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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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二十年- 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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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他神色凝重。
  温伯格演讲完毕,*市长上台致辞,他致谢后,转而回应了温伯格的演讲,他谈到这个世界不能只有一个声音,也不能只有一种颜色,如果是那样,这个世界就过于单调枯燥了。随即,朱市长针对温伯格的观点温和地作了驳斥。朱市长的口才是公认的,回答不失东道主风度,沉闷的会场上爆发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会议继续,上午休息时,上海一批跑金融新闻的记者找我谈起晚上的答谢宴会上朱市长赠送礼品的事,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是我们申银证券提供的股票。因为都是熟人,我告诉他们有这样的打算,但最后送不送取决于朱市长。当时在场的有《解放日报》的时赛珠,上海广播电台的左安龙、肖美瑾,《新民晚报》的孙卫星以及《文汇报》、《新闻报》、《金融时报》等一大批记者。这些记者彼此相熟,同行们都知道《新民晚报》抢新闻厉害,因为它是晚报,如果当天的新闻抓不住,就要比其他媒体晚一天,大家都怕孙卫星当天把这条消息捅出去。如果这消息发出去,但朱市长最后不送股票,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这些记者都反复关照孙卫星不能抢发这条消息,孙也是满口应允,让大家放心。下午会议结束后,我陪毛应梁行长先去参加日本一家证券公司在上海举行的活动,再参加7点半举行的市政府答谢宴会。一出会场门,有人递给我一份当天出版的《新民晚报》,一看,头版中间,赫然写着——16张电真空赠送给外国代表,电真空有了“洋老板”…… 。。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3)
【本报讯】(记者孙卫星)16张上海电真空公司的股票,将作为上海市的“特殊礼物”,在今晚的金融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赠送给为研讨会献计献策的外国代表。
  今天,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无偿转让了这些股票,并在16张股票上写上了新股东的姓名。这些新股东分别是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格林伯格、美国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前国防部长温伯格、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副总裁菲力浦?沙委朗等。
  这16张股票每张面值为100元,股票期限为“不限期”。按照国际惯例,这些洋股东可以按期来沪领取每年分得的股息和红利。
  此时离闭幕酒会还有两个小时。我心想要坏事,果然,与毛应梁行长一说,他当即就火了,连声说:“怎么会这样!这报道如果给朱市长看到,那还了得!他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只能安慰毛行长,说现在急也没有用了,何况消息也不是我们捅出去的,现在只能祈望朱市长在宴会之前没有看到这则消息。那天,我和毛行长去赴日本一家证券公司的宴会,毛行长的情绪非常低落,我知道他在衡量这件事可能引发的后果。偏偏我们去的那家日本证券公司在排席位时出现了严重的差错,把堂堂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的位子安排在了偏桌上,却把上海市其他银行的行长,甚至副行长都安排在主桌上——谁不知道,拥有15 000名员工,拥有上海40%金融资产的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在上海商业银行行长排名中始终是第一位的?毛行长沉着脸,坐在那里吸了支烟,可能是越想越火,突然起身对我说:“小阚,我们走!”主人发现我们刚进来就要走,感到很奇怪,也可能意识到席位搞错了,忙来拦着,但已来不及了。毛应梁说了声:“我们要参加朱市长的宴会去!”说罢头也不回,带着我拂袖而去。
  答谢宴会如时举行,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参加,上海市方方面面的官员随同参加,加上与会人员,总共摆下了二三十桌。毛应梁行长的席位在主桌边上一桌,我和尉文渊等人的桌位靠后。我们和叶龙裴约定,上到第四道主菜时,由他去和朱市长悄悄咬耳朵,如果朱市长同意,就由毛行长上去,把我们准备好的股票递给朱市长。
  整个过程我似乎比毛行长还焦虑,怕朱市长不同意赠送这样的礼品,回去再发现《新民晚报》那条消息,那可真闯祸了!此时门外的孙卫星也有点后怕了,其他媒体同行都谴责他,不该这样抢消息,大家吓唬他,万一今天朱市长股票没送,你们的总编的位子还想坐下去?
