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皇帝让老百姓怎么跟啊？跟你混也是被抢，不跟你混也是这结果，让大家服你，总得给个理由先啊？
一伙著名的农民起义军打进长安后，没干别的，天天去演“鬼吹灯”，把西汉帝王的陵墓一顿劫掠，还把吕后的尸体拿出来猥亵了一遍。
公孙述占据巴蜀，经济状况稍微好点，这哥们就自己推行其“铁钱”制度了，还是禁止用汉代五铢钱，天天整点封建迷信，不亦乐乎的，巴蜀经济优势在他手里一点没发挥出来。
刘秀之所以能带领一干人等扫荡天下，主要就是他看清了人心思汉的大方向，大家为什么思汉？思的是西汉的五铢钱、思的是西汉那没有王田的恐怖制度、思的是不至于动不动就全家被充作奴婢，以前觉得西汉的盐铁专卖、平准均输就已经够严酷的了，到了王莽经济时代一看，那简直是福利社会啊，最起码在西汉的时光里，大家能把账算明白啊。就是把握住这个大方向，所以刘秀赢了。
刘秀的经济方针就是把一切乱象都重新纳入西汉的旧有体制之内，把王莽弄乱的一切拨乱反正。恢复五铢钱；田租“三十税一”；将王莽时代被没为奴婢的人，都放出为平民；让各地举贤良；命令各地重新搞经济普查、统计土地、人口数据；就连最后留遗嘱，办自己的葬礼都是模仿汉文帝的做法，务求节省。
没有什么创新措施，或者应该说他的创新就是回归，刘秀的这种经济复古措施效果显著。
两种复古为何一胜一败
刘秀复古，赢了；王莽复古，败了，同样是复古，差距咋就这样大呢？
这两种复古从本质上是由巨大差异的。王莽的经济复古意图恢复周朝旧制，当时距离西周已经七、八百年，周代的人口规模、社会激励制度、知识存量都和此时有了巨大的差距，光中央政府直接统领的土地面积是已经发生了质变，大了多少倍呢，人口数量也翻了好几翻呢，旧制度怎么用？另一点是，我一直怀疑王莽的经济改革预案是怎么订出来的，是参考的哪些儒家经典，这些经典是不是都是在西汉初期、秦代已经被篡改了好几轮了都，他的理想模本没准和周朝也相去甚远。他的经济模式古不古、新不新、不现实、不理想，他不败，那就没天理了。
刘秀复古，复的是西汉旧体制，尽管前面已经分析了该体制的种种弊端，但这种制度是当时人类、在其经验、智慧下，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管理体制了。回首公元初年的岁月，汉帝国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帝国、人口众多、疆域无边，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政府都没有承担过管理如此经济局面的责任，前无古人，没有范例，从现在的角度看，西汉政府的解答虽然不是最完美的，但其运作模式、其调集资金、人力的庞大运作体系，在中华大地上还是行之有效的，是已经经过二百年岁月完善、考验过的了，这种体制超出了一般个人的人生体验，一个个人很难扭转、超越这种数代人智慧、习惯的结晶产物，与其相比个人是相当渺小的，所以刘秀没其他选项可以选，他也别无选择。
其他文明发展情况
西汉帝国起于公元前206年，终于公元8年，东汉帝国起于公元25年，终于公元220年，横跨四百多年的风雨。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各个文明体也是蓬勃发展啊。
条条大路通罗马
汉帝国耸立在东方之时，一个同样庞大的帝国也在西方崛起，这就是罗马帝国。在我们的古籍中依稀可见这位西方帝国的些微身影，大秦、骊轩这些古书上的地名都模糊的指向了罗马。罗马帝国一般被分为前期帝国（公元前27年到公元192年）和后期帝国（公元193年到476年）两个阶段，前期帝国大帝图拉真统治期间，罗马帝国的统治面积达到了约590万平方公里，虽然比俺们的大汉帝国要面积小，那也是世界古代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帝国之一了。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描述到：帝国统治下的行省名单能排出长长的一列，运动场、大剧院、海神庙、神殿、浴场、水渠、凯旋门、廊柱种种美轮美奂的建筑在这片土地上挺拔、生长，那时候，意大利号称自己已经有1197座城市，高卢则吹嘘自己有了1200座城市，作为帝国的一个偏远省份，西班牙也表示自己有360座城市，此外据说还有300座亚洲城市也臣服在罗马帝国之下。这上千座城池也已经被罗马公共大道所连接，这些大道中部筑成高台，路基由沙子、碎石、三合土铺成，最上面铺着石块，路修的非常结实，让这些路承受了1500年的风雨后还依然存在。（哈，象不象秦帝国的驰道？）罗马各地每隔五、六英里就有一个驿站，40来匹马在驿站备用。葡萄、苹果、亚麻、苜蓿都已经在罗马的土地上生长。
罗马的外贸也是非常繁荣的，每年夏至前后会有一个120艘船组成的船队从埃及出发，远航锡兰（今斯里兰卡），锡兰是南亚大陆上地理位置非常便利的一点，亚洲的商人也把锡兰视作最重要的贸易口岸，巴比伦的地毯、中国的丝绸、珍珠、宝石都源源不断的流向罗马。当时罗马*已经开始有人抱怨，为了购买这些奢侈品，国家的财富已无可挽留的流到了外国和帝国。有人估计，罗马帝国当时每年因外贸流出的白银高达80万镑。
在西汉、东汉交接之时，最后的晚餐已经结束，耶稣已经从墓中死而复生，保罗正在大力宣扬基督的精神，不过在起初的一二百年间，基督教是作为异教被罗马帝国禁止的，基督教信徒受到*，甚至被处死。直到公元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从而使基督教成为政府所允许的宗教。公元325年，尼西亚信经在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上通过，并成为基督教的最基础的原则，现在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教派都接受这一原则。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从此，基督教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古罗马帝国的皇帝们玩起通货膨胀的把戏，一点也不比汉武帝差，当加里恩努斯在公元260年登上罗马皇帝宝座时，其银币的贵金属含量，已经比奥古斯都大帝时期减少了60％，在加里恩努斯统治的八年时间里，经过他的厚颜努力，银币的贵金属含量又大幅度的出现下滑，最后降到了仅有百分之四五左右。有学者测算到，从奥古斯都大帝统治时期（公元前27年到公元14年）一直到加里恩努斯继承帝位，在这250年时间里，罗马帝国的年通货膨胀率为，但从加里恩努斯疯狂的降低银币的贵金属含量后，到戴克里先（公元284年到公元305年）王朝，这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物价飙升，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9％，公元304年的物价水平已经是公元260年物价水平的20倍了。
