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传间谍王- 第10节

　　　　讲话从晚上7点进行到11点。桂永清讲得最长。他刚从德国途经苏联，穿过张家口和北平回到南京。他汇报了欧洲和中国北方对“一·二八”事变和“九·一八”事变的反映。11点时，蒋站起身说，那些还没有机会发言的人将在次日晚上同一个时间和地点继续发言，便与邓文仪一起离开了。其他人乘来时的原车回南京。在返回的路上，没什么人说话，但每个人都带着“兴奋”的神情。　　　　
　　　　次日晚上6点，这组人在二廊庙街“筹备处”外面集合坐车去蒋的别墅。戴笠和滕杰坐第一辆车，到达之后，先仔细地检查了房子周围和会议室内部。等蒋介石和邓文仪一到，会议便按程序进行，发言也接着开始。那天晚上邓文仪第一个发言，接着是葛武启、蔡烃军、周复、康泽、李一民和韩文焕。桂永清作了简短的插话，他想把何应钦的一个弟子介绍进来，接着邱开基讲了话。他们第二次会议的发言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　　　　
　　　　第三天晚上娄绍恺第一个发言，然后是干国勋、彭孟辑、易德明和戴笠。据干国勋回忆：　　　　
　　　　戴笠在那三个晚上工作得很辛苦。而其他人除了发言以外都能够静静地坐着休息。他是唯一负责警卫的人。他一刻也没有歇过。他只是在轮到他发言前坐了两分钟。这是他唯一的休息时间。他已经三十出头了，双眉浓重，两眼很大，有一张方嘴。他穿一件灰白色中山装。他站在屋子中间发表他的意见。他的讲话简练而有力。他讲完后谦虚地请领袖和他所有的“老大哥”给予“指教”。　　　　
　　　　时近午夜，虽然外面一片寂静，装束整洁、戴着眼镜的滕杰站到屋子中间，声音响亮地宣布，在他看来，他们应当加强自己的组织，在领袖的指引下重振革命精神，用从内部消灭异己、在外部抵抗日寇的方式来“死里求生”。他坚信，“我们若能掌握形势，那我们必将成功。”滕杰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他们不可战胜。在广东，他们仅以几千人马，便能够联合同盟，消灭比他们多达10倍的敌人。他们一不怕向敌人输送大量武器和钱财的英帝国主义者，二不怕在他们中间充当“苏联傀儡”的共产党人，统一了广东，完成了北伐。如今凭着30万人大军，占着几个省份的要地，他们何不能联合盟国、动员友善力量来“剿共”抗日呢？滕杰在对他们的事业表示了极大的信心后宣布，他们一定能够继续孙中山总理未竟的事业，完成革命，建设国家，气壮山河。这是惟一能够安抚孙中山和革命烈士们的亡灵，实现整个民族希望的道路。　　　　
　　　　在滕杰召唤祖国精神和革命烈士亡灵的慷慨激昂的言词后面，存在着一个简单的信息：中国人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能够在粉碎内部敌人共产党的同时，赶走日本侵略者。但蒋介石并不想听这个信息。内政已经开始转向对他有利，而且在汪精卫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后，蒋即将成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从这个制高点出发，蒋认为他能够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甚至不惜暂时对日本人让步。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政策：安定在先，抵抗在次。而对蒋来说，“戡乱”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确保他最亲近的随从彻底同意执行“安内”政策。　　　　
　　　　此刻，针对滕杰热情洋溢的讲话，蒋介石先强调了日本人对中华民族带来的极大危险。他言简意赅，直接针对听众，毫无夸夸其谈。他说：　　　　
　　　　日本军阀准备侵略中国已五十年了，其陆、海、空均已现代化了。一旦战起，我们官兵在前线，几不能抬头瞄准射击，只有挨打牺牲。牺牲完了，只有后退，退到最后再无可退之地，亦无可用之兵时，便只有订城下之盟。城下之盟一订，便是亡国灭种。　　　　
　　　　蒋介石继续说，在满人统治中国的268年期间，犯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类暴行，又大兴文字狱，颁布了虐待汉人的各种法律。而日本人在过去的50年里在朝鲜和台湾的暴政比满清王朝有过之无不及。不幸自孙中山去世后，“革命的责任落到了我的肩上。据我对我们自己和敌人的了解，我必须不负我们的总理和烈士们、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蒋介石强调，日本人凭着现代化的军队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中国人则完全缺乏防御能力。所以，那些成千上万反对他的退让政策、颂扬第十九路军的英雄们在上海的自杀性抗战的中国人，完全是陶醉在个人英雄主义的状态中。其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人自愿去前线。而中国此刻正需要“无名英雄”来“实干，硬干，快干，苦干”。　　　　
　　　　蒋介石对他的弟子们说，他的确有30万人的军队。假如他惟一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受人仰慕的“民族英雄”，而不顾民族危机的更大的历史性后果，那么他很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但他个人的荣誉比起革命的成功和人民的安全来微不足道。为了自己的声誉而牺牲国家，那便是背叛总理和革命烈士们的英魂，是将危机转嫁给后代。蒋宣称：“我所能做的是忍辱负重。”　　　　
　　　　［我］决不轻言作战，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争取准备时间，所谓最后关头与和平绝望时间：就是敌人不顾一切进攻，非逼我们订城下之盟亡国不可的时期。　　　　
　　　　凭着这一席话，蒋介石似乎完全赢得了听众们的心。这些黄埔毕业生被他的真心实意深深感动，他们全都站了起来，表示对这番教导的敬服。那时已是次日凌晨，蒋让他们在早上8点到南京黄埔路的立志社办公室再来见他。


