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你到底到日本干什么来了？上学不行，钱也挣不到，还反过来找我这个拼命打工的老婆的麻烦。每天只能站在大街上发发纸，给那些有点钱的游客献献媚，一点点可怜的小费你就满足了？你不觉得害臊吗？”
爱和恨之间，其实只隔着一张薄薄的纸。我的忍受能力和心理防线，在不知不觉中濒临崩溃了。我在那一刻，第一次觉得妻子的脸不再美丽，反倒有些凶恶。这是我曾幻想相伴终身的人么？这是我当初许下海誓山盟的对象么？这是我全心全意想要维护的家么？
为了让自己乱糟糟的心情平静些，我便经常去钱汤（日本的公共澡堂）“避风”。
“啊！……真舒服！”
我像那些日本中年男人一样叫唤着将身子深深沉入水里。
浸入接近50摄氏度的热水当中，我把与爱梅争吵的痛苦和烦恼忘到了脑后。什么也不去想，让自己全身心都接近空白的状态，只是享受这一刻。
从水里上来后，我用一条浴巾缠在腰间，再要一罐加牛奶的冰咖啡，慢慢地品饮，那是我那段时间里少有的悠闲时分。
这时候正是日本的夏天，东京虽然没有我的故乡湖南那么酷热，但也有两个月的酷暑。平常我在大街上给人引路，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不仅身上出汗，双腿也很疲倦。在家里没有洗浴设备的情况下，只好来钱汤了。
说起来，日本的钱汤分为冷水、温水、热水三种，有的还附有药浴池和桑拿室，而且钱汤都是极为整洁的，客人要先用淋浴把身体清洗之后才可以进水池，所以不会像国内的公共浴室，水池子里到处飘着肥皂沫和人体的皮屑。
不过，我第一次进钱汤时，还是吓了一大跳。进到写有“男汤”的门里面，我看到柜台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在这里要付几百日元的门票，然后更衣再进澡堂。可是我感到非常害臊，因为柜台上的老太太可以将更衣室一览无余。难道我就在这里脱光衣服？是的，因为我前面的一位已经开始脱了。老太太或许还好说，有时坐在上面的竟是老太太的女儿，那姑娘看上去最多也只是名大学生。于是，我通常尽量躲在角落里，蹲在那儿脱去衣服，不忘用毛巾紧紧挡住私处，然后飞快地跑进澡堂。其实人家都不怕看，我又怕什么呢？早就听说过日本有男女混浴的习俗，幸好这钱汤是男女分开的，否则我恐怕都没胆量进来了。从这件小事里，可以看出日本人的一些文化特点，比如性的禁忌就不像中国那么严格。在有的地铁车站，男女厕所竟然是在一起的，女厕所在里面的几个单间，首先要经过一排男人的小便池。我也曾感到惊讶不已，尤其是我在小便的时候，听到女人从自己身后走过的脚步声，我的脸立即就红了。
在钱汤里，我还遇到过一件让我吃惊的事。那是整个后背上都雕满了异常鲜艳的文身的黑社会成员。在我看来，那幅以皮肤原色为基础的文身画得非常漂亮，像一件精致的艺术作品。当然，初到日本的我在钱汤见到他们时，着实吃惊不小。我总是尽量离他们远远的，只是用眼角余光偷偷地看，以免那位老大心情不爽，给我自己找上麻烦。
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上了钱汤，当然更盼望着去日本那些著名的温泉一游。在爱梅刚来不久的时候，我曾带她去过钱汤，回来后我还说等生活安定了要一起去温泉，在那边住上几天。她笑着说好，样子看上去很幸福。可惜，时间一转眼，我们恐怕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第四章 艳福（3）
但是，问题还不止这个。
直到现在，在歌舞伎町里打工的中国人中间，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没有合法签证。他们大多是签证过期又不愿意回国而留下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以坐船或假护照的方式偷渡来的。还有更多的先拿留学签证，来日后不读书，再设法拿结婚签证的。他们的目的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挣钱。更确切地说，在没有被日本警察抓住之前，有一天就赚一天的钱。在那些中国夜总会和按摩店里，有很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入国管理局和警察的追捕，在胆战心惊中“工作”着。一旦被抓住，她们的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被遣送回国。当时，我和爱梅也同样遇到了类似的难题。是否继续上日语学校，对我这个老学生来说原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学生签证却会因缺课过多而无法延长。那时，我们两人之间也经常会为这个问题争吵。
“爱梅！不去学校就会拿不到签证的！”
“那又怎么样？如果被抓住的话就老老实实回国呗！”
“你说什么呢！那样的话，当初何必还要来日本？”
“我本来就没有想来！还不是你整天吵着要来才跟着你来了！再说你不也是不好好上学，整天在歌舞伎町里混来混去，还做什么‘导游’呢！钱也挣不来几个，要不是我的这点收入，我看我们恐怕连房费都交不起！”
爱梅的脾气越来越大，说话更加不顾全我的面子。我虽然对她那种耀武扬威的样子很反感，但签证的问题还是得想办法解决才行。我可不愿意一事无成地逃回去。而且，除了金钱之外，我在日本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回想起来，那时我来日本的最大理由其实是学习服装设计。在长沙的时候，我就当过一段时间的缝纫工人。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作为一家服装公司的员工，我对剪裁服装也非常感兴趣。另外，我还在工作之余参与组织过当时在中国还很少见的服装模特表演。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自己设计的服装能穿在那些模特的身上展示于T型台。而日本的时装大师森英慧、高田贤三、山本耀司、君岛一郎等人在中国时装界也非常知名，所以我一直向往着，在与法国、意大利齐名的世界时装先进国度日本，得到一个正规学习的机会。于是，我拿出了在深圳工作六年的全部积蓄，来到了日本。眼下这个志向还没有任何进展，我怎么可以轻易回国呢？
