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损完薛公，苏秦即刻赞美起齐湣王来：“王弃薛公，身断事。立帝，帝立。伐秦，秦伐。谋取赵，得。攻宋，宋残。是则王之明也。”
自从摆脱了薛公，想称帝就称帝，想跟赵国联合就能联合，想攻宋就能胜利。连对抗秦国这种还停留在筹划阶段的事，也被苏秦夸张成了“伐秦”。如此一路有节奏感的颂歌唱下来，齐湣王想不“明”都不行了。
人都喜欢听表扬的话，哪怕这话语跟实际有出入。齐湣王享受着被吹捧的快感，对苏秦自然也怎么看怎么对路。
苏秦这时候却又作出一副直言忠臣的模样进谏道：“虽然，愿王之察之也。”
尽管您是明君，可对有些情况还是要作更深入地调查研究。
一个人心情愉快的时候，容易变得宽容，齐湣王也是这样。他豁达地忽略了苏秦话中暗示他不“察”的潜台词，全没发觉自己正被苏秦操纵。
苏秦要齐湣王“察”的是：“臣之以燕事王循也。”
在他的影响下，燕国对齐国非常的顺从。
这话里面的意思，当然是要齐王不必疑心燕王的忠诚。
他接着回顾了与韩珉当初的约定，称要不是韩珉“不知变事以攻宋”，这份约定现在必然“善矣”，能开创出很好的局面。
这么讲同样是要齐湣王相信，齐国跟燕国的关系是稳固的。
苏秦知道齐湣王正在担心薛公被魏国任用，损坏魏、韩、赵跟齐国的交往，所以他又拿此事作起了文章，说道：“今三晋之敢据薛公与不敢据，臣未之识。”
魏、韩、赵敢不敢支持薛公，他还不能下定论。
既然不能定论，那提他干嘛？
苏秦扯出薛公，还是为了燕国。他接下去说：“虽使据之，臣保燕而事王，三晋必不敢变。”
有他保证燕国始终追随齐国，魏、韩、赵即便站在薛公一边，也决不敢轻举妄动。
当然他也没有把话说死，狡黠地给自己留了个安全出口：“齐燕为一，三晋有变，事乃时为也。”
要是齐、燕紧密结盟，魏、韩、赵那边还是出了变故，就只能是时势变化，不是人可以控制的原因了。
无论什么情况，燕国对齐国都十分重要，苏秦表示：“是故当今之时，臣之为王守燕，百它日之节。”
在此关头，他会比任何时候都更用力地替齐湣王把燕国紧抓在手里。
但这种事光靠他一个人还不行，根本还在于齐湣王的表现。“成臣之事者，在王之循甘燕也。”
只有齐湣王保持对燕国的友善态度，苏秦才能成功。
苏秦心里也明白，单凭这些话不足以真正打消齐湣王对燕国的疑虑，于是他继续献策道：“王虽疑燕，亦甘之；不疑，亦甘之。”
不管燕国可疑也罢，不可疑也好，您都应该善待它。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王明示天下以有燕”，告诉诸侯燕国跟齐国是一伙的。使得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不敢随便去煽惑燕王，让燕国想背叛齐国都难。
大概齐湣王这时仍面露犹疑，令苏秦觉得要叫他消除顾虑，就不能再说“事乃时为”这种不太自信的话，便索性起誓似的宣称：“臣不能使王得志于三晋，臣亦不足事也。”
如果拥有燕国还不能使魏、韩、赵听命于齐国，他就是个没本事的人＇3＇。
齐湣王还是相信苏秦“足事”的，也就终于听从了他的意见。诸侯攻秦的组织工作也随即开始进行。
四。尊严受损的人最难保持理性。
这次攻秦就是被后人夸大成所谓以苏秦作纵约长，领六国诸侯伐秦，令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的那次合纵行动。其实苏秦根本没当上这样的统帅，他一直是在搞幕后策划，即便是这类活动，在开始的时候他可能连主角还都算不上。因为要攻秦首先就要联络赵、魏、韩等国，可是被齐湣王派到这些国家进行此类外交的却不是苏秦，他接受的任务是回燕国去，显然也是告知燕昭王做攻秦的准备。看得出齐湣王对燕国依旧不那么放心，参加攻秦的事必须苏秦亲自回去落实才行。
