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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在聊天时，经常会谈论，说河南人怎么怎么地，上海人怎么怎么地…… 这种说法，在美国社会，特别是在有教养的美国人中，是很少听到的。因为把人按类分别，建立标准，这本身就是成见（Stereotype）和偏见（Prejudice）。我并不是说美国人没有成见和偏见，只是说，他们即使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轻易地表露出来，因为这反而显得自己教养不够。这不能算虚伪，而是在特定文化下的社会行为规范。 所以，当我听到崔教授把中国人定型为“喜欢拉关系”——不管对与不对，就觉得很意外，这种一概而论不符合美国的主流文化。而且，我们初次见面，他就已表现出那种毫不掩饰的敌意，这更使我感到吃惊。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美国教授，他们有好有坏，但起码在表面上很客气。这使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以后，我对崔教授更了解了，知道他完全把自己看成美国人了——尽管他说英语带有明显的韩国口音，而且他表现出的那种强烈偏见也是美国人中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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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抗争
过了不久，我又遇到了另一国际商学博士研究生徐宁，一个挺秀气漂亮的中国女孩子，思路敏捷，善于谈吐，看起来就是女强人类型。她毕业于北京经贸大学，在一所美国大学拿到MBA学位后就来读博士了，她已入学两年了。都是中国人嘛，初次见面就感到亲近，而且她为人很热情，给了我很多积极的建议。我们很谈得来。
那时我人生地不熟，就急切希望能从徐宁处了解情况，她也很乐意地向我作起介绍。听起来，总的评论还是不错的。但当谈到崔教授，徐宁就表露出极大的不满。他自负、固执，有极度偏见，而且对她进行种种刁难。 有些事情乍听起来都是难以置信，但我已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了。我告诉了徐宁我与崔教授的初次接触，她告诫我要小心，说崔教授敌视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那次谈话后，她又多次向我倾诉。她与崔教授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后她忍无可忍了，正式向商学院领导提出投诉——她指控崔教授歧视女性、对她不公正的待遇。她说崔教授由于历史原因（指朝鲜战争中，韩国与中国是交战国），特别歧视中国学生。 在她提交正式投诉后，商学院就成立了一个由行政、教师和学生代表共同组成的仲裁委员会，此委员会将举行听证会，在听取原告、被告和第三者证人的证词后，要作出裁决。徐宁把我也列为证人之一，我所要谈的就是我与崔教授的第一次见面，以此证明他始终一贯地歧视中国学生。 那个学期，我正在修崔教授的一门课。一天下课后，他要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去了，他见到我，就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两份学期报告，递到我面前。我拿起来一看，是两份内容完全相同的报告，作者署名都是徐宁，但一个封面上注明是崔教授的课程作业，而另一个上则是奈教授的课程作业。
“徐宁投机取巧，把同一报告当做两门课的作业，这就是学术不诚实，”他洋洋得意，“居然还要控告我，现在证据确凿，她已是本性暴露无遗了。”至于他与徐宁的冲突，他说，根源是中、西方文化差异——徐宁是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把对她学术的批评看成是人身攻击，这是他在反驳徐的指控时一再强调的。接着，他又告诫我，在学习上不能像徐宁那样取巧。 崔教授话头一转，又提到了另一中国学生孙小彬。他主动向我解释，为什么孙上学期在他课上只拿到C的成绩。他说：孙之所以得到这个成绩，主要是他的程度太差了。 孙也来自中国大陆，我的朋友，是营销学专业的博士生。但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我猜想，他以为我已知道此事，才主动提起解释，以说明他没有歧视中国学生。其实我在此之前，只知道孙修了崔教授的课，也知道他对崔的不满，可并不知道他得到的成绩。
可是，当崔教授向我透露孙的成绩，那就是对学生隐私权的侵犯，是严重违犯了学校的政策——其实，孙小彬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我们后来一起修过国际营销学的课，发现他学术上很出色，他后来在事业上也是极为成功的。 最后，崔教授又一反过去对我的冷漠和敌视，表现出极度的关心。他亲切和蔼地告诉我，今后在学习上有问题，可以尽管去找他，只要我认真，努力，他一定尽力帮助我完成学业。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几乎是感激涕零了。 我当然明白，他在拉拢我。但他已达到目的了，因为我也有私心，要保护自己。那次谈话后，我就没有出席听证会。我没有勇气和盘托出我们首次见面的对话和我对他的看法。 事后不久，徐宁被迫离开了宾州大学，仲裁程序也以她撤回投诉书而结束。我最后一次与她见面时，她脸色苍白，似乎憔悴苍老了很多，可还是显得很坚强。对于徐宁，我深深感到内疚。我太软弱了，在关键时刻没有提供她所急需的支持。 会计系的玛克奈尔教授也是仲裁委员会成员之一。是我后来修她课时，她偶然提到这一事件，她相信徐宁的指控。起初，我以为她在感情上站在徐宁一边，是出于女人对女人的惺惺相惜。可我后来又有机会与商学院副院长谈到此事。他主持了徐宁投诉崔教授的听证会。他也觉得徐宁的指控可信，但因为有不利于她的证据，听证会的决定将不会支持她。在此情况下，他就建议徐宁撤回了投诉书。
