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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锡寿走后，剩下的那些人才真正开始以他为中心，一边打牌一边谈论着他作为一个男人给大家带来的谜团，挑头的仍然是安景惠：“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放钱头儿走吗？我看他那张瘪脸白得越来越吓人，怎么看都像个老太太，就不敢再逼他。跟他这种人开玩笑不能逗得太过火，但凡生理上有毛病的人，心理上一定也有缺陷，别闹翻了大家都下不来台。说白了我不过是想验证一下，像他这样的人到底是喜欢女人，还是害怕女人？”
有人问安景惠，你看他是更喜欢你，还是真的怕你？
安景惠说，他是又喜欢又怕。有时愿意跟女人说话，想套近乎，可当女人真要靠近他，他又紧张、惶怵，赶忙逃开。你们说，这样的人他是不男不女，还是又男又女？伍烈你是公安局的，你说说。
伍烈挠头，哎哟姑奶奶，公安局也不是研究这个的，按老百姓的说法这就叫“废物蛋”，也就是阉人，男人不能行男道，就是蛋不管用。
一直都没怎么说话、只在一旁拾笑的封厚，突然说：现在回答安记者的问题，老钱可能在性生理上有障碍，却不等于他骨子里不喜欢女人，这你们都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曾结过半宿婚，新婚的当夜，新娘子就跑了。据说从那儿以后他便不再接触女人，可这并不能证明他心里就不向往？如果不向往就不会结婚。若一定要打比喻，老钱更像过去的太监。
这时候大家抑制不住谈起关于钱锡寿的种种传说：“都说他换过的工作单位最多，无论到哪儿人缘都混不好。”
还听说他特别爱整人，而且下手极狠，这大概就是太监性格所致，既憎恨不能为自己所享用的女人，又嫉妒能够享用女人的正常男人。也可以反过来说，女人不喜欢他，男人嫌恶他，即使还没等他把别人都得罪遍，别人却都在说他的坏话，做人做到人见人烦的地步，自然就该他大腿贴邮票——走人了。
可听说他一到市委就稳定住了，像他这样的人研究政治最合适，尤其是在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阶级斗争年代，他才是如鱼得水，禁欲节育，斗私批修，恨不得把天下的男人都给阉了。唯有他这样的人最适合那个时代，孤家寡人，无牵无挂，六根清净，八面见光，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腰里掖着一副牌，见谁跟谁来……
“所以叫他当组长是再合适不过了。”
难怪当初市里一决定要往郭家店派个调查组，领导首先就想到了他，他来了以后也果然先从郭存先跟林美棠的关系上下手。有男女作风问题的人碰上钱锡寿，算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如果让他当扫黄办公室主任那才叫绝呐，非把大小机关都扫成和尚庙，把大小妇联都变成尼姑庵！
封厚感叹：过去中国人有句恭维人的话叫“官宦之家”，为什么要把官和宦联系在一块儿？太监叫“宦官”，宦也是官，官宦难分。当不了官就去当太监，靠着心狠手辣，闹好了发财得势不比当官差。或者说，宦者更适合当官。
有人小声嘟囔：“想不到当个太监还挺不错嘛。”
“怎么，你想不想也阉了试试？”
“还真有点动心……你们谁行行好，给钱组长也找一个相好的吧。”
别看晚上聊得那么热闹，到白天就都有点犯傻了，原因是钱锡寿的神态还很不自然，搞得别人也不自然起来，连吃饭的时候也不像往常那样东拉西扯、嘻嘻哈哈了，连眼睛都不敢多往他那儿瞄。直到开会，大家的眼睛似乎才恢复正常的直视功能，可以大大方方地盯着他看了，因之也根据昨晚封厚的讲解，研究起钱锡寿的相貌来：这张布满细褶的瘪脸果然有点太监味道，颧骨向外凸，双腮往里嘬，下巴尖锐光滑，根毛不生，越端详越像个虚弱的老太太。
开会是钱锡寿的强项，这回该轮上他表现了，他变得异常严肃：我们这个调查组的背景大家都很清楚，农村里思想混乱，违法乱纪猖獗，市委领导非常重视这次调查，等着我们拿出点东西来，提供领导参考研究，如果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还会推广下去。群众也在瞪眼看着，这么大阵容的调查组将怎么动作？我们肩上的责任大，压力也大，进住郭家店这么多天了，村里人心浮动，谣言很多。所以我们要把方方面面的情况拢一拢，对前段的工作有个小结，商量一下今后该怎么动作？
伍烈年轻气盛，忍不住先发牢骚：“郭存先这家伙回来也不跟我们打个照面儿，根本就没把调查组放在眼里。”
高文品立刻响应：“我看他不光是没把调查组放在眼里，似乎还跟咱较上劲了，纯粹是屁股眼儿拔罐子——作死（嘬屎）。他胳膊还能扭得过大腿？”
检察院的罗登高蔫蔫地答了一句：“这可难说，现在谁还怕谁？胳膊说不定也能拧断大腿。”
高文品不服：“哎？我们调查到最后还得靠你检察院给撑着哪，你怎么倒先说泄气话？”
