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个儿子也在一岁多时因病夭折。但我四奶奶还是坚持等着我四爷爷，哪怕有人告诉她我四爷爷已经到了台湾另娶一个享了福或者在战场上变成了一把泥土，她还是誓不改嫁，因此活得坚强而猛烈。在她亲手狂殴了一名骚扰她的男性村人并一把火烧了那人的房子后，村人都开始惧怕她。
村里的老人们是因敬而怕她，并传颂她坚贞守节的故事，说这要是在前朝，县太爷是一定要给她立个贞节牌坊的。小孩子们则说不清缘由地怕，现在想来，约是小孩子对一个独自住在小破房子的老女人，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就像外国小孩之于索居的巫婆。
可不管怎么说，她确实照看过我和弟弟，这让我们对她感情深重。懂了事，我却开始恨她，那时我才知道，我刚刚扎牙的时候，四奶奶按照一个可怕的老规矩，用烧过的缝衣针扎宽我的牙龈，说是这样才能让牙长得更好。但据说扎过后，我痛得哭了整整三天，几乎要断过气去，后来还因为这次“血案”让我数日吃不下东西，若不是我的舅舅拉着我去县城找到一个老中医，消灭了我满嘴的血泡，我早就一命呜呼。长大后，我总是有十来颗牙参差不齐，像站错了队的士兵。我也开始怀疑我那坚强猛烈的四奶奶是否在用折磨我的方式报复我们这个给她带来灰暗人生的家族。
我一直抱着她，喋喋不休，我说，几年前，我还是个在县城最下等的工人。整天面对着轰鸣的机器，时刻提防着自己的手被它们当成甜点吃掉。我曾经逃离过这种生活，拎着一只难看的质量低劣的大型提包，带着恐慌的眼神与身体，挤在塞满南下民工的列车中，抬着头张着嘴，尽量让自己的两只脚能落在火车的地板上，像窒息的鱼一样艰难喘息着挣扎到了海南。
在海南，我饿过肚子，于是在海秀大道上，我动手抢了一个女孩手中的早餐，那女孩惊叫了一声，却没打算追我，她甚至目送着我跑到街道的尽头，我不知道她的目光中是痛恨还是怜悯，反正我是边往嘴中塞包子，眼里边大颗大颗掉着泪水。后来我去了砖厂卖砖头，常在台风后爬上屋顶，重新安装被台风撕裂吹走的石棉瓦，但那一排临时搭建的粗糙砖屋总还是漏雨，我就在蚊帐的上方装了块巨大的黑色塑料布，后来，这块厚实的塑料布存了不少黑绿的水，成为蚊子们繁衍生息的乐园，为了对付黑水中众多的蚊子幼虫，我甚至抓来数十只蝌蚪放了进去。蚊子是少了，可不久，我的床顶却有了蛙声。
再后来，我被当地的无赖提刀抢劫追杀，我拼命跑着，跑到老乡们中间，我的几位老乡光着健壮的膀子，提了4把更长的砍刀吓退了他们。 电子书 分享网站
7。老牛、胸脯与温暖
再后来，我被当地的无赖提刀抢劫追杀，我拼命跑着，跑到老乡们中间，我的几位老乡光着健壮的膀子，提了4把更长的砍刀吓退了他们。
海南这个民风彪悍的城市逼走了易小迪和潘石屹，也逼走了我，当然，那俩人回了北京发了大财。我则又回到那个让我恐惧的县城——我的曾经荣耀但日渐敝落的家乡，从零开始。我强烈地想要改变自己蝼蚁不如的命运。于是我在别人的嘲笑中写作，并终于把自己写进某机关单位，当然只是临时的，我期待着有天能正式穿上那身代表权力的制服，在小县城，穿上制服就代表着亮闪闪的前途。
后来我却绝望了，我没钱送礼，我不认识县委书记和县长，哪怕只是副的，在那些猪头一样的青年送礼花钱、纷纷穿上那亮闪闪的制服后，无望与悲伤渐渐淹没了我。我想离开，带着一堆作品和荣誉证书黯然地离开。
