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三步远的地方，油盐酱醋摆放的位置，她一伸手，保准不会抓错，擀面皮、炒菜、添柴火，每样都能做得利利索索，干干净净。尽管这样，但时常还是发生一些意外。
一次，母亲烧锅时，灶堂里的火星溅出来，烧着了灶旁的一只破箩筐，箩筐是用来装杂物的，修修补补已经不像样了，可母亲竟像护宝似的，用双手去扑打火苗。此时，我和哥哥正在外面同小朋友们一起玩。父亲回来后，看到母亲的双手被火烧得不成样子，脸上烧得起了小水疱，头发也烧焦了许多。父亲心疼地把母亲抱进房里，找出一些土药给母亲敷上。随后他把我们兄妹俩叫到母亲的床前，发狠地把我们训斥了一通：你们只晓得玩，不晓得照顾妈妈，下次妈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决饶不了你们！
这一次，我最深地意识到，我的盲眼妈妈是多么需要人细心的照料啊！可是我却一直还在享受着妈妈艰难的服侍，不由得泪流满面。
在刘芳艳父亲生前留下的记事本上，在刘芳艳哥哥的日记本上，在刘芳艳自己的日记本上，扉页上都认认真真写有这样四句话：“先祖树德，共事以重；父母生养，恩深如海。”据刘芳艳说，这是他们家祖传下来的家训，父亲要求兄妹俩牢牢记住。
以手当箸
我们第一次采访刘芳艳时，刚刚落座，就忍不住感慨地说：“你千里迢迢带着母亲来求学，真不容易啊！”没想到一句话，已让她泣不成声。
她激动地说：“你们能够想到吗？我妈妈把我们兄妹养育长大有多么不容易，她是用手指把我们喂大的呀！我会永远牵着妈妈的手不放下，我走到哪里，就把妈妈带到哪里。”说着，她把一直握着的母亲的手举起来给我们看。在我们采访的三个多小时里，刘芳艳一直握着、摩挲着母亲的手，没有放松过。
小芳艳断奶后可以吃饭菜了，但母亲用筷子或者汤匙总是喂不进她嘴里去，不是把饭菜弄洒了，就是喂到她的鼻子或眼睛上，还常常烫着她。怎么办？母亲只好把双手反复洗净，用手指当筷子，一口一口地喂她。夏天饭菜凉一点不要紧，冬天母亲又怕饭菜冷了凉着孩子，就趁热喂她，母亲的手指常常被烫得发红。
小芳艳稍大些，自己会用筷子了，但她有时不肯吃饭，当然不是像城里孩子吃腻了各种零食和营养品的那种厌食，而是她不愿吃那些难以下咽的饭菜，为了不让她饿肚子，妈妈只好又用洗净的手指强迫性地一口一口喂她吃。直到她懂事，会听话了，妈妈才没有再喂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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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身针线包
我们作为地方报纸的记者，荆门职业技术学院的领导对我们的采访给予了特别关照，允许我们随时与刘芳艳接触，全方位地了解她的生活、学习情况。与母女俩熟悉了，刘芳艳的母亲一听到我们的咳嗽和脚步声，就知道是我们来了。
在谈话中，她不时地插话，但她讲的都是方言，我们一句也听不懂，全靠芳艳给我们讲解。
刘芳艳的母亲感叹：盲人命苦，做盲人的女儿命更苦。
从她的感叹中，我们体会出她对女儿的深深歉疚之情。一是自己看不见，不能像正常母亲那样照顾呵护女儿；二是自己眼瞎，给女儿凭添了一份自卑感和悲情；三是增加了女儿的负担，拖累了女儿。她诅咒自己，为什么不随艳儿的父亲去了，一了百了！
尽管如此，这位仁慈善良的盲妈妈，尽量用她的方式去爱着自己的女儿。
在我们与芳艳交谈时，她会闲不住地在房间里做这做那，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她随身带的那个针线包。
针线包塞在她棉袄里层缝的一个口袋里，包里装的线是从编织袋上拆下来的，又分开成一根根细线，与缝纫机的线差不了多少。最让我们称奇的是，她穿针引线的利索，比眼尖的人还要快当。不是亲眼所见，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她正在给芳艳缝补袜子上的一个洞，一针一线，细密匀称，一会儿就缝得妥妥帖帖。芳艳告诉我们：“平时妈妈只要发现我的衣服破了或是纽扣掉了，她总是会随手掏出这个针线包来替我及时缝补好。”穿上母亲一针一线缝补的衣服，芳艳不禁生出许多感慨。有道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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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新棉袄
