外，外省妇女也成为侮辱对象。李益中记载：暴徒“见妇女则恣情凌辱，或令裸行以取笑乐”。《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375页。赖泽涵等人的《研究报告》则称，*事件也“偶有所闻”。
关于当时外省人被惨杀、侮辱的状况，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内幕记》等书有几则触目惊心的记载，摘录如下：
1在台中市，烟酒专卖局科员刘青山从办公室走出，即被推倒、围殴。后入台中医院治疗，第二天晚上，十余人冲入医院，割去刘的耳朵、鼻子，挖出两眼，再加殴击，直至毙命。
2在台北新公园附近，除打死十几个外省人，殴伤二十几个公务员外，更有一个外省女教师被*。另外，一个少妇搀小孩回家，被人拦住，先调戏，剥光衣服，横加殴打，后用刀割开嘴巴，再绑起双脚，抛到水沟中。少妇惨叫身死，小孩哭喊妈妈，流氓抓住小孩头，用力向背后扭转，使小孩气绝毙命。在太平町，有一孕妇被剥光衣服，游街示众，该孕妇坚不答允，被一刀从头部劈为两段，当场身死。
3在台北桥附近，外省小孩在路上被流氓抓住，一个人抓左腿，一个人抓右腿，将小孩撕开，尸体被丢到水沟里。另有两个小学生，路遇暴民，暴民一手执一学生，将两人的头猛力互撞，直至脑血横流，旁观者拍手叫好。在万华附近，一小孩被捆绑双脚，暴徒将小孩头倒置地上，用力猛击，使脑浆流出，抛于路旁。
4在台湾银行门前，有一职员从办公室走出，即被暴民当头一棍，打出脑浆殒命。适逢一对青年夫妇路过，又被暴民围住，吆喝喊打，拳脚交加，棍棒齐飞，二人均被打得血肉模糊而死。
5在桃园，外省人被羁囚于大庙、警察官舍与忠烈祠后山三地，内有五个女眷，被流氓奸污后愤极自缢。该县大溪国小女教员林兆煦被流氓吕春松等*后*彻夜，被高山族女参议员李月娇救出脱险。转引自《一个外省人亲历二二八的回忆》，转据武之璋：《二二八真相解密》，第113…114页，又121…125页。
上述暴行，令人发指，应视之为骚乱。它们不具有任何正义性与合理性。
既是抗暴，反对*政治，又是骚乱；既有正义性与合理性的成分，又有非正义与非理性的成分。这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双重性。只有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才能正确地掌握事件的性质，也才有可能正确地分析并评价它的善后处理。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4）
【二】三驾马车，三种政治诉求
28日以后，事件分别向不同方向发展。一是要求政治、经济改革；一是夺械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一是要求*或联合国托管。
3月1日，台北市参议会邀请国民参政员、制宪国大代表及省参议员在台北市中山堂紧急*，成立“缉私血案调查委员会”。推派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等七人为代表谒见陈仪，要求撤销*令，释放被拘民众。下午5时，陈仪向全省广播，应允黄朝琴等人提出的要求，派民政处长周一鹗、交通处长任显群等五人代表政府与台北市参议员、省参议员、国民参政员、国大代表等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2日，台湾大学、延平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及中等学校学生千余人*，谴责陈仪政府。当日，处理委员会增加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及民间代表林献堂、《自由报》社长王添灯等人，举行首次会议。陈仪第二次向全省广播，宣布宽大措施四条：参加事件的人民一律不加追究，被拘捕者准予释放，伤者给付治疗，死者优予抚恤。3日，处理委员会推派代表与柯远芬商定，命战斗部队集中营房，成立宪警民维持治安联合办事处，同时成立“忠义服务队”，维持治安。随后，全省各县市纷纷成立处理委员会分会。6日下午，王添灯向处理委员会提出《处理纲要》32条，其第一条要求政府下令各地武装部队“暂时解除武装”，政治方面提出“制定省自治法”，县市长、参议会于6月以前“实施民选”，省各处长2/3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言论、出版、*“绝对自由”，一切公营事业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撤销专卖局、贸易局，宣传委员会、地方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等。该《纲要》事前曾送请*地下党负责人审阅，负责人表示，时间紧迫，来不及开会讨论了，就这样提出去。《〈自由报〉》总编辑蔡子民的脚踪》，蓝博洲：《沉尸、流亡、二二八》，第158页。同日，处理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宣称：“我们的目标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挤外省同胞。”“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大汉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书告特别表示，今后绝对不得发生殴打外省同胞一类事件。《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381…382页。当晚，陈仪接受部分建议，在第三次广播中宣告改革政治意见，表示拟将省级行政机关改为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长尽量任用本省人士，7月1日举行县市长民选。7日，处理委员会讨论《处理纲要》，追加“本省陆海空军，应尽量采用本省人”以及撤销警备司令部等10条，加上前面所提共为42条。其主体部分反映当时台湾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求，但其中有些条件明显过高，如军队暂时“解除武装”；有些条件明显错误，如“本省人之战犯及汉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无条件及时释放”等。蓝博洲：《沉尸、流亡、二二八》一书称，此条由国民党台湾铁道特别党部书记长黄国信提出，其他的特务分子叫喊赞成威胁通过的。见该书第225页。陈仪读到《纲要》时勃然大怒，断然拒绝。