人怕什么就偏会遇到什么，大概在苏秦刚回到蓟不久，燕国和齐国之间便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流血事件，两国关系立时面临恶化的危机。
让人意外的是，挑起这次流血事件的并不是憎恨齐国的燕国人，反倒是一心想拉住燕国的齐湣王。
整个事件的情节很简单，一位燕国人被齐湣王杀死了。死者若是寻常之士，也就不会闹出太大的事端，可这个人偏偏是那位燕国将军张魁。
对张魁的死史料没有详细记载，《吕氏春秋·行论》上只有四个字：“齐王杀之”。齐湣王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已找不到答案。不过正是从那极其简略的记述中，人们不难得出一个印象，张魁并没有作危害齐国的事，否则一定会被记录在案。也许他在言语行动上对齐湣王有所冒犯，但决不会到该死的地步，不然史家就可能给他写下“不恭”的评语。
这也就是说，杀死一个别国将军，不惜酿成外交争端，完全是齐湣王在使性子胡来。
此时的齐湣王正在逐渐显露出他人格中丧失理智的凶暴的黑暗面。
张魁的死讯传回燕国，燕昭王听后登时“泣数行而下”，不住地流泪。也许张魁是他喜爱的臣子，但他此刻的哭泣更多是为自己尊严的受伤。这从他随后下达的命令就可以看出来，那命令说：“余兴事而齐杀我使，请令举兵以攻齐也。”
因为张魁是“我使”，所以燕昭王才会决定为他的死起兵进攻齐国。
这当然同样是不理智的行为，燕国这时与齐国开战并无胜算，但燕昭王必定是觉得自己的忍耐已经过了底线。派出去的高官无故被害，如果这样的屈辱还要咽进肚里，燕国或者说他的颜面何存？
下面的大臣肯定有一批人不赞成发动如此争意气的战争，但张魁的死确是奇耻大辱，面对着无比悲愤的燕昭王和国人，谁也不敢提出理性行事的劝告。否则不但意见不会被接受，自己也将给骂成卖国贼，这是人类政治历史中常有的一种困境。
但终究还是有个叫凡繇的人鼓足勇气，站到了燕昭王的面前，不过他也没有直接劝阻与齐国打仗，而是张口就表示要辞职，理由是：“贤王故愿为臣，今王非贤主也，愿辞不为臣。”
燕王不是贤明之主，他不愿给这样的君王当手下。
连一些昏庸之人都可以自认是明君，领导了燕国复兴的燕昭王，怎么会不是“贤主”？
燕昭王显然也这样想，所以不解地问凡繇道：“是何也？”
凡繇的回答是先说起了让人伤心的往事：“松下乱，先君以不安弃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齐者，力不足也。”
“先君”自然就是燕王哙。他在齐国入侵的战乱中丧命，他的儿子燕昭王却依旧要小心地侍奉齐国，这般忍受屈辱，还不是因为燕国的实力斗不过齐国吗？
听到这里，燕昭王应该有所领悟了，凡繇于是直奔主题：“今魁死而王攻齐，是视魁而贤于先君。”
为一个死掉的张魁跟齐国拼命，难道张魁比前任国君还重要吗？
张魁为什么就不能比燕王哙重要？每个人的生命至少也应该是平等的。可这是现代的文明法则，两千多年前和以后的漫长时间里，人们并不懂得这些。
凡繇对张魁如此估价，依据的仅仅是一条通行的规则，燕王哙是国君，张魁只是臣子，他们的地位永远有高低之分，不可能有相同的价值。
从敢于谏言来看，凡繇大概是一个正直的人。可悲的是，正直的人许多时候也是一个谨守常规，不能脱俗的庸人。
