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文化界，一个由蒋介石的亲信，包括蒋的私人秘书邓文仪组建的“中国文化学会”，于1933年12月25日成立了。
邓文仪长期以来对文化事务持有商业兴趣，他曾经向朋友们借钱开办了“提拔书店”，那书店出版过蒋介石的言论集和军人手册系列。书店和编辑室合起来就是一个小出版社的样板，它在吸引那些渴望用学习国家领袖语录来提高自己的顾客方面如此之成功，以至于引起了在邓文仪和他的领袖之间激烈的争执，几乎让他倒霉。
首先，那些深为嫉妒的政治——商业竞争对手们满怀恶意地向蒋介石汇报说，邓文仪利用领袖的名誉和声望来大笔盈利。然后，当蒋在1930年新年对黄埔学生的讲话被提拔书店的某个刊物误解后（暗示国民党军队将向东北进军，那就等于肯定了与张学良军队的冲突），蒋介石把他的这位秘书召来狠狠地训了一顿，说要关闭他的书店。一开始邓文仪不服，用了一个多小时来争辩说他的书店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不能被关闭，而且要征求书店股东的意见。这对蒋无异于火上加油，结果邓终于在蒋的臭骂下缩了回去，回到自己家里，懊丧地哭了一天一夜。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邓文仪一直非常沮丧，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竟然都不屑向司令部的上司请病假。蒋本人则装作没注意到他的缺勤。终于，一个月后，当蒋在中山陵向一队负责江西“剿匪”动员宣传的人员作讲话时，邓文仪自己来到了那里。讲话后，蒋主动向邓打招呼，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和是否上班。然后“校长”温和地对他说：“你的毛病就是懒散，如果打起精神工作，一定可以把事办好，今后要切记改过，勤奋工作，从明日起，你到总司令部去办公。”次日邓文仪便去上班了。
第九章 意识形态的竞争：蓝衣社和CC派新生活
这次感情冲动的危机反映出蒋介石和他的部下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这之后，邓文仪继续经营他的出版公司。事实上，当力行社的蓝衣社成形时，邓的“提拔书店”已经发展成了连锁店，并在南京、汉口、南昌、长沙、贵阳及其他城市发行了该运动的刊物。中国文化学会也因此汇入了邓文仪的一个已经建立好了的简单而面广的宣传网络。它的出现正值新生活运动开始：新生活运动由江西省省长熊式辉于1934年2月在江西发动，这种道德复兴观的基础，来源于“传统孔学信条、基督教道德准则及军事理想的意识形态大杂烩”。
在力行社内部，新文化运动被当做蓝衣社的“四大运动”之一。社会上所有的干部和成员都受到它的左右，尤其是在他们个人财产和收入方面。力行社的规定要求所有的成员都应当登记他们的私人财产，将来所有的财产增减都将通过其工资来调节，而这些财产应当由书记处的会计或力行社的监察员抽查。贪污200元的，处徒刑；偷窃500元的，处死刑。力行社在地方的协调组织因此而制造出“一个新气氛”以清除挥霍、贪婪、懒惰、欺骗、叛逆、赌博、淫乱，以及所有“封建士大夫”的“好逸恶劳”之类的种种“恶习”。在这个扫除浪费和到处封官许愿的新道德秩序下，男女大众将“复兴我固有的日新又新之创造民族精神”，以“恢复自鸦片战争战败后之民族生存发展信心”。
中国文化学会相应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大众共同利益的方法来“更新生活”。这种努力的关键是一个“军事化”项目，它原先只针对复兴社成员，后来通过新生活运动促进协会的运作扩展到了一般公众。正是这个协会采取了许多极有争议、强加于人的运动措施，如限制吸烟、跳舞和穿某些西化的衣服。蓝衣社后来遭到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传教士们的指责，说他们颠倒了新文化运动最初的宗旨，而把它变成了一场法西斯统治的运动。
中国文化学会名义上由蒋介石主持，但它的日常领导是邓文仪、萧作霖、贺衷寒和吴寿彭。邓是理事长，而萧当了南昌总部的秘书长。与此同时，决定让萧作霖去上海，在刘炳藜（《前途》的编辑）、倪文亚和其他蓝衣分子的帮助下建立该学会的一个分会。
蓝衣社在上海的脚跟已稳。1932年1月，力行社筹备处曾经派遣叶维去那里建立一个控制学生运动的组织。根据日本资料，两年后，蓝衣社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了一系列的组织原则，建立了组织结构并订立了关于成员的规章守则。日本资料说，蓝衣社的章程宣称：“法西斯主义应当用于实现独裁。”他们的誓言要求他们致力于发扬民族独立精神，取缔一切所有不平等条约，并使整个国家集权化。在政府官员中加强军事化，“使他们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同时，用刺激各省乡村手工业，压制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普遍建立农业实验站的方法来发展商业、矿业和农业。另外，为了“尽快实现社会新秩序，建立基于法西斯主义之上的国家”，蓝衣社根据形势开始涉入情报、宣传和处决的活动。
根据这些大惊小怪的日本资料，上海的蓝衣社组织系统图显示，其地方上的特殊地区分部直接受南京总部的领导。它还表明：1。平津站，包括天津警察情报局；2。平津地区惩戒委员会；3。常设在大同、济南、青岛、山东、唐山、张家口和绥远的分部；4。一支北方特殊纵队，它在大连、沈阳、新京、哈尔滨、黑龙江、四同、营口、承德等地都有自己的分部；5。武昌分部；6。分散在整个全中国省市的各级单位。
其他外国情报和警察机构也积累了关于蓝衣社的情况。至少在1933年8月，法租界的警察已宣称他们发现了在国民党社会局局长吴醒亚领导下的上海蓝衣社，吴醒亚被认为是蒋介石在上海的情报头子。国际租界的警察也误把蓝衣社上海分部与CC派和陈果夫混为一谈，而且认为该组织的建立是为了把“一种新精神，法西斯主义，作为在危难中拯救国家的措施灌输给大众。”显然，他们也误把吴醒亚当做其头目了。
