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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对戴笠有点儿贬低的说法是，这个未来的秘密警察头子在卫队里给蒋总司令当跑腿一类的差使。蒋的机要秘书毛庆祥后来回忆道，戴笠会每三天到警卫部食堂的后门处，通过厨师或值勤官递送情报。戴笠不敢过问对这些情报的反应，而毛庆祥一开始都不把它们送往总司令那儿。但过了一阵后，毛发现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内容值得引起注意，于是他开始把这些报告送蒋介石一阅。而蒋则对这些消息的丰富表示欣赏，并命令戴笠到胡靖安的侍卫队“情报小组”当一名情报员，同时，蒋还开始向戴支付除工资以外每月3000元的活动费。有了这笔经费，戴笠便得以雇用更多的情报人员，逐渐地在他自己身边组成了有名的“十人团”，即一个专门的，由他自己和其他年轻的官员和军官组成的特务组织。有人说，蒋介石越过所有人转向戴笠，是因为胡靖安的脾气凶狠且难以控制，使蒋对他失去了信心。几年以后，当戴笠成了蒋介石最有权威的特务头子后，军统为高级干部举行了一个宴会，胡靖安没有受到邀请。胡冲进宴会，破口大骂，闹得参加宴会的人不欢而散。他骂道：
戴笠，狗婆养的，翻脸无情，如果没有当年我在广东提拔他一手，介绍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大头杨引之、贺衷寒、潘佑强等人见面谈过话，谁知道他是老几？老子毫不自私将名单开给他，否则他又哪里去找报功请赏的材料。
这也许是一个原因，但同时蒋在对抗他的对手（例如，蒋在1930年发现自己面对由南方的改组派与北方“出笼骑虎”的阎锡山等军阀构成的联合阵线）时，他对戴的能力的信任不断增强。那年2月10日，阎给蒋发了一个电报，敦促他退休，然后又给他发了一系列的电文指控他腐化无能。次月，南京政府中受到阎控制的省一级机构都被他的人围困起来了。4月初，阎的山西军队占领了北平之后，阎宣告自己为反蒋总司令，冯玉祥为副司令。
当冯和蒋介石的军队在河南打派系仗时，阎派出了由孙连仲指挥的轻骑兵队去袭击蒋在野鸡岗铁路站的总部。假如没有戴笠的军事情报，孙也许便会把蒋介石及其侍从一网打尽，但戴在最后一分钟把他的上司及其部下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要不是蒋允许戴笠和他接近，哪怕戴笠在平原之战中对蒋再有用，他也永远不会得到他最终得到的秘密权力。戴笠自然十分干练，但蒋更看重的是他的可信和可靠。蒋有一次在讲到戴笠时用他的字“雨农”来称呼他：“只要有雨农插手，我就放心了。”这番话的含义，也许连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因为戴笠似乎能够用不同的办法使他的主子放松，使蒋介石松弛的一面表现出来。有意思的是，其他官员在见蒋介石时得非常小心他们的言行举止才行。甚至连一位将军白手套上的一个污点，都能使他被撵出去或者挨一顿训斥。但不知怎么，戴笠却能免遭这种肆意对待。当然，戴笠能够立即理解他上司的心情，并满足其随心所欲的各种蛮横要求。比如，要是蒋介石在他的面前赞美孔子和孟子，戴笠便会立刻鹦鹉学舌地开始谈论孔子的“仁义道德”。但从个人的风度讲，他经常是衣服皱巴巴的，穿得很糟糕，也不刮胡子，甚至有些邋遢。这给人的印象是，戴笠漫不经心的气质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好符合蒋介石的另一个方面——可能是他的一个内在而松弛的王国——而这一点，像曹圣芬这类随从是永远不许看见的。
凭着如此接近领袖的机会，戴笠得以克服使他担忧的资历浅的缺陷——他曾对文强诉说，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早一点投靠蒋介石。说到底，他“投奔”的决定，填补了他同国民党元老和黄埔精英相比所显出的不足。1939年，当戴笠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警卫组组长时，总司令才发现他的门徒不仅没有从黄埔毕业，而且连国民党正式党员都不是！不久，总司令大笔一挥，就使戴笠成了以前黄埔军校六期班的毕业生，与此同时，“雨农”也被国民党领袖本人作为保荐人介绍为党员。至此，戴笠成了自己秘密世界的主人和指挥。
第四章 十人团蒋介石的私人间谍机构
据文强关于戴笠生平的叙述，戴笠在国民革命军中情报工作方面的晋升，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常规军事情报人员的能力。戴笠在胡宗南手下（第一军第二纵队）干时，他成了一个特别通讯情报单位的头目，这个单位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建于1928年1月4日，名叫“联络组”，后来在台北情报局编辑的戴笠正式的传记里，它被形容为所有后起的党和国家军事情报组织的“萌芽”。联络组由蒋的总司令部直接设立，总司令亲自任命戴笠为联络参谋，让他领导十个官员，后来调查统计局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之后，这些官员便成了核心人员。
