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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之前，邓文仪在侍从室的位置对于控制反共间谍来说十分关键。戴笠组织的日常报告总是送到侍从室第六组去，这个组由邓文仪控制。1932年后，邓掌握了南昌行营总部调查科但1934年夏天的南昌机场纵火案使邓文仪的权威受到挑战。
一架正在南昌机场修理的军用飞机着了火，火焰蔓延到了机场的营地和楼房，烧毁了整个机场，那是蒋介石持续轰炸江西苏维埃的基地。邓文仪的调查科奉命调查此案。与此同时，上海报界的传说是，纵火是航空局的官员干的，目的是掩盖他们贪污国家资金的痕迹。但邓的调查组没有发现这种说法的根据，于是他们就此向南昌发电，而这份电报被截收后向报界透露了出来。
上海报纸立刻发表了这份被泄露的文件的摘要，并指责邓文仪接受了航空局的贿赂而掩盖整个机场纵火案的真相。尽管邓文仪本人声称这是他的对手们为了控制航空局而制造的阴谋，但他无法向蒋介石证实他的无辜没有太多的纠缠，总司令便下令开除了航空局的官员，解除了邓文仪所有的公职。戴笠马上接管了邓的反间谍角色，把自己的特务处与南昌行营的有关科合并，于是他总算让自己的部下列入了正规军事供给制。
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扩充特务处
这时戴笠已经在中国26个城市建立起地区性特务单位、省站和基层的组。在南京租界地区、铁道通讯组和财政部密查组也有特务单位。
在南昌机场纵火事件和邓文仪被贬黜后，戴笠不仅接管了南昌卫戍部队的调查部，而且马上开始在中国军队的所有治安和宪兵机构里扩展他的特务组织例如在宪兵总部，他设立了梁干乔和张炎元领导的政训处。他从自己的特务中任命了“政治训练员”，安插在各个宪兵连内。各省的保安处还奉命成立谍报股，股长是该地区特务处的头目。
戴笠最终控制了首都警察厅调查科，它在名义上由赵世瑞领导；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由吴乃宪、翁光辉和王兆槐先后任大队长；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由翁光辉任股长；京—沪、沪—杭铁路局警察署由吴乃宪任署长；最后，他还控制了禁烟督察处密查组。而且，到了30年代末，大多数省公安部门训练科和侦察队的重要运作部门都把南京的特务处当做他们自己的“总处”而直接向它汇报工作。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改组之后，邓文仪还是继续当力行社的助理书记，但他失去了自己在秘密警察领域中的机会，甚至也许失去了对那方面的兴趣，而且整个转向了宣传工作，1936年，他又当起了复兴社的书记长，用他自己赤裸裸的话说，他准备像戴笠成为蒋介石政权的希姆莱一样，成为它的戈培尔。“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才够格”。
戴笠不喜欢被比做希姆莱。在寻找自己合适的角色上，戴笠是个戏剧性的大师。在这个生活阶段，他喜欢把自己比做孙子眼中的间谍大师和战略家：为政治车马开道，让国家列车在他身后平稳地前驶虽然后来他发展了一套比较周全、深受儒家影响的关于特工职业道德的理论，但在1934年他的指导思想只有四个要点。他用手迹形式散发给他的同事们四个要点：1。坚持三民主义；2。运用推理，讲究理性；3。培养感情维系；4。遵守纪律。
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戴笠对领袖的忠诚
这四个要点旨在培养对领袖个人的感情。在1932年之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迅速地体现出来。跟纳粹元首一样，不论蒋介石是否在场，都会受到人们致敬，并伴随着鞋跟有节奏的撞击。“1933年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每次会议上只要提到委员长的名字，人们便会起身立正。”所以戴笠的特务处总部大会堂里装饰有强调理解领袖的担子和对他集体支持的感情性口号：
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
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
戴笠勉励他的特务们采取一种强调个人能动性的哲学：“要具有死的意志，干的决心！”但与此相矛盾的是，他们在同时又被告知，要被动地即无条件地服从领袖的意志：情报人员不得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应当把领袖的意志当做自己的意志。
领袖的概念对戴笠的世界观特别重要。它包括了不同的传统观念。一方面，蒋介石的弟子们、前黄埔军校毕业生，对他们的校长保持了崇敬之心。但这种忠诚超越了孔学范围，它要求总司令的追随者们抛弃自我。蒋介石对弟子们的要求结合了19世纪末曾国藩“强健孔教”那样的狂热的忠诚，主张建立在现代军事秩序和革命精神基础上的个人自我约束。蒋把自己树为这种约束的榜样，其信徒必须自觉地效法领袖严格的自我控制和永恒奉献的高标准。他们得在对领袖事业的服从，在完全献身于领袖的过程中，通过领袖本人对他们的赞许，直接地、逐个地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
1933年9月20日，蒋介石在江西星子县对干部们作的“如何做革命党员”的讲话中，把这种对“领袖的信仰”与国际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