第九章 意识形态的竞争：蓝衣社和CC派文化控制
要是真像一些情报认为的那样，吴醒亚是CC派的人的话，那么在萧作霖于1934年2月刚一到上海准备在环龙路76号建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来促进复兴社文化事务，上海的蓝衣社和陈氏兄弟便已处于对立状态。早在这之前，萧的陈立夫在上海文艺界集会上发表演说筹备组就向上海市市长吴铁成、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和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恒发出了特殊邀请。这些重要人物每人都同意加入这个新委员会。而且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又有七八百人被吸收为中国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其中多数是大学生和教授。研究会由3个常务理事领导：市长吴铁成、刘炳藜和萧作霖。
据萧作霖本人说，中国文化研究会成立时正值复兴社“法西斯宣传运动”的“高潮”，当时蓝衣社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并在上海对公众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在环龙路50号开了一家文化书局和书店后，中国文化研究会在发行青年丛书、军事丛书与民主丛书的同时，开始定期发行它的简报。研究会还通过在南昌总部的吴寿彭出版了一系列的翻译刊物。
复兴社期望在中国发动一场“文化运动”，这可以给予蓝衣社的知识分子们一个机会来控制广大读者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领导全国的复兴运动。这个计划在复兴社的月刊《前途》中被含糊地提到：吴铁成、刘炳藜、贺衷寒和其他人都在该刊上撰文，如“中国历史中的文化统治”，“我国文化统治的历史观”，“三民主义的统治阶段”和“统治文化与救亡图存”等。这些文章的共同点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统制”概念，它模糊地表示复兴社必须以某种方法来对全国的知识领域获得统制，而且尤其是蓝衣社，而非陈氏兄弟的圈子成员，应当在当时中国的主要文化中心上海对新思想运动进行控制。
CC派明显意识到了这些挑战，并准备对此作出反应。中国文化研究会一由复兴社创办，CC派成员立刻也成立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当萧作霖于1934年去上海建立中国文化研究会分会时，陈立夫立刻接踵而至，在维克多·艾曼努埃二世大道设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上海分会，在文学和文化圈子里为争取“名流学者”上与萧作霖的人马竞争。
CC派也成立了一个“特别团体”来“调查中国文人的政治倾向”。这个“特别团体”后来包括了《晨报》的编辑王新命，商业出版社编委主任何炳松，南京中央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吴育干，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寒冰，中央大学社会学院院长黄文山，北平大学新闻教授陶希圣，复旦大学教育院院长章益，《文化建设月刊》编辑樊仲云，及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萨孟武。
CC派成立的对立组织文化协会，使市长吴铁成和一些大学的校长们非常为难，因为他们已经加入了复兴社的筹备委员会小组。最安全的办法是双方的组织都加入。于是他们及一些有影响的教授们很快地这么做了。但结果是，中国文化研究会在获取上海的大学生、尤其是大专学校的学生的支持方面，要比CC派的文化组织擅长得多。例如，在暨南大学，蓝衣社能使大多数学生忠实于他们，因为文化研究会的干部们自己大都是前军校学生，所以他们能更有效地组织和管理他们的支持者们。当CC派的支持者们试图反击时，双方公开开战了：中国文化研究会的干部们干脆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成员抓了起来关押在校园里，吴醒亚和国民党社会局和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对此感到震惊。后来只有经过市长吴醒亚的调解，并领来了复兴社的人（他们故意躲开，以便避免被迫释放被逮捕的对立派分子）进行谈判后，被抓的学生才得以释放。
上海的蓝衣社在组织邻城的警察和军事人员的支持方面，也比对手CC派要强。比如，他们在上海建立了文化研究分会后，马上也在杭州建立了一个分会，而且还在那里建立了由浙江大学和其他地方学校学生组成的“文化前卫队”（其法西斯式的入会仪式在前面曾经描述过）。
但是，尽管在通过前沿组织来获取学生支持这方面CC派竞争不过蓝衣社，但陈氏兄弟能利用蒋介石亲自布置给他们的思想领域方面的工作，而蒋则把复兴社及其附属组织的运作限制在军训和保安范围内。由于在组织群众上不顺，陈立夫就找了最高级上司，说服蒋介石在1934年6月间解散中国文化研究会，那正是新生活运动在上海公安局的主持下在上海萌发之时。
CC派在上海抵制蓝衣社只得到部分的成功。蓝衣社继续在城里活动，尤其是通过学生军训项目和先由吴醒亚后来是潘公展领导的“中国青年力社”这类教育协会来运作。尽管中国青年力社与复兴社之间有许多联系，而且奉命监视上海的学生政治活动，但它绝对不是蓝衣社的一个“前沿组织”。当吴醒亚手下的一个人员、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生袁学易，被当做共产党特务抓起来后，中国青年力社被一个更加军事化的组织（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