戴笠任联络官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1930年初执行蒋介石对唐生智行刺的命令。唐是湖南出生的军人，曾在1929年11月替国民党政府把冯玉祥赶出了河南，但他在次月去汪精卫那儿接受了护党救国军四路军总司令的任命，宣誓要反对蒋及其随从的军事独裁。最后蒋派出了他最优秀的间谍去搜集关于唐生智的军事情报并将唐阴谋暗杀。据说戴笠经峒岭进入河南，在洛阳停留之后，便沿京汉铁路去唐将军所驻扎的郑州，一路收集情报。
得知戴在这一带，唐生智便悬赏重金捉拿他。戴笠一到郑州火车站就被唐的军警们发现了，并将他包围起来。然而，军警稽查处处长周伟龙毕业于黄埔四期，他也许在黄埔时认识的戴笠，对这个间谍的冷静和勇气感到佩服。戴笠恳求周伟龙“拥护校长佐天下”。周与戴笠结拜为兄弟，并把他藏在军警营地里过了几天，等到风声一过，戴便穿上了唐生智军警的制服，沿京汉铁路南下。
在1928年至1931年之间，蒋介石惟一授权建立的正式秘密警察机构，是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央总部的密查组。蒋的非正式特工很多，这是因为1927年之后在他自己支持下发展起来了各种秘密组织，蒋采取让这些组织各自为资金和权力互相争斗、互相制约的手段来对其进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半正式的小组还是成立了，它的任务是对付共产党员，并从中央党部拨出秘密“特别经费”提供给它，利用它来控制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分子。密查组亦称“联合组织”，以陈立夫为首，他曾经领导国家军事委员会保密处，当过国家改组委员会的总书记。据波曼说，负责清除共产党员和有亲共嫌疑人员的调查组分为三个科，戴笠负责二科，该科受命对军方人员进行监视。
正当1927年的清党开展之时，戴笠在总司令私人间谍系统里的正式职责与他的个人任务并不完全相符。到了1930年，他似乎已经开始在二科里，通过继续成为他秘密特工核心的十人团，来形成他个人的“机构”。这些黄埔的毕业生就像明清时期官员中的“幕友”，一开始都从戴笠那儿领工资。事实上，他们直到1932年蒋重建他的秘密特务组织时，才作为政府官员正式加入该组织。在那四年里，其人事稍有变动。1930年，其成员包括王天木、唐纵、张炎元、徐亮、胡天秋、周伟龙（唐生智的军警头子）、黄雍、马策及郑锡麟。后来最后的两个人要求退出，于是唐纵让刘恢先和裴西度取代了他们。
十人团的正式名称是“调查通讯小组”，对于它斯巴达式紧张而严厉的工作风格，有过各种叙述。从中可以看出，它很少有时间从事军统在全面发展到后期时所特有的腐败活动。大夏天里，在南京这个中国最闷热的城市里工作的戴笠，会经常在十人团位于鸡鹅巷53号的总部连续三天三夜废寝忘食地工作，最多只是就着一杯开水咽下油条之类的点心而已。
尽管密查组名义上归陈立夫统一领导，但它的各个部门之间竞争激烈。当戴笠和他的十人团在密查组设在鸡鹅巷的办公处活动的同时，另一个对手小组——它被认为是代表了陈立夫“CC”派的利益，也在瞻园路的办公处对国民党非军事人员中进行反共的调查活动。这个被称为密查组一科的小组由徐恩曾领导，同样由党中央总部的秘密资金支付经费。
与此同时，另一个秘密警察机构在由江西南昌“剿匪”总部管辖的三个省份成立。而蒋介石于1931年也开始授命组建谍报科。次年，蒋在军事事务委员会的秘书之一邓文仪向总司令递交了一份计划，要求在“剿共”地区内三个省的保安行营里成立调查科，其总部归南昌保安行营领导。
第四章 十人团邓文仪
邓文仪那时29岁。他祖父是摆卖衣服地摊的，父亲是湖南醴陵的一家糖果杂货店的店主。当他还是个小学生时，便深受他的校长王英兆的影响，王是一个保定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使这个年轻的学生一头栽入了游侠剑客和盗匪的传统小说与史诗之中。王先生每星期两晚上要给学生们讲《水浒》的故事，描述和分析书中的人物及其个性，他们的武艺、社会背景和“绿林好汉”的正义行为。于是，在校长的影响下，邓和他的同学们逐渐地把《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平西》、《岳飞传》，及《班超平中亚》等里面的人物视为自己的榜样。
于是，小业主之子邓文仪，与中国许多受武侠小说吸引的青少年一样，怀着一种浪漫的决心长大——就像毛泽东那样，他决心做一个见义勇为、扶济贫弱、默默无闻、救国救民、任劳任怨、不为财色所动的正人“君子”，一个现代的“游侠”。他读中学时所碰到的经济困难更增强了他的这种决心。那时，他家没钱支付他在校的食宿。邓两次得徒步跋涉60里路回家，乞求父母给钱付费。但无论邓如何痛哭流涕，他母亲最终只能凑起一块钱来，于是他不得不学会赌博来攒够钱供自己上学。这只能加强他对“绿林好汉”们的敬仰和对小说里拜把兄弟“杀富济贫”的尊重。邓由于受到他们的启发，拒绝结婚，而且在中学毕业的前夕，进入程潜在广州的军事学校，“参加了革命”。一入校他便听说了黄埔军校，于是他成功地通过了黄埔学校的入学考试。
邓加入了一个黄埔学生小组，其中有萧赞育和张镇（后来是蒋的军警头目）。这小组的成员被送到苏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