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中国力”的角度，详尽剖析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努力的失败与成功。不直面失败，无从看出当年的中国是否曾败不惶馁、危不惊惧，不直面成功，也难以判断中国能否胜不妄喜、安不奢逸。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现代化和全球化不过只是近代以来的一个最新片段，正所谓“天命所归是大国”，大国就是大国，是大历史、大未来，而不是小历史、小未来。
本书写给所有相信中国具备“中国力”，相信中国享有大历史也拥有大未来的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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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19世纪的中国人缺乏对现代化的洞察力（1）
鸦片战争二十多年后，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布衣文人王韬，先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最早看明白了一件事：搅得中国方寸大乱的所谓“夷情”，其实是一个世界大势。他把这个大势称为“光气大开，远方毕至”的“通商大局”，对于国人视西人为害，“尽驱而远之”的主张，他认为完全没用，因为“势不能也”。他主张利用这个“去害就利”的转机，让中国走上自强之道。王韬后来亲往英国，更坚信自己的判断不错，他在一封信中发出预言：整个地球将合而为一。“不出百年，轮车铁路将遍中国，枪炮舟车互相制造，轮机器物视为常技。”
其时的中国，人口约四万万，从有记载的资料上看，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在认识西方的问题上能有这般远见卓识者，除了王韬之外，尚未见有他人。
在王韬写下这些文字的同一年，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写了那篇被称为“洋务运动纲领”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力主“皇然变计”，实行变通，但其认识水平，却比洞察到了世界“通商大局”的王韬低了不小的一个层次。信函中说：“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可见，还是一个静态比较的狭隘视角，没有看到全局，也没有看清大趋势。
洋务派的人数比王韬们多了很多，不仅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等一批地方实力派领袖，也有朝廷里以奕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冯桂芬等学界的思想先驱，代表了当时中国认识西方的主流头脑。
洋务派再往下，是守旧派，认定西方器物就是一些“机巧之术”，抱着“工匠之事，儒不屑为”的态度，坚信“礼义为本，技艺为末”，不屑于认识西方、认识世界。洋务派与守旧派的思想论战，持续了三十余年，贯穿洋务运动的始终，从洋务派的连连受挫，几起几伏，可见守旧派的势力之大、代表性之广。
中国开展洋务运动之时，还没有“现代化”这个词，将过去的历史都理解为散步，将现代化理解为登山，这种思想更不可能产生。而将所有外来的新事物都归结为“洋务”，将“洋务”和中国千年不变的“圣人之道”对立，这个对立，最多走到“西方立国有本有末”这种认识，就到头了，就近乎于造反了。李鸿章与守旧派论战，一气之下，也能说出“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术器艺来”等大逆不道的话，但最多就是如此了。
登山赛的全貌，还锁在重重迷雾当中，但王韬们已经看出来，这是一场“远方毕至”的竞争，中国无论是采西学还是守中学，无论是办洋务还是坚持圣人之道，最终都是要竞争，胜者一切都对，败者一切都错！“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始终！”王韬此议，在中国加入世贸与世界全面通商之前一百四十年。
李鸿章们没能洞察到这一点，他们看见西方跑在了前面，也发现西方站到了高处，但没有把整个形势看成是一个不断的竞赛。他们心存幻想地误以为，只要中国办好洋务，一步赶了上去，天下就会重归太平，中国继续做天朝，四夷臣服于下。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又三十年，到了新旗手康有为，也还是这个思想。按康先生的设计，中国的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整个的世界观，还是一个你上我下、我上你下的等级格局；最后的大目标，仍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世界为四周的霸业宏图。
一、为什么19世纪的中国人缺乏对现代化的洞察力（2）
而守旧派方面，既不想看，也什么都没看见，没看见大山，更没看见登山赛。“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西夷之事，与我中国何干？
回看当初，可以肯定，在中国接触世界现代化之初，基本上没有发挥出自身的洞察力。现代化是一场登山赛，登山赛与平原散步完全不同：前者是动态的，后者是静态的；前者是连续不断的，后者是一步到位的；前者是领先决定胜败，后者是霸业决定胜败。这个认识，四万万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王韬派、洋务派、守旧派，在认识西方和现代化这件事上，若按洞察力来评判，分别算是“有洞察”、“半有洞察”和“没有洞察”三个层次，人数上，分别是极少数、较少数和大多数。而“真正的洞察”，则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当时的中国，能认清世界大势者，连一个都没有？为什么没有至少多出一些王韬？为什么洋务派没能至少达到王韬那种洞察水平？为什么守旧派如此顽固，在列强的军事打击之下连连惨败，仍然坚信中国的忠信礼义必能战胜西方的坚船利炮？