——美国高等学府实行教授治校（Governance by faculty），在那种自下而上的教育制度中，教授拥有极大的自主权，行政无权干预学术。在学术自由的名义下，老师按自己的意思决定教学内容，课本采用、考试形式和内容，也按自己的标准评定成绩。当我还是研究生讲师时，就已享受到任课老师所拥有的那种有很大随意性的权力了。 这样的制度有利于创造百家争鸣的教学气氛，但它缺乏一个有效的制衡机制，使得老师在师生冲突中处于绝对优势，除非学生提出不可辩驳的证据，这个制度都假设老师是正确的。所以，学生往往很难把老师告倒。 但在通常情况下，若是老师滥用职权，制度就很难充分保护学生的权利。所以，选择研究生导师是一项高风险投资。若遇到的是冷酷无情的导师，那真是给折磨得死去活来，很多年都无法毕业。 我刚进入博士项目时，就已得到前人告诫，在校园里遇上其他中国同学，若也是博士生，初次见面，轻易不要起问：“你已来几年了？”或“你还有多久毕业？”因为这可能会触及到对方的痛处，引起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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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是学术生命线
在上文中，商学院副院长提到，仲裁决定将不利于徐宁，那还是为她的学期报告之事。这在美国人来看，是违背了学术诚实（Academic Honesty）的精神。美国大学非常强调学术上的诚实，而且是把剽窃和抄袭（Plagiarism）看成是学术上的犯罪，不少人为此栽了跟头。 在我读博士的第三年，国际商业专业新进了一个台湾学生——小陈，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厚片眼镜，嘴唇也厚厚的，看起来很忠厚的样子。他是自费留学生，来攻读科学硕士学位。他刚到时，就向我询问学校情况，我也很乐意帮助他。但因为大家都是学生，忙于学习，平时见面机会也不多。硕士学习一般只需要两年时间，很快他就要毕业了。可是，就在最后的学期，他却碰到了巨大的麻烦。 在宾州大学，科学硕士的学位有二种结束方式：或是完成一篇硕士论文，或是加修额外课程和完成一学期报告，小陈选择了第二种，因为学期报告不需要答辩，可以更快完成。他赶着完成学业后回去，因为留学美国对一般的台湾学生来说也是昂贵的，而且小陈的父亲正病危，他是独子，在家庭中责任重大。
但学期报告也要有指导教授，小陈找了国际金融教授泊萨当他指导教授。后来小陈却几次向我诉说泊萨的不公平。他的学期报告是评估美国杜邦公司在台湾投资项目的环境影响。泊萨教授对此没兴趣，而是要小陈去搜集台湾股市的数据，并做数据的分析。在一次讨论中，小陈争辩，这与他的论题没有直接关系。泊萨教授沉下了脸，说：你既要我当指导教授，就得这么去做。 小陈心中不服，觉得自己是自费读书，没有理由为教授的研究课题去当廉价劳动力。他想换库马教授为指导教授，而库马也同意了——我猜想库马当时并不知道小陈先找过泊萨，但后来应该会知道。教授们会互相通气，而且他俩又都是印度人。 最后，小陈完成了学期报告，并把初稿交库马教授审阅。而库马收到报告后，就去了图书馆，按图索骥，根据报告列出的文献索引，找到所有的参考书，借回来后细细寻找，结果发现文章中摘引了原文，虽然也提到原著者的名字，却没有用引号把原文句子标出。库马也不与小陈沟通，就直接捅到系主任那里，指控小陈犯了抄袭的错误。 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事件爆发后，小陈才来问我该怎么办。他知道抄袭有错，却不明白它的致命性。我给了他一些建议，但他不愿去申诉或无法等候整个过程。那时他父亲刚去世，他要赶回台湾办理丧事，也就再没有回来了。这样地，小陈浪费了两年的光阴和留学费用，没有拿到学位就离开了学校。 2003年6月3日，美国有重大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发布了一条重要新闻：执行编辑瑞尼斯和管理编辑波伊德同时宣布辞职。
这一消息在新闻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他俩为不久前暴露出来的抄袭丑闻所累，最后引咎辞职了。那是该报记者基生？布莱尔，一个二十七岁的美国黑人，先因抄袭而辞职。但此案并未了结。在后续的内部调查中，人们发现他所完成的七十三篇报道文章中，在三十六篇之中都存在着弄虚做假、抄袭和背离事实的情况。知情者进一步指责，说他的行为得到上司的纵容和包庇，这才导致编辑上层的改组。该事件对这家有着一百三十五年历史的老牌报社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也促使整个新闻业界重新自我反省。 另一个是发生在高等学府的案例。波士顿大学大众媒体系主任约翰？许斯教授在一次给四百多名新生做报告时，引用了登载在《国民》杂志1999年11月29日期刊中的斯狄乐文章中的一段话，一共才六十四个单词，但他在引证后没有说明文章的出处。事后有个学生看到了此段话的原文，反映上去，说他剽窃。在质询下，许斯教授承认，他演讲时引用了他人的句子而没有说明出处，他的辩护理由是因时间仓促而疏忽。但这毕竟还是错误，结果他还是辞职了。 如果说，以上的麻烦始于剽窃或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