刚才提高的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在货币、经济历史中，也是为了不起的人物，也就是他即位后，发行了“拜占庭金币”，其金币的纯度达到了98％，价值极高，在其后的七百年时间里，即使在罗马被蛮族攻陷的时候（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占庭金币”依然一直以不变的重量和纯度铸造生产，堪称货币史、经济史的奇迹。
日本 中国货的倾销地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最早对日本作出具体记载的是《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该传认为在中国汉朝时，倭国已开始遣使交通，“汉时有朝见者”。南朝人范晔撰《后汉书》，其《倭传》有关倭国列岛情况的记载，几乎全部抄自《三国志》。不过，在谈到两国之间交往时，则有不少增补内容，其中关于汉光武帝赐倭人印绶的记载，便是《三国志》所没有的。《后汉书？倭传》中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一千七百多年后，此印在日本被发现。
余英时考证，在西汉时期就有记载说，朝鲜海上一百多个倭人小国家定期向中国进贡。《后汉书》则明确记载，倭国分别在公元57年和公元107年运送贡品到汉廷。中方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绸、铜镜、黄金，日本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珍珠。从考古发现来看，青铜镜和一些汉代铁器不断在日本许多地方出土，甚至王莽时期铸造的铜镜也在日本九州的许多地方有所发现。王莽的新朝不过就存在了不到二十年，这一时期的产品都能流传到日本并被考古发现，可见双方贸易往来之频繁。
公元1784年阴历初春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发现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国汉朝时期的金印。这方印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三行五个字的金印，经过鉴定，此印被认定是《后汉书》里记载的汉光武帝所赐印章。
据晚清变法人士黄遵宪在《日本国志》记载，他当时做驻日本公使时，“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印是“蛇钮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现在此金印收藏在福冈市立美术馆中，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当年发现金印的地方，早在1922年就树立了一块刻有“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的石碑，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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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小我就对以下问题充满困惑、充满好奇。
五千年中华文明，怎么会在1840到1940年那一百年混的这样惨？
经历了汉唐宋多次经济高峰后，中国怎么就没发展出资本主义？
为什么爆炸式的科技大进步、地理大发现，基本上都没中国文明的事？
西方文明是怎么做到的，怎么就从荒蛮之地，跃居到了文明前列？
回首中华文明，为什么对私有产权总有一种特别的心态？
为什么对意识形态的东西总是特别关注？
这些乱七八糟的、自己胡思乱想的问题可以说贯穿了我的整个读书生涯，后来发现，通过经济的角度，重新来审视中国的历史，很多问题迎刃而解，如庖丁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的色彩是如此浓烈而艳丽，真实的扑面而来，用这种角度来看，读书经常有太多的收获，幸福的让人陶醉。
中国的古代经济生活中，有着太多太多有趣、沉重、深刻的东西了，看孔子怎么谋生的、汉武帝怎么搞税收改革的、中国历史上还有过几乎举国人疯狂造假币的岁月、看经济、政治、科学的团团转……这种快乐感、幸福感、解惑感让我开始写这些东西。越过中国人最传统的政治、军事、哲学角度来看历史，换财经的角度，这感觉很爽。
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我来讲，贴近千年前古人的经济生活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穿越纸张，和他们一起欢笑、一起悲哀，体察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体察他们的行业兴衰。本书是一种尝试，尽量用最通俗的笔触，把这些让我感触的东西，写出来，和我的读者们分享。
下面这些书为本人提供了思路和宝贵的资料（排名完全不分先后，以其在我书架上的摆放顺序、以及借阅顺序为顺序，但不保证本人书架位次以后不做新的调整，哈哈）
《史记》 司马迁
《汉书》班固
《后汉书》范晔
《三国志》
《竹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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