不过，我在日本的运气应该是不错的，好像冥冥当中会有一只手，每当我遇到困境，它在节骨眼上总能帮我柳暗花明般地解脱出来。我已经很多次遇到这种情况，用语言是难以说清的。用传统的话讲，在关键时候，我总能遇到贵人相助，简直就是一种神秘的“缘分”。
这一次同样如此。
一天，我和“相亲俱乐部”的老板一起去吃饭。我和他已经很熟悉，自然地就把心里话全向对方掏了出来。当我说到想学服装设计时，老板告诉我，如果真要上的话，“东京流行时装学院”很有名气，而且学校的地点就在新宿附近。听到这个消息，我坐不住了。第二天，我就直奔当时位于西新宿高层建筑第四十四层的这所学校。
我又一次碰上了扑面而来的好运气。80年代后期，正是“东京流行时装学院”刚刚开始扩招留学生的时期，学校里已经有为数不少的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亚洲留学生，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却一个也没有，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中男性学设计专业的仅我一人。因此，学校对我表示了极大的欢迎。
事实上，我的突然上门求学在恪守程序的日本人看来，应该是有些唐突的。但尽管我毫无准备就贸然前来，学校方面还是迅速研究了接收我的可能性。很快，只履行了极其简单的面试后，我就被顺利录取了。作为“第一名中国大陆留学生”，我受到了学校热情的款待。
签证的问题解决了。日语学校的签证最多只有两年，这所专门学校（中专）居然和大学一样，共需要四年时间。也就是说，只要认真上学，我在四年之内的签证都有保证了。不但能学到我朝思暮想的服装设计，而且还能拿到长达四年的留学签证，简直是两全其美。况且学校和我的打工地点又同在新宿，省去了太多的时间和麻烦。
但是，爱梅的签证怎么办呢？日语学校虽然还保留着她的学籍，可她却早已不再去学校上学了。没有出勤率，签证自然无法指望，而且继续拿到留学签证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没想到这个问题居然也很快得到了解决。我到东京入国管理局去咨询时，才第一次知道：四年制的专门学校相当于大学专科，该校留学生的配偶可以拿到陪读的家属签证。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的签证就都不用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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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艳福（4）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学费。“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学费一年要一百二十万日元。这对于那时的我，可是个天文数字。一般的私立大学学费也不过七八十万日元，国立大学更是几乎免费，只有医学、艺术等学科的学费最高，而“东京流行时装学院”虽然是个中专，但由于专业的特点和在业界的声望，再加上该校的毕业生几乎有百分之百的就业率，因此学费完全是大学中的高昂水准。
我那时想，看来只有拼死打工这一条路啦。
说老实话，我绝不是那种清高之人，我是个凡夫俗子，是个市井之徒，是个想有更多的财富、想吃遍美食、想拥有名牌的有贪欲的普通人。中国很多留学生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穷困生活，不受任何花花世界的诱惑和干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最终获得了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多少年来，街头巷尾像这样的美谈数不胜数，但在我看来，至少在日本，这些大多都只能称之为编造出来的“美丽的谎言”，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也许这个世界上真有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尚之人，我甚至相信一定会有，但我在日本的这些年来，看到了太多的反证。
我需要钱，至少钱能帮助我实现梦想，只不过，在追求的程度和方法上，我保持了一定的克制。范勇和陈海波有时给我打电话，他们还劝说过我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记得范勇和我说：“小李，你来吧。我现在每天赚几十万，都没时间去花啊。”每天几十万，是个很有诱惑力的数字，但我还是没有动心。而且，就在我活动区域的歌舞伎町的街上，我看到有些老虎机赌博店开始在店门上贴出了告示：“中国人禁止入内。”此外，我遇见过一个中国人在赌博店作弊被发现后逃出店门，但很快被几名店员追上，随后挨了一顿痛打，等到警察来将他带走时，他满嘴是血，好几颗牙齿被打落了。我不会冒这样的风险，也不愿提心吊胆地偷钱。我这种人，充其量只是耍点无伤大雅的小聪明。活到今天，归根结底，我也许不过是一个愚钝、平庸而笨拙的家伙。但也正因如此，我得以更长久的生存，甚至还得到了一些突如其来的惊喜，比如我生命里的第一个日本女人——苇子。
说起来我都不敢相信，我初次认识苇子，会是在1989年初那个冬天的晚上。跟爱梅之间的冷漠和拉锯让我筋疲力尽，我蜷缩着身子，站在寒冷刺骨的北风当中，看到一个漂亮的日本女人走进了爱梅工作的那家相亲俱乐部，不过她不是店里雇的“诱饵”，而是作为客人。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当她一脸无奈的神情从店里走出来时，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正在发放纸巾的手。
她梳着80年代末最流行的披肩发，丰腴的脸颊白嫩得如同日本的传统偶人，乌黑的眼睛里流露着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