钱锡寿赶紧把话题转到正文上来：“伍烈同志，有人举报郭家店曾在国家的水利工程中虚报土方数，骗取了国家十几万元，可查证落实了？”
“没有，工程指挥部早就解散了，找不到当时的土方验收员，无法抓着真凭实据。”
钱锡寿又问罗登高：“关于郭家店在大办工商业的过程中行贿送礼、违法乱纪的问题落实得怎么样？”
罗登高三十多岁，脸上一团英气，说话却很沉稳，他汇报说，组长，现在办案不像从前，外调非常困难，证人一般都不说实话。他们如果举证郭家店行贿，就等于承认自己受贿，在犯罪性质上受贿岂不比行贿更严重，你当这些人是傻子？他们形成了一个网，互通信息，互相包庇，谁出卖自己的关系户，就等于断了自己的财路，让其他人知道你靠不住也会像防贼一样防着你，切断联系或少联系。没有四通八达的关系，又怎么能财源茂盛？急剧膨胀的经济欲望使人们的胆子大了，对法律的尊敬和惧怕减少了，所以我跑的单位不少，却没有拿到真正有用的证据。
据说罗登高是检察院的办案高手，却说出这样的话，让本来情绪就不大好的钱锡寿很生气：那就是我们还没下到工夫，或没有找对路子。郭家店的问题肯定有，不然市委也不会派我们来！
罗登高定力很强，仍旧不急不躁：眼下不像前几年了，调查组这种形式不再具有过去的那种震慑力，也没有法律威慑力，人家不说或作假证，我们一点办法没有。所以不能操之过急，他们的尾巴一旦被我们抓住，真正进入法律程序，再叫他们说实话就比较容易了。
查账能手高文品喊了一句：“那为什么还不抓啊？”
罗登高反问：“抓谁呀？”
“要抓就先把郭存先抓起来！”
“凭什么？”
“郭家店的事，哪一件都跟他有关系。”
“你查账可查出能抓他的证据来了？”
“那账就别提了，记得乱七八糟，要说问题有的是……不过要抓郭存先还得先从男女关系下手，他霸占下乡女知青，不让人家回城，我们有群众的举报信，有事实，全村人有目共睹，先管这件事一定得人心。”
高文品说话轻飘飘，且带着一种溢于言表的优越感。不论什么场合他都有本事很快就把话题扯到跟女人有关的事情上去，而且不掩饰自己在这方面的特殊兴趣。在调查组里，他大概算是最肤浅的一个。
组员们反映的情况让钱锡寿真正感到了不安，他心里原有的并被包装得很得体的居高临下感、对别人命运的主宰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的群众的确变了，面对这么严重的歪风邪气竟没有人能挺身而出。若在过去，调查组一进村群众就会一呼百应，他曾多次参加或领导过这样的组织，没有一次不是所向披靡，要风有风，要雨得雨，想不取得辉煌成果都不可能。可现在呢？连调查组本身也大不同于过去了，以前能参加这种调查的人会有一种自豪感、使命感。服从命令，雷厉风行，立场坚定。现在可倒好，光是内部的思想就统一不起来，各打各的算盘，各有各的主见，缺乏应有的凝聚力……
他似乎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已经不再是“工作队”和“调查组”的时代了。
钱锡寿宁愿组员们都像高文品，虽浅薄傲慢，但敢于行动，敢于向郭家店大喊大叫，这样的人好鼓动、好指挥。最让钱锡寿恼火的是副组长封厚，还有他的跟屁虫崔大本，郭家店所在乡的头头。他们是调查组里仅有的两个号称了解农村的成员，可却不知他们骨子里是来查郭家店的，还是来保郭家店的？封厚居然在水坑边上当众跟郭存先商量村民吃水的问题，还许愿要从县里给郭家店调打井队来。在调查工作正吃力、正叫劲的时候，这不明摆着是泄劲、拆台吗？等于给郭存先撑腰，公开表示调查组内部意见不一致……钱锡寿已决定尽快向市委反映这一问题，请求调走封厚或再充实调查组的力量。
钱锡寿感到势单力孤，愕然似有所悟：封厚是怎么进到调查组当了副组长的呢？莫非市委对派出这样一个调查组意见也不统一，掺进封厚是一种调和折衷的结果？钱锡寿不免脊背发凉，意识到自己身后或许并没有原来所想象的那种强大的组织支持……
而这次调查的成败对他偏偏又非常重要。他在政研室的位置上待的时间不短了，再干下去纯属白耗，何况那只是个参谋部门，领导需要你参谋的时候你才有说话的机会，领导不想听你说话你便没有发言权。没有实际的权利。他想这次市委领导让他带队下来应该是有想法的，按惯例极有可能是提升前的一种过渡，明年市委换届，他若能在组织部长、政法委书记和市委秘书长三个位置中占据其一，就会顺理成章地进常委。他没有更大的野心，到此也算说得过去了，人生其他方面的缺失都在官场得到补偿了……
高文品并不知道钱锡寿在暗暗地翻肠倒肚，他谈女人一谈起兴头来就刹不住车：“别看郭存先长得那副德相，搞女人倒是有本事，把一个北京来的黄花大闺女竟折腾得这样铁心……”
安景惠不高兴了：“我说高文品，你恶心不恶心？”
恰在这时，窗外突然响起粗嘎的叫骂声，而且越骂越难听：“你这个臭货，母货，浪货，不在自己窝儿里待着，跑出来乱舔乱咬乱扒，这里有你的嘛？你就不怕踩上地雷！”
调查组的会没法再开下去了，这是谁在骂大街？骂谁？
跑到调查组的窗户根底下来骂，还能骂谁？伍烈、罗登高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