后人都是西学中人了，从小就懂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回头翻看前几代祖宗们的那些思想文字，不知如何理解以上问题，只觉得愚昧无知、不可理喻，于是肆意嘲笑，以自己比这些祖宗们聪明为幸，以自己与这群先辈们同族为耻。
人们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是，认识西方这件事，对中国人来说，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西方这个东西放在那，你要回答它是什么这个问题；二是你用什么认识工具来认识它。这两个意思很不同，前者是What，后者是How。举个简单的例子，王韬说“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始终”，这里的“地球”就是西学里的观念，王韬是在用西学的认识工具来认识世界，假如是一个仍然相信天圆地方、中国在中央的中学人士，根本说不出这句话。
今日中国人，用的都是西学的认识工具，甚至直接用西方语言，按西方的思维方式思考，久而久之习以为常，把这个事当做理所当然了。看完一大堆外文书，冷不丁回头看一眼清末士大夫们的论战，不禁捧腹，引为笑料，并未觉得其实自己也很可笑。想象一下，一个用电脑做算术的人嘲笑用算盘做算术的人，如果用算盘的人有电脑而不用，此嘲笑有理，如果此人不知有电脑，只知有算盘，则不应被嘲笑，反倒是嘲笑者因为不知电脑与算盘之分而该被嘲笑。
中国人在接触现代化之初，其处境，类似于一个人不得不用算盘来认识电脑中的问题。从洞察力上看，肯定是具有西学知识的人，才拥有适用的认识工具，才可能在认识西方时有所洞察，而不具有任何西学知识的人，则不大可能深刻地认识西方。但需要指出，正如不能低看算盘使用者一样，也不能认为没能认清西方和现代化的中国人一概昏聩无能，因为他们在当时就像是这样一群人：不仅没有电脑，而且在算盘的技艺上已出神入化、难以自拔。
五百年前中国的王阳明，当过都察院御史、巡抚和兵部尚书，政治军事功勋卓著，学问文章名满天下。一个在修齐治平各方面样样出众的人杰，一辈子也都是靠“算盘”式的认知方法做事。王阳明原以为朱熹老师的“格物致知”是认知的绝招，是不二法门，结果钻到竹林里对着竹子苦思冥想了整整七天，大病一场，还是没明白竹子是什么。后来又悟出“心即理”，原来万物就在自己的心中！天理就在自己的心中！学生问他：您老说万物都在心中，那前面山里的花开了，您又没看见，那一丛花怎么会在心里呢？王老师回答说：我没看到花时，那丛花与心同归于寂，等我看到花时，花与心同时明明白白，由此可知，花并不在心外。
在“算盘文化”中，这就是洞察！
中国文化早熟，中国式洞察太高级、太潇洒。但问题在于，假如中国人一直都还像王老师这样洞察自己，洞察世界，估计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会被集体灭种。因为当手持洋枪洋炮的西方人来到中国时，都已经是懂科学的现代人了，他们从没觉得中国这块土地上的金银财宝只是些心中之物，他们的心也从来不和没看见的东西“同归于寂”。他们清楚地洞察到，中国就是一个可以被掠夺的“黄金国”，他们*中烧，四处探索，他们要将所有的研究心得，都转化成对中国的征服和掠夺行动。
好在中国人在被集体灭种之前及时学会了西方式的认知和学习方法，不再玩高级洞察游戏了，不再心与没看见的西方“同归于寂”，等到洋枪洋炮对准自己脑壳时才心与洋枪洋炮“同时明明白白”了。
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认真学习西方，学习现代化，派留学生出去学，翻译西方书籍自己学，大汗淋漓悬梁刺股，孜孜以求西学堂奥，一个多世纪后，终于有了一种学有所成的大概模样。
器物方面不消说，除了现代化的民用产品，现代化国家该有的“国家器物”，中国现在差不多也都有，卫星放了一堆，原子弹也藏了一堆，宇宙飞船上了N多个，核潜艇造了N多个，航空母舰和大飞机马上开建，各尖端学科也都各有各的成功之作，大大小小“中国自行研制”之作，“比某国少用了某某年”之作，很是壮观，与洋务运动时相比，已天翻地覆。
认识工具方面呢？西方的一整套，也基本上都学到了，哲学家、科学家缮从古希腊到当代，凡是有名的都引进，思想都了解，著作都翻译，成就也都承认。比中国强很多么？承认，中国在这方面确实很弱么？也承认，虚心学习么？虚心。
总体上看，是这么一个情况。在器物方面的成就说明，无论是学习态度，还是学习方法，都没有什么大错。即便认识到，在西学的某些根本的方面，还没有完全参透，但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假以时日的问题，已不必太当回事。
2000年，有一位著名学者在其主编的一套丛书的说明中写道：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被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解读似乎仍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
很像是黄钟大吕警世之言，但敲钟的时机晚了点，21世纪到来了，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忙，即使学界中很多人听到了这钟声，却少有人幡然醒悟，多半是忙得顾不过来，嘴里嚼着生米饭，冲进了各自的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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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现代化：奸诈的老师与懦弱的学生（1）
学界的解读仍在“吃生米”，一百多年后仍然没有发挥出洞察力，并不只关系到学界在学习成绩上得三分还是得五分，而是事关本国现代化道路的成败。
王韬预言，不出百年，西方的一切器物都将出现在中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国将全面现代化。但全面现代化意味着什么？王韬看到的是，中国必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