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是燕国的内阁总理……相国子之。
子之是何许人也？
对于他的出身和资历，史书没有任何的记载。后人唯一能够知道的是，在燕王哙向苏代咨询齐宣王的这个时候，子之已经是燕国响当当的政治强人了，在许多事情上燕王哙显然是要依靠他来拿主意。
子之的为人行事又是怎样？
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说：“子之相燕，贵重主断。”由此可知，子之一定是个做事威严，独行独断的铁腕人物。这样的人往往有着超过常人的智商跟才干。以子之这种刚硬的行事风格，想不得罪人的机率几乎等于零，可他却能在官场上一路攀升，又被燕王哙赏识，取得完全地信任，想必是作出过令人刮目，任谁都无法*的骄人业绩。
但有大才之人也容易有大的缺陷，甚至是邪恶的品质。子之也不能例外。
看着在自己的治理下大有起色的燕国，自信满满的子之感觉到内心有股不可遏制的欲望在涌动，那是对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的无尽渴求。
像子之这样的人，他可以不贪财，不好色，惟独抵挡不了权力的诱惑。他或许会辩解说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更可以讲出天下者有德者居之一类的说辞。其实真正的动机，不过是在他的心底深处，对那种驾临芸芸众生之上，无比至尊的感觉有着走火入魔般的迷恋。
野心膨胀超出极限的子之，如同魔鬼附身般地一心想要得到对国家的完全控制，认定只有作了燕国名副其实的老大，才能让自己尽显身手，千里疆土任凭他随意挥洒。
他当然知道这并不容易，燕王哙虽远称不上是一代雄主，但也绝无重大的过失和恶行，要想强行废黜他，实在找不出充足的理由，硬来的话很可能是让自己倒霉。
盘算之后，子之决定采取渗透战术，一点点地瓦解燕王哙的权力，搞他个和平演变。
子之的初步计划是，先把燕国的所有行政权抓到自己手里，将燕王哙架空。
这件事作起来也有难度。虽然倚重子之，但燕王哙仍然攥着国家事务的最后裁决权。要想一切权力归子之，就必须说服他彻底放手。
子之不可能亲自跑去向燕王哙伸手要权，那等于让所有人怀疑到他的不良企图。必须有人替他出面充当说客，蒙哄燕王哙自动让出权力。
选谁来作说客呢？这个人应该跟子之关系密切，如此才可确保他不会出卖子之；还要深受燕王哙的信任，这样他说的话才能得到重视。
子之想到了苏代，他完全符合前面的两条标准。
初次见面就被燕王哙赏识的苏代，跟这位国君的关系自然不会错。可他是怎么跟子之攀上交情的？
据司马迁在《史记·苏秦传》中的说法，苏代能跟子之靠近，是因为苏秦早先“与子之为婚”，两人是儿女亲家，或者是一方娶了另一方的姐妹的姻亲关系，所以“苏代与子之交”。这当然不可能，即便结亲也只能在苏代和子之间直接进行，如果苏代没娶老婆（笑话苏秦的那位嫂子不是他的太太，而是苏秦另外存在的兄长的妻子），或是家中虽有糟糠妻，但子之家族中偏有那痴情女子甘当小妾。
政客间的结交，其中就算真有亲缘的联系，也从来不是多么重要的因素。苏代投靠子之的真正理由，无非是利益和政见两种考虑。
子之在燕国位高权重，傍上他自然前程无量，这一点只要不是弱智就都能明白。
除去私欲的算计，苏代很可能也认为，燕国只有在子之这样处事果决，雷厉风行的人主持下，才振兴有望。所以在官场复杂的争斗中，他明确选择了站在子之一边。
不管是哪种原因，都足以让苏代不能拒绝子之要他帮忙的请求。
苏代也真的就答应了。
按照子之的布置，更可能是他和苏代共同商量的行动方案，子之先给苏代争取到了一份出使齐国的差事。那时诸侯之间流行交换质子，就是相互把自家的一个儿子，送到对方的国家去作人质，以此确保两国不发生冲突。燕国这时就有位王室公子要到齐国去当质子，苏代在子之的安排下，承担了护送这位公子入齐的任务。他顺利完成了使命，回到了燕国。
这便是开头的那一幕情景，听到燕王哙在问齐宣王的情况，苏代知道那个预谋已久的一刻到了。
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还真不是吹牛。
大凡一国出使别国的臣子归来，国君通常都会探问他对那个国家元首的印象，燕王哙的问话早在子之和苏代的意料之中。
于是按照事先想好的词句，苏代对燕王哙回答道：“必不霸。”
齐宣王不是块当霸主的料子。
在后人看来，苏代这话明摆着是胡说八道。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齐宣王怎么也都称得上是齐国的杰出君主，这个国家在他的手中持续了以往的繁荣和昌盛。
可是对当时的燕王哙来说，真实情况却并非那么清晰可辨。此时齐宣王即位不过几年的时间，他的执政能力究竟如何，外人一时都还难以确切判定。所以向来受信任的苏代的话，对燕王哙还是很有欺骗性的。
当然燕王哙也不是一句话就能糊弄过去的，他接着问道：“何也？”
你说齐王作不成霸主，总得给个理由吧。
苏代的回答倒也干脆：“不信其臣。”
齐王的毛病是不能全心全意相信他的臣子。
连通常只管客观叙事的司马迁写到此处也忍不住点明，苏代这是“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2＇。
苏代摸准了燕王哙只求让燕国尽快强大起来的迫切心理，这才说出那样的话来，把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国君推向了阴谋的陷阱。
本来就宠信子之的燕王哙果然中计，从此“专任子之”＇3＇，心甘情愿地把大权旁落给他这位能干的相国。
