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面包啊！一大箱的面包啊！〃
真的吗？那时候的师范生能有一箱面包做奖品一定很快乐了吧！
刚进北师的时候，女孩子受不了苦，常有跑回家去的，也有不肯去饭厅吃饭的；其实，第一次离家的我们，伙食不好不过是一种藉口，最受不了的是团体生活里的种种限制，晚上更常常躲在被窝里流泪，恨不得也能跑回家去，而且一去再也不回来。
〃我最记得刚开学才一个礼拜，大家还不太熟，有一天上午，阿丽拿了一个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包袱，走进教室里来，向大家一鞠躬，然后说，
'各位同学再见。'
说完了就神神气气地走出教室，回家去了。我当时好羡慕这个女生的勇气，可是，不到一个礼拜，她又乖乖地回来了……〃
阿义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大家都凑了过来，坐在桌子另一端，穿着件很细致的灰色衬衫的阿丽不知道我们正在说她，还安静地对我们微笑，我们就越加嚣张地哄笑了起来。
此刻，在回程的路上，在越来越浓的雾里，我把车速减慢，把警示灯打开、在一闪一闪的灯光里，一段又一段地回味着刚才相聚时那种近乎疯狂的快乐。
想到十几岁时的阿丽提着包袱向大家郑重道别时的那种模样，我一个人在夜雾里也不禁又大声地笑了出来。
可是，有些什么开始不对了，心里忽然开始紧紧地抽痛起来。
阿丽，二十多年来的你，在生活上经历了那样多的波折，每一次的波折你都坚强地面对着，坚强地应付过来了，阿丽，我亲爱的朋友啊！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是不是已经明白？在真实的人生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让你从容地提着包袱去投奔了的呢？
而我和你又有什么不一样呢？长大成人了以后，唯一学会的只是，只是知道无论遭逢到什么样的命运，也只有硬着头皮迎上前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也早已经没有一个可以让我提着包袱去投奔的地方了。
在这个春天的夜晚，在大雾弥漫的高速公路上，我一个人开始静静地流下泪来。
前面的路，越来越模糊。
姊姊的歌声
记得那年，我刚进师大艺术系的时候，德姊在音乐系三年级。由于我们两个人长得太相像，常常让老师和同学们发生误会。有时候是她的老师质问她：
〃你今天早上的头发不是剪短了吗？〃
有时候是我的同学问我：
〃你为什么去选音乐系的课？〃
当然另外还会有为什么不敬礼？或者为什么不打招呼等等缠夹不清的问题，差不多要过了一个多学期，大家才对我们两个人习惯了一点。偶尔还会有人从后面猛拍我一下，等我回过头时，又红着脸笑了起来：〃啊！不对，你是那个妹妹。〃
对于这种错认，我并不会生气，反而常会有一种很甜蜜又很得意的感觉。是啊！我是那个妹妹，我是席慕德的妹妹。
从小到大，姊姊都是我崇拜的对象。我们姐妹间年龄相差都很近，可是德姊的一切表现，总是远远地超过了我们这些妹妹。从小，她就是名列前茅的模范生，在师大音乐系，八个学期都是第一名。毕业后留校做助教一年，然后到西德慕尼黑国家音乐学院学声乐，毕业成绩又是第一名。在西德雷根斯堡歌剧院演唱时，在那样多好评，而一年一年地过去，她在西欧各国，在东南亚各地，都举行了很多场非常成功的独唱会，现在，每当有不太相熟的朋友问我：
〃席慕德是你的什么人？〃
我都会微笑地回答：
〃她是我的姊姊。〃
而在那个时候，那种感觉就会重新来到我心中，就好象当年在师大的校园里，站在金急雨的花树下，微笑地面对着姊姊的同学们时一样，心里觉得很甜蜜又很得意。
我们家是四个女孩，一个男孩。德姊是长姊，因此，爸妈要决定什么事情的时候，通常都会征求一下她的意见，我们如果有些什么要求，经由她转达的话也通常比较容易被批准。所以，她一直是我们崇拜和依赖的好姊姊。
不过，我现在慢慢地发现，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对她的崇拜和依赖，使得她不得不努力地为我们作榜样，因而吃了不少的苦吧？
前几天，朋友从纽约为我带回来德姊的唱片，是她刚录制好的个人演唱专辑。孩子们都睡了以后，我在灯下打开唱片片套，看着那唱片上一圈又一圈细密的纹路时，心里就有一点紧紧的了。等到唱针落下，歌声响起，姊姊圆润、宽宏而又美丽的声音在静夜里回荡，想着她为这一刹那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不禁流下泪来。我的姊姊为了少年时就坚持着的一个理想，付出去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
真的，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了解一个演唱者的心呢？在台前的人只知道她有着显赫的学历和声乐家的头衔，只看见她华贵的长裙和雍容的台风，只听见她一首又一首地唱过去，然后在满场的〃安可〃声中一再地鞠躬答谢，在辉煌的灯光、缤纷的鲜花之中，她是那样快乐、兴奋和满足。
可是，在辉煌的灯光照不到的后台，照不到的那些长长的年月里，他们却不能想像，为了一场音乐会，为了一首歌，为了短短的一句歌词，甚至，为了一个音符；为了追求那一刹那里绝对的完美，一个艺术家，一个歌者所付出去的代价有多大啊！
