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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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之梦- 第2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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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这号靠造反起家,又大搞部族政治和种族歧视的王朝,根本不可能顺应历史潮流搞什么宪政的。他们爱新觉罗家有十三副遗甲,别人就不能有十四副,十五副?他们有七大恨,别人就不能有八大恨,九大恨?所以皇权无论何时都必须牢牢抓住,一点不能放松,否则必然大位不保!

“而孤王现在还没有完成灭鞑虏、复华夏的伟业,因而暂时不能即皇帝位。即皇帝之位,须等到灭亡满清之后!”

朱济世的目光在王宫大殿内缓缓扫过,坐在两侧——朱济世比某些夷狄伪帝来路正,所以信心也足,不需要让大臣站着或跪着和自己说话,所以新大明的礼节也非常简单。就是单膝跪礼、鞠躬礼、抬手礼。

现在听到朱济世暂时不打算做皇帝,那几个带头劝进的大臣脸上并没有现出失望,而都是佩服的表情。

当皇帝一定要和灭鞑虏、复华夏结合在一起!这样门槛就提高了,没有这种历史功绩的“乱臣贼子”就很难觊觎皇位了!

“可是王上,眼下太平天国的百万之众正在向北京而进,如果太平天国灭亡满清……”

起身给朱济世泼冷水的是王德虎,他妹妹王云娇虽然总也生不出个娃,但却颇得朱济世信任,连带着对他这个当哥哥的也青睐有加,最近还让他代替郑洪出任海军部尚书了。

朱济世闻言只是淡淡一笑,答道:“攻破北京不等于灭亡满清!满清窃据华夏200年,根基深厚,就算失了北京也能苟延残喘下去。太平天国想要亡满清,光靠一时的蛮勇,和拜上帝之教可不行啊!”

说着话他的语气已经放沉:“太平天国以邪教凝聚人心,洪秀全等人更妄称上帝之子,如此虽可重创满清,但绝不会得到华夏天命,破北京之日,就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之时。这太平天国,实乃是我朱明再兴的垫脚之石!有他们在北方和满清相持,我大明就有了奠定基础,梳理内部,而后平定南方的时间。最后再效仿太祖皇帝,扫北灭虏一统华夏!”

今天的朝会不仅定下了修《大明国史》的事情,而且还确定了朱明王朝一统天下的路线图。

“除了修史,制定宪法的事情也须要抓紧。”朱济世话锋一转,又说起制定宪法的事情。“所谓宪法,类同于祖宗家法,实为大明立国之基,万法之宗。孤王在兰芳之时,曾经模仿欧洲列强的宪法,制定过一部《兰芳宪法》,而今孤王打算以这部《兰芳宪法》为基础,制定一部《大明钦定宪法》为我大明万世之基。”

他顿了一下,又道:“历来祖宗家法不仅约束臣下,更能约束君王,约束朝廷。使君臣各安其分,使朝廷依法行政,使绅民之利不为官府所夺,使工商农人皆可安居乐业。”

在朱济世的理解之中,宪法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约束权力。而华夏历朝历代的所谓“祖宗家法”其实也是开国君王用来约束子孙后代的——虽然开国君王自己的权力往往是没有约束的,但是他们并不子孙后代为君者,拥有可以肆意妄为的大权。因为不受约束的权力,同样对掌权者会构成极大的危险。不过历朝历代的“祖宗家法”并不会像西洋宪政国家的宪法那样规定细致,并且向国人公开的。

朱济世提高了嗓音:“孤王所要制定的《大明钦定宪法》不仅是用来约束子孙后代,更是孤王本人与各位大明复国之臣都需要遵守执行之法。并且还会向颁行天下,使世人皆知。其根本就是一部孤王与众臣与天下万民的约法。”

第341章 立宪会议

制定颁布《大明钦定宪法》之事,并没有在广州朝廷之上引出多少争议。虽然以宪法治天下乍一看有点行法家之策的意思,不过朱济世的王朝可是上承朱元璋的,这位大明太祖可是以滥杀功臣闻名后世的!

虽然朱济世为君还算宽仁,但是也已经设立了锦衣卫缉事厂这样的“特务组织”。要是没有一个“宪法”来管一管,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弄个“诏狱”出来把大家伙都逮进去?眼下的大明朝廷之内基本上没有腐儒,大家都是聪明人,不会自己挖坑埋自己的。

而要制定宪法当然需要一个“立宪会议”了。由朱济世领衔,左宗棠、陆培芳、罗泽南、叶名琛、王德虎、赵大亨(陆军部尚书)、陈继杰(兰芳陈家的家主,财政部尚书)、潘仕恩、江森(兰芳江家之主,交通部尚书)、威尔·海明等这些在广州城的大明文武高官,全都位列其中。

另外还请了以十三行行主和四大洋行大班为代表的广东工商界的代表,还有以岷侯朱原善、奉先侯朱书桂(就是原来的延恩侯)这两个在广州城无所事事的大明宗室花瓶都一块儿被列入立宪会议委员名单。一共有三四十个人。还在广州北城大明王宫附近拨了个空宅子挂上了“立宪议会”的招牌作为讨论宪法草案的开会场所——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个立宪会议在《大明钦定宪法》颁布之后并没有撤销,而是演化成了大明议会的雏形。实际上,早在《大明钦定宪法》起草之时,朱济世和左宗棠就经常把某些国家大政拿到这里来议论。

“前明覆亡的直接原因是李闯之乱和清鞑造反,以致朝廷内外交困,疲于应付。可是究其根本,却出在财政基础薄弱和土地兼并严重这两点之上。如今大明复兴,又值战乱之世,这财入国用事关国朝兴亡,不可不用心办理。今日会议,不讨论宪法之事,就说说朝廷的税法和土地兼并之事。这两事,乃是奠定我大明新朝治政根本之策!”