  一道菜、两道菜、三道菜,我在心中点着数,此时我看毛行长似乎和我一样,也没有心思用餐。第四道菜上完了,还没动静,我着急了,拖着朱小华把叶龙裴拉到边上,告诉他别忘了这件事。叶龙裴是个性格开朗的海派人物,他告诉我们没有问题,他会相机行事。第五道菜上完后,叶龙裴走到朱市长旁边,对他咬了番耳朵,只见*市长欣然起身,走到话筒边,大声说:“为了感谢这次与会嘉宾的精彩演讲,我要送你们一份礼物,至于什么礼物?我先不说,请你们猜一猜。”“朱市长送礼物!什么礼物?”场内气氛顿时欢快起来。
  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的太太硬把老头推到前面,让他去猜是什么礼物。格林伯格也会来事,他问朱市长,是不是他申请在上海开办友邦保险机构的批准文书下来了。几番猜测,没有一个人猜中。此时,朱市长大声说:“下面请工商银行行长毛应梁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毛行长喜气洋洋地走到台前,用他特有的浙江义乌口音的普通话大声说:“朱市长给大家准备的礼物,是我行全资附属的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提供的上海真空电子公司的股票。”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4)
“股票?!”场内气氛更热烈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持有不少国家的股票,但是没有人拥有中国的股票。而股票在当时是象征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产物,没有什么礼品比它更具纪念意义。朱市长和毛行长把我们精心包装过的真空电子的股票,按照名单一一送到每位演讲嘉宾的手里,拿到礼品的演讲嘉宾个个兴高采烈,握着朱市长和毛行长的手连声称谢,并表示要把这份礼品好好珍藏。没有拿到礼品的境外与会代表满脸羡慕,有几个当即找到毛应梁、朱小华等,说我也发言了,怎么没有我的份?我们准备的17份礼品是按大会事前约定的演讲代表的名单准备的,在会议自由发言时,确实有些代表也作了简短的发言,但老外搞不明白主讲和自由发言的区别,心想我也为你们咨询了,怎么这么有纪念价值的礼物没有我的份?后来朱小华和市有关部门找我商量,再补几份给那些在大会上讲过话的代表,因此,最后实际上我们送出了23张股票。
  场内热烈的气氛也感染了*市长,接下来是朱市长向与会代表敬酒,按事前计划,朱市长只给前面四桌贵宾敬酒,但是那天朱市长一高兴,就一桌一桌轮着来,也乐呵呵地拿着酒杯来到我和尉文渊坐的那桌,媒体记者不失时机地为我们抢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
  时隔几年,*已担任总理,成为国家主要领导人,上海的股市已经面向全国发展,同时,股票发行和交易也实现了无纸化。有一次,我遇到香港的方黄吉雯女士,她当年也曾从*手中拿到这份礼物。我故意对她说,我们公司打算搞一个展示中国股市发展历程的陈列室,想收集一些有纪念价值的东西,问她是否愿意把当年朱市长赠送给她的那份股票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我们?方黄吉雯一听急了,连说:“那不行,100万元也不行,那可是朱总理给我的礼物!”
  与原上海市市长*合影
  去中南海给老前辈汇报股票
  90年代初,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股票发行的试点面扩大,中国证券市场呈现大发展的态势,但还是有很多人搞不明白股票、证券市场是怎么回事。当时不少人心目中的股票市场还是著名作家茅盾在小说《子夜》中描写的那样。在《子夜》中,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是一批投机分子聚在一起的一个乌烟瘴气的场所,尔虞我诈,不时会爆出过度投机导致血本无归跳楼丧命等社会新闻。而很多老上海都知道,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关闭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故事。因此,不少人疑惑,怎么我们国家也要搞股票?还要恢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因此,那几年社会各个方面对普及证券知识的要求很强烈,到处可见证券知识培训班、讲座班的通知或广告。那几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收到讲授证券知识的邀请,由此到过各地的大学、各种协会组织、一些大的企业集团,甚至还到部队机关讲过课。但是,给我影响最深的是那年到中南海给中顾委一批老前辈讲股票的事。
  中顾委的全称是*中央顾问委员会,是在*同志的倡议下建立的。1982年9月6日,*十二大通过*章,对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体制作了重大改变,决定设立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顾问委员会。进入中顾委的条件很严格,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任过省部级、大军区主要领导职务,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第一届选出了172名委员,*任主任,日常工作由薄一波副主任主持。*十四大后,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 。。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5)
那年,上海《萌芽》杂志社编辑了一套丛书,书名为《献给下一代的报告》,内容是一批老前辈的故事。上海申银证券作为赞助商之一,资助了这套书的出版,由此也结识了不少中顾委的老同志。那年,中顾委常委伍修权同志在中顾委秘书长李立安同志和副秘书长黎虹等的陪同下,到上海考察工作。我把他们请到位于南京东路99号的申银证券公司本部,汇报了我们证券公司的情况,介绍了上海证券行业的发展现状,讲解了证券行业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几位前辈参观了我们的交易大厅和主要业务部门,对证券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伍老曾担任国家和军队高级职务,是我们这一代崇仰的老前辈。当时,伍老年岁已高,行动不便,坐着轮椅,碰巧大楼电梯发生点问题不能使用,吓得上海保卫人员连问我们怎么安排的。事先,我知道了电梯不能使用,但考虑我们办公所在的楼层不高,因此没向上海有关方面汇报此事,结果没想到伍老是坐轮椅来的。伍老宽容地连说没关系,让工作人员抬着轮椅上下各个楼层,边看边问。伍老思维敏捷不减当年,给予我们很多鼓励。一位中顾委常委到企业视察,坐在轮椅上被抬上抬下,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事。
  李立安秘书长事后邀请我抽时间给中顾委的老同志们讲上一课,让他们也了解一下金融改革方面的情况。李立安秘书长1973年担任过黑龙江省省委书记,我当时在黑龙江省北大荒下乡,也可以说他是我第二故乡的老领导。我问他,给老前辈讲股票妥当吗?听说一批老同志对开办证券市场持反对态度,万一我到那里讲错话怎么办?李立安同志让我不要担心,说大部分老同志是宽容的,思想也是解放的,大胆去讲,讲错了也不要紧。
  此前,我去过中南海几次,但去讲课还是第一次,何况听课的都是在我国早年政治、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
  那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中南海,似乎不是去讲课而是去应考。我本来准备提前到中顾委会议室,到那里再做些准备工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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