我想，我也许知道一点。做为〃席慕德的妹妹〃，我也许知道一点。知道她在十五、六岁时就开始为了音乐而放弃了很多东西：原来可以拿去买新衣服新裙子的钱，拿去缴了学声乐的学费。原来可以去爬山游泳的时间，拿去在炎阳下走长长的路去声乐老师的家。原来可以去交往的很多朋友，却因为她必须长时间地待在琴房和声乐教室里，而终于慢慢地疏远。十几、二十年间不断地努力，那样多的清晨和夜晚就那样过去，那样多的付出，那样多的舍弃，一切的最后，却只是为了能在台上，唱好一首只有一分钟或者两分钟的短歌。要从第一个音到最后一个音都是完美而没有瑕疵，她才释怀，才满足，才俯首在掌声之中微微展露了她的笑容。
我是不能想像这样的生活的。就像我不能明白，她那时在雷根斯堡歌剧院好好地唱了一年，却为什么不肯再续约时一样。当时我苦苦地追问她，甚至哀求她，要她答应人家的聘约，再唱下去，我知道那是很不容易争取，并且别人也极为羡慕的一个位置，放弃掉了实在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可是，姊姊却说：
〃开始时候是很兴奋的，可是慢慢地觉得，日复一日，在别人的安排之下，每个月拿着薪水唱着同样的歌时，心里面的感觉就不对了，我学音乐的目的原来并不是这样的。〃
那个在十五、六岁就开始学声乐学演唱的少女，心里面原来憧憬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极端的自由吗？就好像天空里的飞鸟在欢喜时所唱出的歌声一样，是那种没有羁绊也没有负担的欢唱吗？
而在现实的社会里，要达到这种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我的姊姊却一直在这样试着去做。用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来准备一场通常不会超过九十分钟的演唱会，从选曲、选伴奏、选场地、选时间到种种想也想不到的烦琐事情都要由她一个人来决定，当然，有的时候会有经纪人来帮她筹划，可是，不管别人可以替她做多少事，有一件事却是任何人也不能帮助她的：整个音乐会的成功与失败都完完全全是她一个人的责任。唱好，并且要唱到最好的那种境界是她的责任，万一生病影响了声音，因而唱不理想也是她的责任，一点也无法推卸或者逃避。
我是不能想像这样的生活的。学画的我，虽然也有画展的压力，可是，我总是要在准备好以后才拿出来的，也许也要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可是，画一挂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安心地搜集朋友对我的批评和建议了。而无论什么时候，作品都在那里，画好的可以一看再看，画坏的也可以从头再来，因此，无论如何，在发表的时候，我是比较从容的。
可是，没有一个演唱者可以站在台上向听众说：
〃我刚才唱的不理想，让我再重来一次吧。〃
也没有一个演唱者能说：
〃听啊！我刚才那句唱得多好啊！让我再多重复几次吧。〃
当然，他也许可以在〃安可〃的时候再重复一次、两次甚至三次，但是，再长的歌也总有唱完了的时候，即或能〃绕梁三日〃也只是听众心里的一个假象罢了，所有的精致与完美只在一刹那之间，而一个歌者为了一个不可能停留的一刹那，却必须要全力以赴。
要投入的必须是一颗怎样坚强和固执的心呢？这是我们所无法想像的了，而也许是因为这样，所以，一个歌者在这上面能得到回报的那种快乐，必然也是我们一般人所无法想像的了。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的姊姊才会和那些艺术家一样，在那么多年里，走着一条相同的路吧。所有的辛酸与跋涉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请让我为你唱一首美丽的歌。〃
而今夜，在灯下，听着姊姊那似熟悉又似陌生的歌声，当年在校园里，在金急雨的花树下，我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在姊姊的歌声里，仿佛一切的沧桑都获得了一种甜蜜而又美丽的补偿。
我想，我也许知道一点了，做为一个声乐家的妹妹，我也许终于能够知道一点了吧。
说 梦
从小就是个爱做白日梦的人。
想不到，在成长的路上，走着走着，竟然就真会遇到一些和梦中相同的境遇。
有时候，在真实生活里的那种幸福甚至会远远超过了我梦中所能冀求，所能想像的。
在那种时刻里，心中就会不自禁地悲喜交集，觉得苍天待我太厚。
不过，当然，苍天也有待我太薄的时刻，也有我永远得不到的幸福，和永远要继续做下去的白日梦。
不过，现在来说一说总是可以的吧？譬如我一直想要的那面锦旗。
我一直想要那样的一面锦旗。
鲜绿的，或者鲜蓝的，缀着光辉耀目的流苏，一面从运动场上得来的锦旗。
我一直盼望着那样的一个时刻，在热闹和紧张的一天过去之后，所有的运动员都聚集在司令台前，听着麦克风里传出来的一项一项的成绩报告：
〃四百公尺第一名、第二名……〃
〃一千公尺第一名、第二名……〃
〃女子标枪第一名……〃
不管是什么种类的竟赛，不管是什么名次，只要是我竭尽全身的力气在运动场上拚斗来的，就值得有那样的一面锦旗。
鲜绿的，或者鲜蓝的，上面写着一些使人意气风发的句子，缀着一些金黄或者金红色发亮的穗子和流苏。听到麦克风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以后，在全班同学的欢呼与掌声之中跳上司令台，接受那一面锦旗，然后转身和另外两名选手会合，一起立正向台下的群众致意。
总是黄昏的天色，碧蓝的天空上满是金红的彩霞，风从运动场上吹拂过来，把锦旗吹得啪啪作响，一波一波地打在身上。锦旗很大，双手举着，遮住了大半个仍在流汗的身子，遮住了一颗仍在雀跃的心，流苏随风起伏，不断地碰触着我裸露的双膝，又麻又痒，有一种如触电般的狂欢。
那该是多么浪漫的少年时啊！
我多想要那样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