我甚至找好了一家企业办公室主任的职位，这企业是家煤矿，他们经常遭遇记者的敲诈，需要一个能写又能分辨真假记者的能人。可恰在此时，家乡的市级党报开始公开招聘记者。我像是一个被波了汽油的混蛋，腾地烧着，特别是心头，怕要蹿上几丈高的火。我要去报名，尽管我的文凭达不到要求，可我有满满两大袋子发表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的作品。我没钱，就去找我的爸借报名费，他居然高调愤怒，一句“你不撒泡尿照照你那鬼样子，还去考记者？！”我没撒尿照，我觉得尿的倒影不能清晰照见我的鬼样子，于是我去镜子前照了，里面站着一个身高170，体重只剩88斤，与饿鬼一般无二的绝望的混蛋。
只是我豁出去了，就是真变了鬼，我也要去考，找朋友借了几百块钱，我去报了名。
接着考试。
笔试发榜，近两百个参加考试的，我居然考了第一名。然后欢天喜地地面试，再欢天喜地地被分配工作。
党报的老师们及时在我们这帮通过考试的20多个新人身上发现了商机，把他们为了骗职称而自掏腰包出的书卖给我们，以减少他们的损失。这些书，包括《某某某新闻作品集》《某某某散文集》以及《论什么什么玩意儿》的书，反正共计10几本看了让人牙疼的烂书，花了我们近300块钱。最可怕的是报社某副社长的一本极不要脸的书，名曰《手动补鞋机的使用与维修》，听说此领导以前乃修鞋出身，*时因给某派头目与革命小将免费修鞋，被树为革命典型，进而提拔为红色干部，居然就让他一路安全地提拔，成为报社一位分管食堂与车队的副社长。
拿着副社长这本早已过时的“科学”书籍，我和同事们瞅了瞅，发现报社领导的皮鞋无不油光闪亮，就连守门大爷脚上的鞋都光亮得能滑倒苍蝇，想要再靠修鞋进步升官，实在是此路不通了。
和我一批考进来的有位早婚早育的兄弟，25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爹，考上记者前是一乡中学教师，在计生办还没顾上收拾他之前，他勇敢地辞了职，隐瞒孩儿史，带着没有工作的老婆和三个孩子来考记者。我去过他在城市里的新家，是城中村一处破旧的单间出租房。我去他家时是一个酷热的晚上，他和他老婆以及三个孩子挤在一张1米5宽的破床上，一个生锈的铁皮电扇苟延残喘地吹着热风，他光着背穿条裤头，满身汗水地起来迎接我，三个孩子则在床上爬来爬去，馋着我提去的苹果。他一样也要买这本《手动补鞋机的使用与维修》，这本破书居然要卖20几块钱，那时候，20几块钱够我这同事的老婆孩子吃好几顿肉。
后来，这老兄酒后恼怒，从垃圾箱寻来一只沾满了细碎食物和蛆虫的破鞋，与那本崭新的《手动补鞋机的使用与维修》捆在一起，并写下对仗胡乱的打油对联一幅：
上联：补鞋擦鞋捧拥臭脚土鳖入庙堂
下联：损人坑人强卖烂书良心进狗肚
横批：日你奶奶
那兄弟趁着月黑风高将一干物事悬于那副社长的门上，第二天一早，把个副社长气得当场摔了茶杯，躺家里三天没上班，喊着闹着要社长作主，找警察破案。但此人平素口碑不佳，只媚上不为下，人品和他出的书一般奇烂，从上到下没人把他当根葱，事情终于不了了之，最后报社内部竟风传此次招记者倒也招来了人才，一时传为佳话。
尽管幽默的补鞋机雷倒众生，众生还是要当这个记者，因是第一名，我被直接分配到日报记者部，开始了ri的生涯。这是一种跟领导视察以及开会吃喝的享乐而无聊的生活。我常在做会议报道时，在记者席中研究台上哪个领导的眼袋大眼圈黑，用自己掌握的一点中医皮毛判断哪位领导昨晚喝高了或者是纵欲了。