1992年深秋的一天，刘芳艳的父亲刘百义去赶集，他想到天渐渐冷了，而自己却从未给已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做过一件新棉袄时不免有些心酸，于是，他就扯了两米花棉布，给女儿做了一件棉袄，还用零头布顺便给她做了一个书包。
小芳艳放学回到家，看见了新棉袄和新书包，立刻扑进父亲的怀里，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一会儿拿出书包，一会儿翻看棉袄，比过年还要兴奋。这种激动恐怕是寻常人家的孩子难以理解的，然而，对芳艳而言，是如获至宝！这是她长到八岁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新棉袄。此前，她身上脚上穿的，全是亲戚乡邻接济的。
小小年纪的她拿定了一个主意：要在新书包上绣一朵花。夜晚，她把母亲的针线包找了出来，在煤油灯下，用红色的棉线在书包上绣了一朵鲜艳的小红花。一针一线，绣到夜深人静才绣完。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早早起床去上学了。这天，小芳艳连棉袄外面的外套也没穿，她要让同学们看看她的新棉袄。
现在已近22岁了，在刘芳艳的记忆中，也只穿过那件新棉袄。14岁那年，爸爸过世了，家里就像塌了天，吃饭都成了问题，她就更不奢望买或做什么新棉袄了，连买一件普普通通的单衣服也不敢想。好在她个头小，同龄人穿着嫌小的衣服，她穿起来总还能凑合。即便是上了大学也是如此。当我们采访她的时候，她将脚上穿的一双蓝色球鞋伸给我们看：“这是大三的同学毕业时扔下的。”她还指着宿舍里的盆、桶和生活用具告诉我们：“这些也是。只有现在身上穿的这套黑色弹力衣裤不是。”她说，“这是去年在天津的台北臭臭锅火锅店打工时，好心的女老板发了工资后，额外给我一百元钱，叮嘱我去买一套新衣服，我才去买的。”
我们看了她们母女俩的房间，除了一个半旧不新的小皮箱里放着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外，的确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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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乐年华
有一个很感人的历史故事，刘芳艳也许未读到过，但刘芳艳也有同样感人的故事。
三国时，陆绩的父亲带他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父子，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临行时，橘子滚落到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做客，走时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陆绩回答说：“我母亲喜欢吃橘子，想留两个给她尝尝。”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十分惊奇。陆绩成年后，博学多识，通晓天文，曾作《浑天图》，成了著名的科学家。
刘芳艳的童年，过早地体味到贫穷与艰辛的苦涩，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早就萌生出了对父母的怜爱与孝心。母亲有什么病痛，父亲有哪里不适，她常常暗自落泪，寝食难安。
