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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钱、有势、有才还特爱告密的人，你说他活着为了啥呢？让杨恽来告诉你，他不为利，只为一世清名与心中那莫名其妙的冲动。
杨恽轻财仗义，那是出了名的。杨敞死后，他分得五百万，可是他封侯后，把这五百万全分给宗族兄弟花去了；接着，后母死了，没有儿子，数百万家产也全留给杨恽，他眼睛眨都不眨，又全分出去了。只不过这次分给的对象是后母的兄弟。再后来，他还觉得不过瘾，又把得来的一千余万到处施舍。
杨恽对钱没啥概念，但是对做人和当官的标准却是相当苛刻。对朋友，他只认一种人——英俊儒雅，才能出众。对待同事，则是发挥他一直以来的特长，有料一定要爆，没料一定要探，反正就是要折腾到底。于是乎，杨恽就落下“两多”，朋友很多，政敌也很多。甚至，我们可以给他起个外号，叫“杨大嘴”。甚甚至，我们可以叫他“揭发检举专业户”。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同样，对“杨大嘴”这样爱爆料的人来说，常爆别人的料，终有一天也会被别人爆掉。果不其然，不久，他就被人告了，爆了他两条料：乱引亡国之论诽谤当世，破坏社会团结和谐气氛，这是第一条；到处乱说话，拿皇帝来开玩笑，大不敬，这是第二条。
这回，杨恽真是碰上死对头了，因为告他的人，那是大有来头的。此人名唤戴长乐，时任太仆。
自刘邦立国以来，能够当上太仆的，多数都是跟皇帝关系不赖的，当初夏侯婴和刘邦，就是一对铁杆哥们。那个叫戴长乐的，不过是刘病已在民间跑江湖时相交的一个知己。刘病已发达后，把他唤到长安提携，就当了太仆。
戴长乐为什么要整杨恽还得从头说起。事情是这样的：戴长乐经常替刘病已跑腿，跑了就跑了，还经常在外面炫耀，说我今天去哪里办事了，这个事嘛，本来应该皇帝做的，可是都得由我来做，辛苦啊！
嘴上说辛苦，心里却像喝了蜂蜜一样甜之又甜。那时，戴长乐就知道过嘴瘾，搏虚荣，没想到竟然惹祸了。有人将他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到刘病已那里，说这人做事说话不知天高地厚，竟然不把皇帝的威信放在眼里。
本来是一件小事，竟然被谁当料爆出去了。数汉朝之大，谁爱干这种讨人嫌的爆料工作呢？戴长乐拍拍脑袋想了想，哦，爆我料的人，肯定就是杨恽。除了杨恽，还有谁要跟我过不去？
于是乎，戴长乐也派狗仔队出去搜集情报，终于凑够了几条，把对方也拉上垫底了。
戴长乐的料，到底是不是杨恽爆的呢？戴长乐死咬不放，杨恽也没有说，他只对戴长乐爆料的内容，坚持说不，说他没干过那种缺德的事。
部属掐架，为难的只有皇帝了。既然杨恽争辩，那就先去查他，于是皇帝就把案子扔给了廷尉。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个廷尉，就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于定国。
于定国跟杨恽打交道，也不是一年半载了。官场不是娱乐圈，娱乐圈爆个料，报上炒一把，网上再喷一嘴，然后不久，再抛出个道歉声明书，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像杨恽这种爱爆官场料的人，他爆了，管司法的廷尉可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还得把它当回事，立案，侦察，判决，那可是累人的工作。
所以，于定国和杨恽的工作，就是一个爆得不亦乐乎，一个却忙得不亦乐乎。一个爆出了大名，一个也忙出了大名。
在汉朝官场，都流传这么一句话：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张释之是汉文帝时代的牛人，汉朝人能将于定国与张释之相提并论，可见于定国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反正就是多棘手的案件，只要于定国给你判了，保你心服口服，不敢说冤。
让这么一个民自以不冤的廷尉，去治你杨恽，看你还敢说冤。然而不久，杨恽却歇斯底里地喊道：“冤呀，老子冤死了！”
二 铁杆粉丝，没有春天
在汉朝，司法谈不上什么独立，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司法部长（廷尉）于定国跟杨恽的仇人戴长乐是有一腿的。所以，于定国治杨恽，应该不属于打击报复之类，而是公事公办。