事件的另一发展趋向是袭击警察局，夺械暴动，组成武装，进攻军队、军营，接管政府： 。 想看书来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5）
基隆。2月28日夜，基隆部分群众袭击该市第一警察分局，夺取枪支。
桃园。3月1日晨，自台北来到桃园县的学生结合本县群众占领县政府。
嘉义。在*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武工部部长张志忠领导下，民众于3月2日包围警察局，接收枪支。次日召开市民大会，接管电台，募集志愿军，成立台湾*联军，攻击宪兵营、军械库及水上飞机场、军营。3日晚，接管市政府。参阅《周青、吴克泰先生口述记录》，《二二八事件文献补录》，第78页；《台大学生领袖吴克泰的脚踪》，蓝博洲：《沉尸、流亡、二二八》，第57页。按，张志忠原为*中央华东局干部。1946年4月首批奉派入台。
台中。在二二八事件前，建国工艺职校校长、老台共成员、*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秘密党员谢雪红即收集废钢铁，准备制造枪械，实行起义。3月2日，谢雪红等召开市民大会，举行*示威。4日，接管警察局、宪兵队、团管区司令部、军械库、广播电台、电信局、专卖局等机构。6日，根据张志忠意见，成立“二七部队”，开展武装斗争。参阅《古瑞云先生口述记录》，《二二八事件文献补录》，第50页。
高雄地区。民众于3月3日下午8时开始抢夺警察局武器。3月5日，接收或占领市内大部分军政机关。
群体性事件的参加者大都是复杂的。除对台湾当局不良政治与经济状况不满的普通群众与青年学生以及少数共产党人外，也确有大量游民、流氓、残留日本浪人、日据时代的御用绅士、台籍退伍日本军人、原皇民奉公会会员等在内。据统计，日据时代被监禁于火烧岛、送往中国大陆或派往南洋的流氓、盗贼，战后返回台湾者约在5万人左右。《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第12页。彭孟缉称，仅从火烧岛释放回台者即达1万多人。见《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第55页。台籍日本军人战后遣返回乡者约在10万人以上。《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43页。此外，留台日人及其家属有3843人，至于匿居民间，改冒台籍者则更无法统计。《杨亮功、何文汉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45页。事件发生后，台北处委会负责人在新公园台湾广播电台广播，召集台籍日本退伍军人、军属、技工，到指定地点集合，自3月5日起集中训练。登记者计有原在日本陆海军服役的人员1900余人，其组织名称则有“海南岛归台者同盟”、“若樱敢死队”、“暗杀团”等。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或具有强烈的反社会情结，或亲日仇中，具有严重的“皇民”情结。他们在事变中殴打外省人，捣毁或抢劫外省人财物最为积极。花莲的暴徒除持日本军刀外，甚至穿戴日本军服。《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第26页。高雄大港埔、前镇，盐埕埔一带都出现用日本军刀屠杀外省行人，甚至逐屋搜寻外省人加以辱杀的现象。许多地方，不会讲台语、日语者往往惨死刀下，有的地区并由台籍日本海军少佐担任指挥。
事件中的政治诉求则比较复杂：
处理委员会的改革要求是一种，已如上述。其他如台湾*同盟、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台湾省建设会提出的要求也可归入此类。台湾*同盟提出，“政治上的彻底的改革，实现*政治”。该组织在《告台湾*》中提出“开放官民粮食”，“废除长官制度，在台先实行宪政”，“取消专卖公营制度”，“健全司法独立性，取消军警*，尊重民权”等五项要求，在《告台湾*之二》中提出，“打倒*的长官公署”，“撤销贸易局及专卖局”，“实施县市长选举，登用本省人才”等七项要求。该组织随后又发布《台湾省政改革纲要》，提出“改称省政府”，“重行*”，“准予人民有思想、言论、宗教、*、结社、居住、出版之自由”等九条意见。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则提出“建设高度自治，完成新中国的模范省”，“实施县市长民选，确立建国的基础”等六项纲领。台湾省建设会提出的改革纲要共九条，其核心要求是成立台湾省改革委员会。以上政治改革要求均见邓孔昭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291页。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6）
激进派和共产党的台湾地下组织的革命要求是一种。二二八事件的发生与共产党人无关，但是，事件发生后，共产党人迅速介入。原台共产党员谢雪红等提出，“结束国民党*，立即实行台湾人民的*自治”。嘉义“报道部”提出：“打倒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政府，组织*联合政府”。台南市3月4日贴出标语：“赶走国民党政治，实行真正的新*主义政府”，“设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台湾最高权力机关”等，这些主张，显然都反映出激进派和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观点。邓孔昭：《二二八事件资料集》，第296…298页。台共在日据时代虽然已经被*，但台湾光复后，谢雪红等被释，恢复活动；*又迅速自大陆派出干部，建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等机构。这些组织虽然新建不久，人数很少，仅约70人左右，但是作用相当大，并且和延安有电台联系。《古瑞云先生口述记录》，台湾省文献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