广州立宪议会的正堂原本是传统官衙大堂的布置,现在改成了个西式大会议厅的样子。中间靠前一个主席台,下面是几排桌椅,坐满了身穿大红官袍的“议员”,都张大眼睛伸长耳朵在听主席台上的朱大王说话,还有些人拿着纸笔在那里记录。

这是广州立宪议会中最常见的景象,在独裁君主的权威树立之后,朱济世这个王上真的很喜欢找这些“古人”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儿。因为在他看来,一言九鼎的权威是推动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须的,没有权就像光绪皇帝一样,什么事情都办不成。而广泛听取意见也是必须的,否则一定会制定出许多根本无法执行的法令和制度。

“目前只有广东的社会基本安定下来,广东县试之后,也有足够的官员可以充实到各个衙门之中,因而是时候整理广东财政了。满清统治广东之时,光是正项加上粤海关关税,一年就有近700万两,加上各种杂派、陋规,民间最少要拿出2000万两吧?光复元年,广东税款不应该少于1500万银元吧?”

朱济世接下来的话,却让在座的官员绅商倒吸口凉气。1500银元可是满清每年朝廷税收加内帑收入的三分之一啊!朱济世居然想让广东一省负担,这个搜刮实在太狠了些吧?

“王上,若是广东一省商民所缴之款止于1500万,这税收倒是不多,可是杂派、陋规千年难禁……如果朝廷得税1500万,广东地方商民起码拿出2500万啊!”

朱济世的话音刚落,军师罗泽南就第一个提出异议了。他这个军师不管民政,只管给满清下套使坏,所以不大了解现在广东的政治,还以为和满清类似。

“这1500万元是包括广东地方开支的。”朱济世笑着解释道,“广东科举之后,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候补官员,可以在广东全省建立省——府——县——镇四级政府,而且还会遣散全部吏员,改用秀才充任微末小官,所有官员,都由财政供养,无需再向民间摊派,更不允许陋规存在。我估计这1500万之数,用于广东地方的应该在1000万左右,朝廷所得不过500万之数,比之满清还是减少了许多。”

“用1000万来养一省之官?王上,这是不是有冗官之嫌啊?养官费用是否太高?”罗泽南大摇其头。

“广东一省百余县,平均每县只有两三百官员,全省官员不过三万之数……这还包括了广州朝廷的文官,如何算多?以1000万元养三万之官,平均每官每年不过300多块银元的薪俸,如何算高?”

三万个官还不多?罗泽南心里哭笑不得,要知道大清朝所有的文官加在一起,也不见得有两万之数!

看到罗泽南还有在座不少官员商人的表情,朱济世微微苦笑一下,三万个官……后世一个县恐怕都不止这些官啊!

“诸位,要管好一个省,这些官实在是必须的。之前满清不过是把官变成了编制之外的吏,数量并不少到哪里。而这些吏员,哪一个家中没有良田美宅?靠他们的微薄薪俸又如何置办得起?还不是取之于民?如果本朝不把吏员纳入官员进行严格治理,吏治清明根本无从谈起!”

这一点朱济世很坚决,即便得不到大家的支持,也要强行推进。

“本朝的科举是同为政相结合的,秀才可以充当微末小官,只有做好了小官,才有资格参加会试,中举后方有资格升官,依此类推,将来除了少数功臣因功晋级,不在此列。绝大部分的文官,都须要德才兼备,既有学识,又能实干。”

这个路子肯定是对的!罗泽南心道,只是推进起来有些急躁,如果等到天下抵定再实行就万无一失了。

朱济世却在想,这套“秀才为官、科举晋级”的办法仍然是权宜之计。将来总要过渡到文官试选拔事务官,选举选拔政务官的路子上去的……

“可广东地方上的吏员该怎么办?”罗泽南又追问了一句。

“能中文武秀才的,自然有地方做官,考不中的就回家自己吃自己的吧!”朱济世冷冷道,“我大明雄兵数十万,还怕几个吏员不成?”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朱济世现在所执行的政策,是倾向于士绅和商人阶层的。有他们的拥护,自然不怕地方上面的吏员起来造反了。实际上不少衙门里面的书办、师爷都在不久前的科举考试中考取了秀才功名,可以留任原职的。

朱济世环视一圈,确定没有人再提不同意见之后,又将话题转向了具体税收方案上面。

“历朝历代虽然都说要重农抑商,但是税款却大多压在农人肩头,满清也是如此。不过满清的商税虽然不重,可是摊派捐纳却没完没了,豪商之家也常常因此破产。而本朝不会用摊派捐纳盘剥商人,但是这商税……该收的,还是要收的!”

朱济世把目光投向潘仕成和十三行的代表,放沉声音道:“广东的商税包括关税该收多少,如何收,你们来说吧。”

潘仕成笑了笑,接过话题道:“王上,这关税好说,主要就是缉私和反腐,做好一点,一年总有四百万之数……如果湖广、广西、福建等省完全平定,一千万也不是不可能的。至于商税嘛,臣下提议目前可以用摊派之法征收。”

第342章 民主是从摊派开始?

征收商税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不独是前明在这个问题上无计可施,就是满清也没有多少办法。道理也很简单,农税和土地挂钩,地是跑不了的,只要根据土地多寡、肥瘦征税,总归能收到许多。

可是商税该和什么挂钩?商铺?流通?工场?这里面涉及到的门道就太多了。商铺的地段好坏,商人的经营手段,还有工场产品的销售情况,都很难界定。如果用一刀切的法子可就太不公平了,比如朱济世开的汇丰银行能和同样面积的米铺按照一个标准收税?如果要根据商户的利润多寡和营业收入多少抽税。公平倒是公平了,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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