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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是比较“拧巴”，还有一点“拧”字是什么呢？又是这个时态的转化，就是一时和两时是不一样的，一时和一天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一天半个月、一个月、一年又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我跟媒体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天下午半个小时，但是这可能是我这一个月中间就这么半天，但是有时候稍微一“拧巴”，好象我整天是在这么说，这个就是特别“拧巴”。另外，我跟谁在一起，跟你在一起，跟谁在一起，也可能就见那么几面，比如我们家今天吃红烧肉，他们说天天吃红烧肉，他们家太有钱了，其实我们清早喝的是糊糊。就是这种语态的转化，这种场合的转化，其实《手机》我想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但是没有被大家理解。当然，我在一开始到现在我说的所有这些都是废话，因为这都是上一茬“庄稼”已经完了，应该说下一茬“庄稼”。
提问：还得问上一茬“庄稼”的事，说不说崔永元的事儿？
刘震云：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回避的，但是我觉得据我观察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战争已经结束了，我观察大家都解甲归田，开始种下一茬“庄稼”，我觉得挺好，每个人都把下一茬“庄稼”种好，下一季的收获对于我们的未来来讲比议论、再议论上一茬的收成要有趣、有意义。对于所有朋友的批评，我都是非常尊重的，包括昨天、今天和明天。
提问：刚刚说的都是上一盘“庄稼”，可是因为这本集子实际不能说是新的“庄稼”，因为说的都是旧作，除了《口信》，不知道这个《口信》是不是原封不动地把《手机》第三部分摘下来了？
刘震云：原封不动，一个字没改。我觉得确实新出的《一地鸡毛》也是旧的“庄稼”，但是旧的“庄稼”，我在打捆的时候，却有我自己的考虑，除了我刚才说的两种考虑，一种考虑是为了我自己方便，另外是为了我自己看，而且我知道也有错爱我的朋友想找这本书，因为我经常收到一些读者来信里面加着钱。另外对于我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这些过去的“庄稼”确实都做成了食品，食品的考虑我过去也有过，但是一开始可能是吃棒子面，最后开始吃白面，接着开始吃红烧肉，接着开始吃肯德基或者是什么。但是这个食物链的考察，对于今后我的创作，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它里面最大的曲线就是刚才我说的，我觉得所以把《口信》放在里面，我觉得《口信》是我到目前为止写的作品里面最后的一个食物链，我觉得它包含着我今后创作的一个理想。这次集子包括以前的创作，我觉得写的凑合，我觉得短篇里面是《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中篇写的稍微好一点《温故1942》，长篇从段落上来讲我觉得是《口信》。有可能的话，从今年的五月份，我开始写一个新的长篇，我觉得这个长篇会跟我过去所有的作品都非常的不一样，包括《手机》。我觉得它会把所有的部队都开多广阔的生活上来，彻底脱离社会环境的联系。
另外，我觉得它可能会是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交往，它不受这种生活场景变化的限制，可能它的思念会是攀越千年的，另外从语言我觉得会跟以前的作品也会不一样，它可能会用一天说十句话的速度来写作，因为上次出书的时候，“金老师”让我在封皮上写一句话，我说“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我特别想用有用的话来写作。
刘震云与读者亲切交流
提问：刚才刘老师也说了那么多，包括你最喜欢，写的最好的，都没有包括《一地鸡毛》，那干吗拿《一地鸡毛》出来说事儿？
刘震云：《一地鸡毛》，我没有说刚才我哪些作品写的最好的，自我感觉也不是最好，我是觉得在创作过程中当时我努力了，我写的还可以，最好的作品我到现在我没有写的特别好，没有写的特别好不是一个谦虚的话，在中间写作过程中我感觉到好的作品是什么，我特别想用两年到三年的时间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地去感觉它，当然在写每一部作品的时候，你在没写之前你都会觉得这个作品离你特别近，但是写完之后就不是。我觉得《一地鸡毛》我并不是写的不好。《一地鸡毛》也是写的不错，写的不错是因为在写《一地鸡毛》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论，就是把“小林家的豆腐馊了”和“美国占领伊拉克”放在同等的位置。但是从另外一种方法论来讲，它可能像《温故1942》能够更注重贴心、贴背一些。用《一地鸡毛》作书名，不是我的主意，是黎波的主意。我觉得其实这个题目是谁的话，不重要，总体的名字叫什么，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
提问：刘老师，你看“庄稼”这一茬都已经有收获了，你下一茬准备卖给影视的是什么“庄稼”？