只有在那样的时代，凡繇这两句根本不合理的指责，才能拥有不容置疑的道德合法性。似乎就是凭借着它的威势，燕昭王不得不俯首称“诺”遵命。
其实这多半只是事情的表象，如果没有凡繇“力不足也”的点醒，一直沉浸在羞愤中的燕昭王怕也不会这么顺从。
凡繇接下来便正式“请王止兵”，燕昭王自然同意，但又问道：“然则若何？”
不能打仗，那究竟该怎么处理这次外交危机呢？＇4＇
五。骄横与怯懦都是人的本性。
凡繇给燕昭王的建议并没什么新创意，仍旧是要他继续对齐湣王奴颜卑膝。
已经从冲动的情绪中冷静下来的燕昭王，痛快地答应照凡繇的策划行事。
他先换上一套素衣，这表示自己是对齐国有罪的人。罪人不能穿好衣服，也自然不该享受高档的住宅，燕昭王又搬到蓟的郊外去住简朴一点的房子。其实生活待遇肯定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只是为了作姿态让齐国看。
只这些当然不够，燕昭王同时派出请罪的使者赶赴临淄去拜见齐湣王。
杀了人的齐湣王这时候在干什么呢？
他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照旧潇洒快乐的生活着。不就是一个张魁嘛，杀了怎么样，杀错了又怎么样？难道燕国会为了一个军人，就胆敢跟齐国动手？他才不信呢！
燕国使者到达临淄的时候，齐湣王正摆下酒席，和成群的齐国官员们大吃大喝。听说燕国来人，他立即“令使者进报”。
燕国使者来到齐湣王和齐国众臣的面前，卑屈地向齐湣王说：“燕王之甚恐惧而请罪也。”
具体的请罪辞是凡繇事先拟定的，第一句话便把责任全揽在燕昭王的身上：“此尽寡人之罪也。”
燕国人无辜被齐王杀害，怎么成了燕王自己的罪责？理由是这样的：“大王贤主也，岂尽杀诸侯之使者哉？”
齐湣王乃贤德君主，难道诸侯派到齐国的使者都会被杀吗？
当然不会，“然而燕之使者独死”，怎么燕国派来的人就死了？这只能说明“此弊邑择人不谨也”，是燕国选人不当，才有如此变故，所以“愿得变更请罪”。
自我贬损还能编出如此圆通的理由，真是难为了燕国。也不难想象，燕国使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毕恭毕敬的神情背后，是成千上万燕国人在屈辱和愤怒中燃烧的心。这压抑的烈火将最终迸发，焚毁齐国的无上权威。
齐湣王这时根本不知道自己亲手种下了多大的仇恨，给齐国日后带来了怎样的灾祸。他只管陶醉在奴役虐待他人的巨大愉悦中，而且觉得还不过瘾，居然命令燕国使者把请罪辞“复之”，再说上一遍。
燕国使者别无选择，只有忍辱含羞地把请罪辞又复述了一次。
齐湣王这么残忍，也是想要“以矜左右”。张魁被杀后，必定有一些明事理，懂利害的齐国官员，担心燕国会跟齐国反目为敌。齐湣王今天便要让他们看看，自己是何等的强大，任何人都只能臣服在他的脚下。
心理上的无比满足让齐湣王忘乎所以，被他派往燕国回复燕昭王请罪的竟是一名“小使”，也就是级别很低的小官。由这样一位小官吏“令燕王复舍”，命令燕昭王，回宫室去住吧＇5＇。
危机在表面上结束了，暗地里燕国对齐国的报复之心更加炽烈了。
在整个的危机期间，人们没有发现苏秦的身影。以他多年往来于燕国跟齐国间的经验，处理这样一场外交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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