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天，苏联的政治形势大大改变了。此后，戈尔巴乔夫极力挽救苏联的命运，阻止党组织的崩溃，而叶利钦则不屈不挠地要将两者都摧毁。
第9节。未完成的任务
未完成的任务
下面所述是有关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方面的情况，它关系到军队政治机关的命运。大会之前，总政治部投入巨大的精力为党内利加乔夫派争取尽可能多的代表。随着党内分裂趋势的加剧，地方党委及其组织变得越来越涣散，但总政治部相对还是统一的，至少在上层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保守派们利用总政治部参加莫斯科的一些反戈尔巴乔夫的活动，组织了反对改革的示威游行。总政治部主任利济切夫将军在党代会还在进行时就向媒体吹风，赞扬利加乔夫，并表明他是利加乔夫的同盟者。然而，总政治部内部在青年政治军官中也有自己的问题。洛帕京少校本人就是一位政治军官，他和与他一样的年轻军官都在为争取党代会的代表资格而奋斗。因此，利济切夫在挑选军队代表时就需要格外谨慎，最后他成功了。在269位军队代表中，170位是将级军官，93位是“高级校官”即上校，其余六位代表中有一位下级军官和两位军士，从而从组织上确保了执行保守派路线。这样，总政治部组成了利加乔夫及其追随者可以依靠的代表团，它属于保守派，是反戈尔巴乔夫的。几名改革派人士也设法挤入了代表团名单，如建议废除征兵制的亚历山大察尔科上校。и米и花и书и库и ；www。7mihua。com
尽管戈尔巴乔夫劝说大会通过了决议，重申支持他的防御性军事学说，以合同兵役制补充义务兵役制，但他也被迫重申帝国主义威胁并没有完全消退，不得不在废除政治机关的问题上退让。政治机关保留下来了，但它变成了国家的机构，而不再是党的机构。它负责军队的教育、文化和行政工作，并将军队指挥权完全留给了指挥官们。尽管总政治部不再是直属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门，但苏共并未失去其在军队的巨大影响力。
除了总政治部之外，军队内还有党的组织，类似于地方政府机构中党的组织。党的组织系统，从基层党支部到各级党委，直至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都被保留了下来，但存在于政治机关之外。在军队党组织系统的顶端是“苏共全军党代会”，它选举产生了“苏共全军委员会”。该委员会直接隶属于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组织党在全军的活动。不论从哪方面看，苏共全军委员会就是总政治部的翻版，唯一的实质性变化是苏共全军委员会失去了对旧的政治机关的直接控制，这些政治机关移交给了国家。政治机关虽然在军队各级指挥系统中失去了代表党说话的权威，但它们依然在军队内存在，共产党的基层支部和各级委员会也仍然在军队内存在。
这一情况绝不是戈尔巴乔夫设想的结果，它对削弱政治机关的权力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然而，形式上的变化引起了公众对政治机关和党在军队中作用的激烈辩论。在党代会举行之前，洛帕京少校就以主张废除政治机关而引人注目，此外还有尼古拉图托夫中尉和维克托波德泽卢克上校。图托夫向媒体抱怨说，他所在单位的政治机关试图阻止他作为人民代表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波德泽卢克对政治机关的巧妙攻击则激怒了总政治部的领导。
党代会召开前不久，波德泽卢克上校与政治军官尼古拉彼得鲁先科上校在总政治部的刊物上进行了一场辩论，从而揭露了政治机关的工作情况。波德泽卢克认为政治军官没有干多少正事，并举例说他们耗费了大量的资源用于“社会主义竞赛”，而这些资源应该更好地用在军事训练上。他承认在俄国内战期间，红军在军事技能上严重依赖投诚的沙皇军官，那时政治委员制度是必要的，政治机关在提高农民官兵的文化素质上也是做出了贡献的。但现在政治军官已退化到了无用的地步，对于军事指挥官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起到妨害作用。波德泽卢克主张实行真正的“单一首长制”——军事指挥官一人负责，结束政治军官作为其副手带来的混乱。
令人吃惊的是彼得鲁先科承认政治机关在军队普遍不受欢迎，但他驳斥了波德泽卢克的其他论点。他首先就国内战争后伏龙芝对军队的要求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解释，认为“单一首长制”会很快演变为“单一权力制”，没有政治军官对权力的制衡，军事指挥官会很快被权力所腐蚀。彼得鲁先科认为诋毁政治机关是不能接受的，而是要对政治机关的工作进行改进，改革就要求政治机关激发出更大的活力来，因为它们是改革事业的“先锋队”。波德泽卢克进行了答辩，表示希望彼得鲁先科的这种思想并不意味着恢复斯大林式的做法，并指出彼得鲁先科所举的政治军官工作效率高的事例，事实上只说明他个人的情况。他们俩的观点分歧很大，显然是无法沟通的。
党代会期间，主张废除政治机关的军官得到了一些公众的支持。会议还在进行时，7月4日的《共青团真理报》就发表了由47位自由派人士签名的公开信，提醒人们要警惕总政治部领导人的伎俩，告诫人们他们可能会与党内其他保守派联合起来发动一场政变。该信指出：“军队党的领导人正与党内反动势力勾结起来，采取各种措施保住他们在陆军和海军的地位。”利济切夫的副手什利亚加上将在媒体上猛烈抨击了这一指责，虚假地表示他是代表党代会军事代表团的所有成员讲话的。塔斯社（苏联官方通讯社）副社长在会上谴责将军们利用军队内部的问题实现他们自己的野心。党内改革派团体“民主讲坛”的一名成员也对新闻界发表讲话，谴责最高统帅部和党的机关勾结起来维护他们的特权，并声称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内的年轻军官准备做出更加激进的反应。事实表明，党代会上总政治部领导人在捍卫政治机关方面并不孤立。亚佐夫元帅本人就反对武装部队非政治化，并对军队其他方面的许多改革是否明智提出了质疑。陆军司令瓦连尼科夫将军在会议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对部队政治机关大加赞扬。当亚佐夫和莫伊谢夫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时，察尔科上校开始进行反击，对这两人被提名公开表示反对，称他们是改革的反对者，但察尔科、洛帕京、图托夫和其他改革派人士在这场斗争中都失败了。
