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争取的是一个没有特权的社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4）
最后，我想谈一谈关于改革开放的前景问题。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解决。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的一句话，“自由就是发展”。怎么发展？给老百姓自由就得到了发展，给人创造的自由、给人选择的自由。但我在这里要补充一句，什么是自由啊？是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显然不是，如果大家都为所欲为，那就糟糕了。一个社会好不好，一方面要看大家有没有自由，自由就是发展，另一方面，也要看大家对自己的自由有没有约束，这两点缺一不可。只有自由，没有约束，这个社会就乱了。过去的社会，一些人享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侵犯你的自由。改革就是要彻底消灭这种特权。一个有特权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
这就又说到平等了。什么是平等呢？每一个人的自由一样多，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多，这就是平等。我们不能要求平等就是大家收入一样，但每一个人的自由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约束是相同的，你不能做的事大家都是不能做的，你能够做的事大家都是能做的。因此，自由的另外一个定义，恰好不是为所欲为，而是每一个人约束自己不妨碍别人的自由，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特权的人来讲，你的自由就是以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为限，你要约束自己。
我们说什么是*？说了半天，生存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等等，说到底就是没有特权。什么是*？就是没有特权，也是我们现在要争取的一个前景。需要澄清一下的是，这里的特权是与身份相联系的特权，即把职务权利变成个*利。消灭了这种特权的社会就是一个*和法治的社会。
现场提问：中国有很多宣传上的问题，茅于轼老师会不会把这些问题归结于中国文化习惯的选择？一个社会提倡做好事，可能就会培育出很多麻木不仁的人，等待一个人做好事。第二个问题，您经过那么多挫折，行动的动力是什么？有没有信仰？
茅于轼：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确实的把握来回答。我们的宣传强调无私奉献，这是不错的，但一个社会靠互相无私奉献搞不起来。我说一个例子，一个好心人在马路边上摆一个摊，给大家免费理发，他是无私奉献的。但是就有人来排队叫他无私，享受他的服务。这个人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些排队的人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他们正好遇到就把事做成了。这个制度好不好呢？钱产生了很多毛病，因此就有人说，我们能不能构建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不用钱，就是互相服务就好了。你为我理发，我为你种粮食，互相服务，行不行呢？拿理发来说，如果免费理发，我上个星期理了，下一个星期我又来理，如果要收钱的话，我一个月理一次发。这就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个社会的消费、生产要有效率，必须要有价格。这个道理是很深刻的，如果没有价格，分工不会发挥优势，劳动不会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劳动成果会造成浪费。
你说我受到了很多挫折，我现在还挺乐观，受挫折是我个人的挫折，但是我感觉现在中国真的是到了一个最有希望的时候了，这是我80年的观察。中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追求现代化，花了160年时间。前面的130年什么事都没有干成，现在这30年干成了大事，所以我对此非常的高兴、非常的乐观。不仅是我，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只要他心平气和地想一想，他会对今天这个社会感到基本满意，当然毛病也很多。用这种心态对待当前社会的各种问题，就好解决多了，再有二三十年，我们就成功了。对于过去那些找我麻烦的人，我不太在乎，现在有很多人也在找我麻烦，我也不在乎（现场掌声）。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就有一个和谐社会的基础，这才是最重要的。
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5）
现场提问：您一直在努力维持的富平保姆学校，现在情况怎样？你现在遇到的官司怎样？您认为这样的努力与推动社会创造财富有什么样的关系？
茅于轼：我们五个人在2002年合资办了一个私立学校，帮助农村的女孩子进城做家政服务员。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呢？因为这个职业的门槛最低，而且待遇还是可以的。现在北京大概能赚一千块钱一个月，而且供吃供住。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已经有一万多人通过我们这个学校找到工作。最近我们学校出了一件事，我们的一个保姆看护一个小孩，小孩在客厅吐了一地，她就帮他换衣服、擦地，拿衣服去卫生间洗的时候，小孩自己摔了一跤，摔死了。非常偶然的事情，就打官司了，一审判我们赔53万，我们上诉，二审判我们赔47万。
我们除了保姆学校，还办了一个保姆公司，学校里毕业都到这个公司去就业。这个公司注册资本是3万块钱，要我们赔40多万块钱，当然是赔不起了。所以很多人就建议我们宣告破产，当然也有道理，因为我们本来钱就不多。但是后来我们这几个股东反复商量了几次，最后我们决定不破产（现场掌声），还是赔吧。