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仰一个贤能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有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一切事情要他领袖来最后决定，我们现在就要认定中国非有一个领袖，非大家绝对信仰这一个领袖，不能改造国家，不能完成革命。所以以后你们要知道：法西斯蒂的特质，就是只有领袖一个人，除这个人之外没有第二个。所以一切的权力和责任也都集中于他领袖一个人，当然领袖自己要有伟大的人格，和革命的精神，来做一切党员的楷模！而每个党员，也务必能直接为领袖，为团体，间接则为社会为国家，为革命主义而牺牲一切！我们哪一天入了这个革命的团体，亦就自哪一天起将我自己的一切权利、生命和自由幸福都完全交给团体交给领袖了！绝没有第二个思想和第二个精神，只有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叫做一个法西斯蒂！
这一点是最要紧的，大家回去要拿这个意思切实告诉一般同志：现在革命不能如从前一样散漫，第一就是要问你有这个对领袖绝对的信仰没有？能不能将自己的一切统统交给领袖？既做了这个革命团体的一分子，这一点一定要先做到，然后我们这个团体和中国的革命，才有希望。
一方面党员要将自己的一切交给领袖，另一方面领袖不仅对于革命和整个团体要负责任，就是对各个党员所有一切的事情，也要负责任。不仅对党员本身的事情要负责任，就是对党员的家庭的事情，也都要负责任。不仅是对党员生前的职责要负责任，而对于他身后的一切善后抚恤，尤其要负责任。总之，只要你真能信仰领袖，尽忠团体，努力革命职务，其他所有公私一切，都会由领袖来负责，团体来负责！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就再也不要患得患失，恋家惜眷，愁穷叹苦，或是怕自己牺牲了以后，家眷儿女没有人照顾，身后一切的事情，没有人办理。总之，党员个人的一切，无论他生前与死后，自有团体和领袖来为他负责，自己不要再为自己个人来打算，要完全为团体，为主义，为革命，为领袖而努力！
这便是当初使这批忠实的追随者们进入秘密组织力行社的目的，对于后来并入戴笠的军统当中的特工部门来说，这是个必须永生铭记的信条。
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家规
戴笠是蒋介石的秘密替身，他像传统中豪门的“家长”一样统治着手下的特务们。戴笠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组织是个“大家庭”，强调模范团体精神的重要性。他表示要亲自对部下的生死承担责任，以换取他们对特工工作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在特务处1935年1月初于杭州西湖畔召开的一个集体讨论会上，虽然采纳了克格勃或盖世太保的运作技术、间谍方式和组织形式，但戴笠拒绝接受它们的组织精神。戴笠强调，中国秘密特工必须建立在中国的“仁”和“义”、“忠”和“孝”的概念上。“我们的同志们在仁义的原则上集合起来，我们的集体团结是通过忠诚和义务建立起来的。”
戴笠是这个秘密组织的家长，他对自己的学生和下级，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奉献。传统家长身份从另一方面显示了戴笠是以一种贵族主人的过于殷勤来对待他门庭中的“贵客”的。戴笠经常引用古语“士可杀，不可辱”，尽量对他周围精干的外勤特务、高级官员和来往的学者们体现自己的仁慈和关怀，但他对自己的学生（也就是所有从特训班出来的人）和下级，则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奉献，并以极端严厉的纪律约束他们。
对违反他规定的人，戴笠以三种形式给予惩罚：口头警告、禁闭、由行刑队枪毙。尽管他讲究礼仪，但他是个极易发怒而尖刻的人，这也许是他故作谦恭的姿态和本能的意志之间的不协调所致。他经常发脾气，发起来便会破口大骂，斥责他的部下破坏了他的“家规”。这些规定代表了家长对他的家人发布的指导个人言行的命令，包括禁止赌博和麻将，但最有名的是在抗战中禁止结婚。据奥利佛·卡维尔（Oliver Caldwell）说：
常奇怪的是，戴笠对部下受女人影响感到嫉妒。他自己的组织里有女人，她们既是秘密特务，同时也照顾他的部下生理上的需要，但他强烈反对婚姻或永久结合。
戴笠引用《汉书》里的一句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以此禁止军统的男女在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在局内或局外结婚。
为了执行他的规定，戴笠在特务处内部设立了一套复杂的监视系统。大量的人员被分到柯建安领导的督察室下的内部督察职位上，他们的职责有重复性。这个指挥连锁系统显然直通戴笠本人。所有内部监视机构的报告都由戴笠本人亲自审阅，不管报告人的级别如何。任何时候只要有人违反了“家规”，便会遭到斥责，然后接下来便经常是在戴笠的监狱或集中营里关禁闭。关押的时间不限，尽管戴笠对“绅士”们非常礼貌，但没有人、哪怕是他组织里级别最高的人，能够逃脱惩罚。
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军统的监狱系统
对戴笠的监狱和集中营值得研究一番。
蒋的将士们解除了新四军的武装并将他们逮捕投入了集中营（叫做劳动营）。有一段时间，不光是戴笠（他被讥称为中国的希姆莱）的“正规”秘密警察，而且连国民党的警察都在抓人。据说集中营有十几处，它们不仅用来囚禁共产党员和企图前往延安共产党根据地的学生，而且还关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中间党派”的代表，以及那些仅仅因为批评了政府的人。
这些监狱是“塞满了受过刑法而奄奄一息的男女的囚笼，这些人有的在里面多年，而且本应根据1937年统一战线的规定予以释放的”。后来陈立夫对一个采访者说：
有多少被捕嫌疑分子被送到那些机构去？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