党代会后仅几天时间，利济切夫就被解除了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受到这一事件的鼓舞，反对政治机关的人还在继续要求撤销政治机关。然而，利济切夫的继任者是什利亚加上将，这使他们没有理由表示乐观。什利亚加一上任就宣称武装部队非政治化是“不道德的”行为，会削弱军队力量。他坚持认为共产党在军队中依然具有最权威的影响。洛帕京少校的看法则正好相反。他认为自从苏联成立以来，军内政治机关就一直是破坏军队固有职能的主要因素，它将军队作为控制国内局势的工具，从而损害了国家的安全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军队被用于强迫农民实行农业集体化，镇压动乱，迫使少数民族俄罗斯化，以及帮助完成经济计划。官方的历史著作将1930年代末斯大林清洗军官队伍前的红军描述为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洛帕京不承认这一点。他也不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情况有所变化，倒是认为党再一次使军官们对党阿谀奉承，军官们对自己前途和晋升的关心胜过对职业技能的关心。
党代会后，洛帕京、察尔科及其同盟者意识到，他们继续留在共产党内或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内已不可能对军事政策产生任何影响。他们同支持“民主讲坛”的自由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一样，在党代会上遭到失败，于是他们加入了叶利钦的阵营，将他们的事业融入俄联邦政治集团的事业中。叶利钦在宣布他的政府的军事政策时，并未设立俄罗斯国防部，而是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1991年秋天之前，他一直将该委员会主席的职位空着，但他于1990年秋天任命洛帕京少校为该委员会的副主席。此后，洛帕京及其同伙——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军队的——就开始死心塌地地为叶利钦和俄罗斯政府效力。
第10节。以新面目出现的总政治部
以新面目出现的总政治部
直到1990年秋天，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改革方案才开始实施。9月，亚佐夫在一次政治军官会议上称，苏联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意味着政治军官们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才能确保党仍然是军队的领导力量。他的讲话使政治军官们毫不怀疑他们的命运已危若累卵，他们所要做的只是适应制度上的变化，以保持自己的生存。10月初，苏共中央委员会机关进行重大改组，总政治部不再是其下属部门，政治机关的控制权转到总统办公厅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10月底，新的“苏联共产党组织在苏联武装部队中的工作条例”出台，规定“苏联共产党组织及其下属机构不得干预行政人员和军事指挥机关的工作”。此外，他们还指定“全军党代会”为党组织在军队的“最高领导机构”，实际上，“全军党代会”在五个月之后才成立。┅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1991年3月29日，第一届全军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据说这是改革政治机关的一个步骤。亚佐夫和戈尔巴乔夫都在会上讲了话，致开幕词的是总政治部撤销后大概已失去工作的什利亚加上将。什利亚加的开幕词与官方的路线保持一致，称政治机关改革的目标是确保军队中党的组织与国家的组织分离开来，但他坚持这一工作已经完成，党政分开的工作是成功的。然而，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抨击道：“党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敌人加紧活动，意在挑拨离间军队与社会的关系。”亚佐夫也痛斥那种“假冒民主人士的社会团体”。将军们愤怒情绪的背后，毫无疑问是对1991年3月中旬关于是否要保留苏联的问题进行全民公决表示忧虑。每一个发言的人都称全民公决是对保留苏联的肯定，这是对投票结果的重大歪曲。不管怎样，他们的讲话为整个会议定了调。
与会的大部分发言者都对支持真正改革的人予以谴责。被选为“全军党委会”书记的米哈伊尔苏尔科夫声称：“目前，一些势力不仅利用这些（改革）口号削弱共产党在武装部队中的影响，而且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改变军队的发展方向。”他甚至反对从组织机构上将党政分开的原则，指出：“武装部队只应当听从一个党即执政党的指挥现在，共产党就是执政党。”反对改革的代表们在虚伪的吵嚷声中将他们自己打扮成维护军队利益的斗士，坚持认为民主派和改革派企图破坏军队的“一长制”。长期以来，政治机关和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