为什么要赔呢？我们核算了一下，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算的不光是个人的账，我们还要算社会的账。一破产，第一，我们这个公司有60多个员工，马上就失业了。第二，我们这个公司跟保姆和客户有几千份合同，一破产合同都作废了，造成的后果非常大。第三，我们这个公司是为我们的学生维权的，就是不让他的权利受到侵犯。我们的保姆没有一个被拖欠或克扣工资的，我们每一个星期组织她们到颐和园、故宫去玩，给她们散心，因为保姆这个工作很压抑的，我们还捐了10万块钱的紧急援助资金，她们家里如果有出事，偷盗或者受灾等，帮助她们解决这些事。如果破产，这些事都做不成了。我们跟各个省政府还有合同，他们输送人到我们学校来，一破产，这些都要完蛋了，社会成本非常高。所以我们反复的衡量，决定赔这笔钱。这笔钱从哪儿来呢？现在我们学校有差不多十几万块钱的节余，还有十万块钱的紧急援助资金，加起来有20多万。还缺20万，由我们股东大家凑钱，现在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柳传志捐了一万块钱，张维迎也捐了一万块钱，还有很多人，目前已经有4万块钱。我们还要办下去，我们要做对社会有好处的事，个人做一点牺牲也是值的，从整个社会来说财富是增加了，这是我们的信念。
现场提问：茅老师，您是不是觉得现在社会上仇富的心态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学家对改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什么网络上现在会对主流经济学家骂成一片呢？
茅于轼：我们改革成功的原因，就是市场交换，而市场必然造成的后果，就是有的人冒富了，有的人落后了，但收入也有提高，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收入都提高了，但是提高没有其他人快。我就说了，解决贫富的问题，只有两条路，第一条增加财富的生产，第二条合理财富的分配。什么是合理分配呢？我们经济学家出的主意，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应该让最穷的人得到比较多的分配，比如我反对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对谁有利呢？现在在北京要抽签，请问这种办法，能增加财富的生产吗？能合理财富的分配吗？抽签分配不利于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合理分配，所以我是反对的。
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6）
尽管很多人对我不满意，想买经济适用房的人说你反对经济适用房，侵犯我的权利，但是我不得不讲这条路是错误的。我觉得搞了几年，我们还得回过头来，很多意见，表面看起来是对穷人不利，但是其实对穷人是有利的。比如说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念大学的大多数人不是穷人，穷人只占10％、20％。
现场提问：那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呢？
茅于轼：我说学费要提高，因为大部分上大学的人不是穷人，这是一个理由。那么提高了学费以后，是不是穷人更加上不起了呢？不是的，提高收入帮助穷人。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用电是补贴的，穷人要用电，所以要有补贴。但是我们就赞成电价上涨，穷人就说你们这些混蛋，我们要用电，你还要让它涨价。但是，大家知道，穷人一个月用多少电啊？十几二十度，顶多三十度，富人一个月用多少度电？三百度电，你补贴给穷人还是富人了？你是补贴给富人了。所以我们主张电价要涨，穷人用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的办法来补助。穷人上大学用贷款、各种帮助的方法解决，而不是降低大学的入学费。这些意见对社会是有利的，对某些人是不利的。这就是道理。
主持人：其实就是通过提高学费，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因为低学费，只是让其他不穷的人也搭了这个便车。
现场提问：首先祝茅于轼老师更加健康和长寿。现在中国很多人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标准下降。在西方，人们有宗教上的追求和约束，对人的内心和良心进行引导。那么如今中国传统文化在没落，而又没有其他方面的信仰可以引导中国人，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茅于轼：我很赞成用宗教的方法提高道德。虽然我本人不信教，但是我观察了很多国家，宗教对于提高道德是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要看是什么宗教了，要宽容的、向上的这种宗教。宗教搞得不好也会出现危险的，我们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教训。所以我希望是一种宽容、和平、有利于大家健康的一种宗教。
现场提问：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因为给穷人发放小额贷款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么您所从事的小额贷款和他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
茅于轼：相同的是我们都不要抵押、不要担保，很容易可以借到钱。还有我们的利息率是比较高的，孟加拉是20％，现在我做的是18％。不同的地方，他主要是针对妇女，90％以上的客户是妇女，而我们这个是男女平等的。还有他的要求，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要还款，我们没有这个要求，我们是一次借一次还。另外他有联保的制度，几个人开会互相担保，你不还我得提醒你等等，我们没有这个制度，我们是个人负责的，没有联保。应该说这些方面，我们对贷款客户的服务更好一些。但是我们的规模非常小，到现在为止，一共大概是四五百万块钱，他有几十亿美金，他的客户有700万，我的客户有二万人，不能比。原因就是我们国家对于金融的控制太严，我们希望金融管制可以放宽。
现场提问：茅老您好，听您的讲座非常开心，我感觉您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最大化，那么对我们自身科技的积累以及对民族支柱产业的建立会不会带来冲击？
茅于轼：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经济学家就讲财富的创造，很多别的事我们不是专家，但是我要讲一条，没有经济基础很多事也干不成。回想我们在80年代初，我们想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