第六章　创建力行社科举—考试选拔

　　　　2月28日上午8点，这些人在立志社门外集合。康泽和贺衷寒以及其他十来个人没有出席。与前次一样，这次会议也没有设警卫，仅戴笠一人负责保安。戴笠在门口与他们会面后，便把他们领进了楼房东侧的一间长方形教室里。在面对他们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孙中山的遗像，两边悬挂着一副对联，上面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下面是一块黑板，黑板前有一张写字台，后面是一把藤椅。一排小型带木椅的双屉写字台围绕着正前方的写字台呈马蹄型排列。这些黄埔的校友们就像教室里的学生一样按年龄依次排列入座。这时，身穿蓝色长袍的蒋介石在邓文仪的陪同下进来，向大家致意。　　　　
　　　　在这次会议上，滕杰尤其像个班长：当蒋进来时，他喊“起立”，在蒋让他们坐下之前他向蒋汇报到场的人数。蒋瞥了一眼名单，然后在黑板上用白粉笔写道“知难行易，力行哲学”。接着，他开始讲话。他不时地提到《孙文学说》和桌上的其他一些著作。讲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话题是孙中山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理论的发展。　　　　
　　　　讲话完了之后，滕杰给每人发了一张纸，让这些前军校生在上面写下自己对这个新组织领导的选择。选票被滕杰收集起来后装进一个信封里封好，然后交给蒋介石。接着“领袖”发了两个考试题目：“论裨斯麦的铁血政策”和“试述合作社之意义”。他规定每人在其中选一个题目并用文言文或白话写一篇论文，长短不论。论文规定在次日上午8点交。　　　　
　　　　次日，2月29日上午，这些人回到了那个教室，把论文交给滕杰。仍穿蓝长袍的蒋介石在邓文仪的陪同下准时进来，滕杰把20多份论文交给了坐在写字台前的蒋。蒋戴上眼镜，开始看这些论文，一边在上面写些评语并打分。除了易德明的论文蒋认为不合格以外，其余的他交给了滕杰发还给作者，同时让这些以前的学生考虑他给的评语和分数。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他们在前几个晚上会议上的言谈、仪表、在黄埔的班期、经历，以及他们在选举中得到的票数，蒋便依次给每个人授予在新组织中的职位。然后，“领袖”和他的弟子们走到了立志社的大会堂，那里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他们和“领袖”一起手拉手地围成一圈。蒋宣布：“这个组织将被命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接着每人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一个书面誓言，并朝着总理遗像神情严肃地站了起来。他们举起了右手，宣誓道：　　　　
　　　　余誓以精诚，力行三民主义，恢复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牺牲个人一切利益，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完成革命建国任务。如违誓言，愿受严厉制裁。谨誓。接着，每个人又在按有蒋介石印章的誓言上用右拇指按上手印。然后这些纸被滕杰收集起来，庄严地烧掉，就像为了祭神而烧纸钱一样。他们又拉起了手，最后聆听蒋介石的讲话。他说：“大家从此要更加精诚团结，不达目的决不终止。我现在预祝大家成功。”于是，“三民主义力行社”在一个体现了帮匪结拜兄弟仪式和文人科举制的综合仪式中诞生了。


第六章　创建力行社核心与边缘

　　　　这个在右翼运动和国民党秘密组织内部形成的蒋介石个人小集团，从一开始起就同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复兴社，以及臭名昭著的蓝衣社这类“外围”组织混淆得一塌糊涂。蓝衣社从未正式作为力行社的工具而存在，但在官方文件里却被这么认为，且被认为带有自己的特征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力行社的成员尽量对其存在保守秘密，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其真相。　　　　
　　　　此秘密性可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来看：（一）是人事上的秘密；（二）是组织上的秘密；（三）是活动上的秘密。其实，三者是互相关连而不可分的。从人事上看，对外绝对不准泄露自己的组织身分，就连对自己的家人也不得泄露，否则受纪律的制裁。不在职务范围的同志，亦须尽量避免接触，减少泄露身分的机会，故团体内高级干部的姓名，不是所有同志都能知道的。　　　　
　　　　力行社成员由于隐藏在其他前沿团体里，在公众眼里他们是“蓝衣分子”：一群类似法西斯的狂热分子和恐怖主义暴徒，正式组织是“复兴社”。　　　　
　　　　其实，力行社有着自己独特的身份，通过广为人知的复兴社来行动，在宣传、警察和特务部门中秘密运作，促进蒋介石的事业和三民主义。力行社与其他前沿团体的混淆，也与国难期间各种核心组织和外围组织的繁多有关。例如，1933年，在蒋介石的鼓励下，CC派成立了一个“青白团”，6个月之后它又与自己的前沿组织“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合并。而到了1937年，总共有三个不同的组织以“复兴”为名：黄埔的复兴社、CC派的民族复兴大同盟，以及汪精卫派的民族复兴会。甚至在黄埔圈子内部，还有复兴社的一帮成员想让人们以为他们是最接近蒋介石的，宣称只有他们的组织才是真正继承孙中山革命的先锋。　　　　
　　　　在这方面，力行社的实际成员也非常夸张，特别是在解释他们的组织和戴笠秘密特务之间的关系时尤为如此。如果将力行社视为在其前沿团体中筑巢的话，那么特务处便是它孵化的产物，尽管这一点使力行社的创建者们非常不快。从力行社成立的一开始到1938年夏天解散的6年中，特务处一直非常独立。早在1932年夏末，戴笠便已经开始通过提供更高效和有把握的间谍和监视工作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而他的特工是力行社的成员们无法向“领袖”提供的。


第六章　创建力行社特种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