刘震云：说起来我跟影视的关系，其实我本人跟影视没有关系，只是我的作品可能跟影视有个别的关系，我的作品也不是被影视改编的特别多，也就是《一地鸡毛》和《手机》，我的作品现在有五百万字，改编的只是其中的可能有二、三十万字的那样份量，而且也包括用小说的全部。我觉得影视作品跟我没什么关系，影视并不会增加我文本的一个字、一个符号，它原来写的什么还是什么，当它成为影视的时候，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一般把它看成我朋友的作品。
但是影视的改编对于我来讲有两点好处：第一，它能够增加收入，我觉得收入对于一个作家是挺重要的，中国的作家在现在中国的社会阶层里面，还属于比较贫寒的阶层，因为大家都是做媒体的，知道一个字多少钱，就是中国一流作家的收入比中国三流影视演员的收入起码还要差十倍到二十倍，但是中国作家贫穷的状态我觉得也是不对的，这是一点；第二，我觉得人们的眼球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用纸介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它逐渐被新型的传播手段在取代，比如电影可能有一百年的历史，电视几十年的历史，过去小说一个非常大的功能就是叙事功能，现在这种叙事功能被电影、电视剧取代的差不多了，不但是影视这种叙事功能不断地在加大，而且讲“新闻”的叙事功能也在不断地侵蚀过去小说的这种功能。像好多报纸登的“口述实录”，故事性非常的曲折，它以借了生活和真实的力量，比小说虚构的故事要动人的多。还有像电视，我们有好多讲述性的栏目，有时候我看，我发现它比小说讲故事讲的还好，因为生活本身就在讲故事。
我举一个例子，中央电视台的有一个栏目叫做《讲述》，讲述讲出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男教师*了好多女学生，然后有女教师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她就想举报他，但是特别的矛盾，她说这个男教师平常在生活中对大家都特别好，相处的都很好，同时他家里有一个病老婆和一窝孩子，她说如果我把他举报了，他家的生活就断了来源，但在最后她还是举报了。为什么呢？她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有一次她女儿让这个男教师要补课，别的同事跟她摇头，不让她补课，最后她举报了。当举报的时候，公安局来抓这个人的时候，却抓不了，因为他死无对证，找所有的女孩子家长，女孩子家长不是跟这个男教师急了，是跟这个女教师急了，说我们家孩子没发生这个事儿，如果发生这事儿了，一个女孩子长大会决定她的一生，就说这个女教师的事儿，这个女教师就是诬告了，然后这个女教师就开始一个一个地在走访孩子，有几个孩子站出来了。我觉得像这样的故事结构可能是过去小说承担的，如果把这个故事结构改编成一个电影的话，我觉得结构都是非常经典的。像这种“讲述”栏目已经把叙事功能承担起来了，包括娱乐节目现在都在讲故事。我刚才说了，现在有好多娱乐节目让一个男的有好多女的挑，住在五星级酒店里，一天淘汰一个，这个节目连续播，大家怎么能不爱看呢。好比一个女一天淘汰一个男的，最后就留下了一个。
像这种讲故事的方式，那天我从一个省的电视台我看到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是现场夫妻来个，一个坐这边，一个坐那边，两个在吵架，旁边有一个主持人，整个吵架的过程中哽哽咽咽，最后侵害的第三者也都上场了，现实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严峻的，你在看到过去传统的方式来写小说，来承担叙事的功能，没人能看，为什么小说没人看？因为它的功能已经被别的都分解了，他们家的财产都被别人分走了，所以说中华文学到了最危险的关头，确实在唱国歌了，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小说确实还有其他的东西是永远拿不走的，第一就是想象力，生活停止的地方应该才是小说，这个想象力是别的形式，永远拿不走的。还有就是语言，语言和语言之间出现独特的味道，我觉得也是别的形式，这种现实的形式拿不走的。还有就是心，人的心，我觉得心的这种微妙的变化是别的形式拿不走的。还有心里发闷是别人拿不走的。
提问：您的所有作品从整体上来看是“一地鸡毛”吗？
刘震云：从整体上看，原来每个作品我都是在试探，从创作的整体来讲，可能是有一些零碎，就是李敬泽老师曾经勉励过我，他说我好象是一个整体创作的观念，我确实是潜意识中包括很自觉想这么做，但是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我是一个认真的人，我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并且把写作当成一个工作，不是我非写作不行，而是写作确实能给我带来非常大的愉快，对于一个时常被人弄的心里发闷的人写文字的时候，他可能会把自己的感觉能够悄悄地说出来，让大家能够看到。
提问：刘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出这本书你预测一下它能发到多少册了？第二，您是不是考虑过您出书后的收益？
刘震云：我出这本书并不是考虑它要发行多少，我刚才说了是为了我自己方便和我自己看，我希望的是对黎波说四十年后书店还能有这本书，我出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在四十年之内再次出像我集子这样的书，因为书店可以见到，我可以买到，可以送给朋友。
提问：那我们约定四十年以后再见吧。
刘震云：也可能明年年底后年年初会出一个新的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