芳艳最期盼的是过年，天上氤氲的灰云，间或露出一束阳光，或者静谧苍凉的黄土地默默地接受飞舞的雪花，过年的氛围，一丝丝地沁入她的心脾。尽管年关对父母来说又是一道难过的“关”，但芳艳在过年时却能收获到心满意足的幸福。
一年到头没走的亲戚，她都可以走一遍，亲戚家的大人会让她吃上一顿白面馒头或饺子。要知道，芳艳曾经连续三年都是吃的玉米面，没有吃过白面，临走的时候，亲戚还要给她装满几口袋花生、米花、瓜子、糖果之类的东西。她知道母亲没有牙齿（可能是由于从小营养不良，母亲从23岁起就开始掉牙），其他的东西不能吃，只有糖果可以含在嘴里，慢慢化掉，母亲也特别喜爱吃糖果。因此，她就把糖果留下，带回去给母亲吃。
芳艳看着母亲嘴里含着的糖果，一丝笑意从嘴角滑过，心里甜滋滋的。苦涩的日子被这一颗糖果滋润得清甜香软。
踩凳上灶
苦难是一笔财富，在苦难之中学会面对，学会坚强，学会感恩，更是不可多得的宝藏。
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到处都能见到一蓬一蓬的幽幽蒿草，当地人叫黄蒿。在干旱的黄土地上，在石缝里，在积水的洼地里，干也好，湿也好，地肥也好，地瘦也好，它都能倔强地生长。看到这贫瘠土地上的蒿草，不禁会令人萌生出许多的感慨。
六岁，本应是孩子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年龄，可是小芳艳没有这个福分。母亲摸摸索索干活，常常因为磕磕碰碰弄得满身是伤。小芳艳体会到了母亲的辛苦，开始懂得心疼母亲。一天，她摸着妈妈青紫的伤说：“妈，让我来做一餐饭吧？”
小芳艳学着和面，擀面，切面，像模像样地干了起来。母亲在一旁静候着，不时用手摸一摸面团，用心“观察”女儿的动作。
面切好了，小芳艳禀告母亲：“妈，我去煮面了。”
当时，她也就只有灶台那么高，她找来小板凳，踩着凳子依着灶台煮面。妈妈就坐在灶口添柴，听她的动静。她每舀一瓢水；都要上下一次小木凳。水煮开了，她将面条下到锅里，然后在板凳上搅动面条，生怕面条巴了锅。一不小心，竟将脚下的凳子蹬翻了，“咣当”一声摔在地上，锅铲也摔出老远。
母亲连忙从灶口摸索着站起来，问：“怎么了？”
“没事，只是不小心将凳子给蹬翻了。”她一边回答，一边去捡锅铲，洗锅铲。
“没有摔坏哪儿吧？”
“没事没事，我不是好好的吗？”
一会儿，爸爸回来了，面也煮好了。得知是女儿做的这顿午饭，爸爸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一家人围坐在饭桌上吃小芳艳做的手擀面。可能是碱下多了点，面条泛黄，可是全家人却吃得特别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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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背篓
刘芳艳渐渐长大，但她的背却不直挺。她问我们：“你们发现我的背有些微躬吗？这都是小时候背背篓落下的。”
上小学了，刘芳艳对父母的怜爱和孝心，不是仅靠泪水来表达了。她要担起一些家务。勤劳、肯吃苦、不服输等性格，在生活的逼迫下，渐渐形成和显现出来了。
冬天，家里填炕的料是一个难题。别人家有牛、羊等牲畜，可以就地取材，把牛羊粪晒干后，作为填炕烧炕的料。
刘芳艳家里没有牛羊牲口，必须到坡上沟里捡粪。湿粪要捡回来晒干，一大堆湿粪，晒干后就缩成一坨了。干粪捡回来，剥去泥巴土渣，就剩一点皮。一个冬天，填炕的料需要量很大。放学回来，捡粪是又一道难做的功课。母亲有风湿病，冻不得，想到此，她就不敢偷懒。看到别的小朋友放学后蹦蹦跳跳都在做游戏，她只有羡慕的份。
从捡粪到背回家，来来去去要走十多里路。正是长身体的年龄，由于长时间背背篓，愣是把她稚嫩的脊椎压得有些变形了。虽说辛苦，但只要爸妈说她懂事了，村里人夸她勤快了，她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上小学三年级时，台湾电影《世上只有妈妈好》在内地热播，学校便决定组织学生去看。当时刘芳艳的班主任是女教师刘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