我还常常因为喝酒而脸红的像个混蛋，有次去农村采访。某乡的几位主要领导将我这市里来的记者灌了个人仰马翻，在我坚持去某村采访时，竟一个踉跄直接趴在一头牛的跟前，事后听说那头一向淡定的老牛也停止咀嚼，认真地看了我两眼，还试图拿舌头问候我的后脑勺，只是村长及时恐吓了它，它才不情不愿地继续吃草。
我的栽倒把乡长村长一干人等唬到汗下，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拖进乡卫生院，安排院里最漂亮的护士伺候我打了吊针，等到清醒之时，看着病房、护士和秃了头的宣传委员，我突然间想吐，等确实吐了个昏天黑地后，我盯着在眼前交错飘浮的美妙护士和猥琐宣传委员的脸时，立时觉得这样的生活不仅荒诞且毫无意义。
很快，我找到了机会并成功逃离在别人看来无比安逸和有身份的工作。
我把我的人生讲到这一段时，何露抱紧了我，她饱满的胸脯给了我无法言传的柔软与温暖。我告诉她，知道吗？我觉得我是安稳不住的人，知道那被人说太多的无腿鸟吧，我想我差不多是。
8。背冲锋枪的老师
相识那年，何露已经是大三学生，她来自中越边境的一个小县城。20多年前她刚刚出生时，隔三差五的还能听到56式半自动步机枪和AK47冲锋枪的交火声。
越军特工经常三个五个地跑到中国的村庄。那时已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越战争已接近尾声，因此他们来了基本上不再杀人，不杀人的原因一是仗快打完了，没必要害命；二来边境两边的人，很多边界村寨语言相通，有的还通着亲戚。于是越南特工们就逮几只鸡、赶两头猪，牛太大不好弄走，那就“枪毙”一两头，又或者烧掉一间草屋。在中国的边境村庄搞点破坏，是他们必须履行的“职责”。
她出生的那天晚上，同村一个叔公家就被越南特工虏走了一只猪，村民们忌惮这些浑身挂满美式苏式手雷的凶狠家伙，加之天色已晚，没敢去追，叫民兵也来不及。只是从学校里闻声跑出几位住校老师，提枪朝黑沉天空下的山上乱打了几梭子，便冲回学校保护学生。那时的老师，上课时每人背一支56式、300发子弹和4颗77式手榴弹，可以随时在学校阻击越军。
等到边防官兵赶到并搜山，已是次日早上的事情。没费太多周折，官兵和山民们就找到了那头猪。这头200多斤重的猪身上最好的10几斤肉被煮着吃了，剩下的肉和一口烂了角的行军锅被丢弃在现场，被砍得乱七八糟的猪头带着死猪头特有的笑容，被当成锅盖盖在了锅上。锅里还散着可恨的热气。
这堆乱七八糟的猪肉被何露的父亲以低价购进，成为庆贺她降生酒宴上的主要原料。女孩子的出生，在很多重男轻女的地方不是件好事，但她的爹妈还算开明，她的待遇已算不错，起码还有酒宴摆，不像有的女孩，生下来就基本被无视，当成野生动物来养。
村人们就吃着这些越军糟蹋过的猪肉，赞美着她的漂亮。据说她的白净与五官的精致惊动了老族长，恰好老族长前晚得了一梦，梦见山上被战争逼离家园的野兽们又都回来了，它们还争着告诉老族长，回来的原因是受了本地神灵——三神娘的劝导与保证。三神娘保证它们不会再受战火与地雷的伤害。
三神娘，传说是唱歌很好的刘三姐同学多个变身中的一种，在她行走江湖传唱山歌的生涯中，一不留神被当时的群众误会成了神仙，甚至还建庙供奉。
老族长就在梦中幸运得见了三神娘，本来在聆听神喻时，老族长是不敢抬头看三神娘的，但他突觉脸上似被拂尘扫过，就抬眼瞅了一下，不小心瞅见了三神娘的真容，三神娘的美艳丰满让老族长差点昏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