轻易就取得了成功的子之欣喜不已，对苏代也是感激不尽。他当然懂得帮忙没有白帮的道理，“因遗苏代百金”＇4＇。
这“百金”的“金”并非黄金，而是铜钱。“百”是指一百镒的，一镒的重量据说等于二十四两。也就是说，子之送到苏代面前的是整整两千四百两放射着诱人光泽的巨款。
这是一场两千年前的黑金交易，买断的是一个国家的统治权。
而这才只是子之计划的第一步。
此刻国王的宝座离子之近在咫尺。燕王哙居然能那么痛快地下放权力，让子之发现，篡位原来可以省略掉许多劳神筹划的麻烦，只需一个知道怎样说话能够打动人心的说客就足够了。
按说这样的人选还是非苏代莫属，子之肯定也这样想过。
可是最终出马的人却不是苏代，至于为什么，史料没有任何说明。
也许苏代虽然爱钱，为升官也不惜攀附权贵，但他多少还保留了一点作人的底线。燕王哙毕竟对自己有恩，即便是真要下课，这件事也不应该由他来作。苏代甚至可能只赞成子之专权，却不支持他僭越国君的大位。所以当子之请他再做说客时，苏代选择了拒绝。或许还会劝告子之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国君的位子并不是那么好坐的。
对最高权力已经*攻心的子之，这时候是什么话都听不进去的。苏代不再和他一起玩，他便另选搭档，想巴结自己的人有的是。
一个叫鹿毛寿的家伙就这样登场了。
对鹿毛寿的情况，史家同样没有多费笔墨，只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奸佞之徒的形象。
真正的坏人往往也都是聪明人，鹿毛寿就是一例。他经过细心谨慎的谋算，决定把引诱燕王哙让位的行动分成两步来走。
在第一步他先向燕王哙提议，用把国家转让给子之的行为，替自己炒作一个圣贤的荣誉。理由是古时候的圣贤尧曾要让位给个叫许由的人，许由坚决不受，尧因此“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又换得了人人都“谓尧贤”的好名声。“今王以国让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您不但仍旧是国王，在历史上的地位还跟尧一般高啦！
燕王哙还真的就听从了这番鬼话。当了国君的人，多半都想被人赞美成贤德之主，这种虚荣心燕王哙也不会没有。再说现在所有国事全都交给了子之打理，整天闲得发慌，就算给自己找个事情作吧。他此时似乎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玩的是一场多么危险游戏。
这位政治上的天真汉很快就公开宣布“属国于子之”，子之的地位立刻“大重”，分量加重了的子之对燕王哙的转让行为却丝毫没有推辞的表示。这时任谁都应该明白，假戏可能要真做了。
鹿毛寿却又跑来见燕王哙，对他狡辩说，虽然名义上出让了国家，但实际上各级官吏都是太子的人，“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意思很明白，子之要掌握所有官员的人事任免权，控制这些人的命运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既然说要让国，您就该彻彻底底地让一回吧。
这已全然不是游戏，而是近乎直白的要篡夺政权了。
燕王哙却还像个傻瓜似的，把俸禄收入在三百石粮食以上的臣属的官印统统收缴上来，又把这些代表国家各种权力的信物统统交到了子之的手上。大功告成的子之也即刻卸去了所有的伪装，堂而皇之地“南面行王事”，坐在朝南的王位上，向着已经属于他的燕国发号施令了＇5＇。
四。圣贤与奸佞都没有修炼成熟。
这样随便地将一个国家转手出去，燕王哙真的是个白痴不成？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君死后，都必须被追赠谥号，比如燕王哙的父亲燕易王这个名号就是去世后才加封的。可是燕王哙故去之后，却没有得到这样理所应当的待遇，只能像现在这般不尴不尬地称呼他。足见子孙和臣民对他将自家祖业无偿转让的行为是何等的怨恨。
这燕王哙怎么就会笨到如此可笑的地步？
从史籍上看，燕王哙的性格中确实有着寻常君王少有的单纯，但决不是糊涂。从任用子之、苏代这样有才干的人（只是对他们的野心和贪欲始料未及）可以看出，他并非一个昏君。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作？
不妨先来看他对子之篡位的反应。在这个昨日的相国“行王事”之后，《史记·六国表》记述燕王哙的态度竟是“愿为臣”。从日后的结果看，子之的势力远没有达到后世曹操。司马昭那样足以挟制君王的规模，燕王哙只要振臂一呼，至少也能拉起一支队伍跟子之对打。可是眼睁睁看着子之如此的大逆不道，他居然没有表现出一丝的不爽。
也许所有人都小看了燕王哙，低估了他的人格境界。
燕王哙的头脑中当然还不会有国家是人民公器这样明确的思想，但他显然认为，只要能让燕国强盛，谁作这个国王都行。子之既然有能力，让位给他也没什么不可以。尧舜那样至圣之人都肯让贤，我怎么就不能让。给自己落下个贤德的美名，又有什么不好？
这是一个比那些雄才大略之徒高尚百倍的千古真君子。
可是现实总是爱开残酷的玩笑，一个好人所作的事并不都能有好的结局，甚至适得其反，明明想要人们进天堂，最后却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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