案件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于定国给皇帝刘病已上了本一奏书，汇报了基本情况。于定国是这样说的：太仆戴长乐告杨恽那两条罪，基本成立，证人已经找到，没想到杨恽不但不服罪，还扬言要杀掉证人。
接着，于定国还在结尾总结了两句：杨恽是因为得到皇上的恩宠，才有今天的荣耀，他竟然不懂爱惜，狂妄无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请求皇上批准逮捕！
刘病已看着于定国这篇报告，久久不能说话。
刘病已真的很难做人。两个部级高官掐架，两个人都很牛气，一个是多年知已，一个是秉公办事的爆料大王，做为皇帝，站在哪边都不合适。但是，如果按罪把杨恽杀了，动不动就起杀气，这不是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什么？不是你死我活，横尸遍野，而是你好我好，和气共处。
最后，刘病已决定，免去杨恽和戴长乐公职，降为庶人。
这就叫，各打五十大板。掐架的谁都不好过，谁都还有日子过。这才是刘病已风格的政治艺术最高形式。
案件走到这个程序，我们总算看出个端倪：告戴长乐状的，多数是杨恽；杨恽口无遮拦，不积口德，犯大不敬，基本也是属实的。
按以上认知，杨恽不应该喊冤，应该向老爹杨敞学习，暂时行“乌龟缩头法”，低调做人，明哲保身。但事实却告诉我们，杨恽如果能学杨敞，他就不是真正的杨恽了。
真正的杨恽是什么？是司马迁的克隆版本，牢骚满腹，就必然发之。当然，心里有怨气，发发牢骚，舒缓心情，也不是不可以的。然而，杨恽到死都没明白一个道理：牢骚可以发，但不是任何牢骚都能随意发的。
杨恽被免公职，也没了爵位，但他不差钱，生活高枕无忧。不像当年的司马迁，被抓后连六十万钱都凑不出，落得一世内心都不得平静。杨恽之所以不差钱，一是因为家底很厚，二是他的人脉还在。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他另起炉灶做起生意，发了不少财。
对杨恽来说，钱算个啥玩意儿，钱和命是一样长的，没啥意思。于是乎，杨恽到处赚钱，更要到处花钱，花钱只图一个事：痛快。
杨恽是挺有钱，但汉朝最有钱的不是他，而是张安世。当年，张安世官高盖世，富可敌国，可他老人家仍然很低调，舍不得乱花一个子儿。他那样做是为了啥，是为了保命哪！哪像今天这个杨恽，心里有点不平，口袋里有几串钱，就要到处乱走乱花还乱说话，危险着呢！
有个人一看杨恽如此不谙世故，心里着急，给他送来一封信。信的大致意思就是说，杨恽啊！做人要低调、低调、再低调。最好装个可怜相，只要皇帝看了有怜悯之意，说不定哪天还会东山再起的。
给杨恽写信的人，名唤孙会宗，时为安定郡太守。人家的确也是一番好意，哪知杨恽看了，先是仰天长笑，接着只见他傲气一起，大笔一挥，给对方回了一封长长的信。杨恽写的这封信很出名，史曰《报孙会宗书》。
杨恽这封书，完全是模仿外公司马迁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写的。当年，任安给司马迁好意来信，劝司马迁能推贤进士。那时，司马迁连自己都顾不上，哪顾得了贤士，于是压着信一直没回。后来，任安因太子造反一案下狱，司马迁悲从中起，挥毫而就，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报任安书》。
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大师顶天立地，充满了无限的战斗精神，他从替李陵辩护而被受宫刑说起，猛批刘彻寡恩无情，泄尽心中所有不平之气。
凡是经典文章，必有经典词句。在生与死面前，司马迁在文中振臂高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千年以后，毛主席用此话，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同志，这话经毛主席一传，天下皆知，红遍大江南北。
不得不说一句，如果不是杨恽，司马迁大师的《史记》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让汉朝人一睹为快。
情况是这样的，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及书信都被藏在女儿司马英家里，于是外孙杨恽有机会成为《史记》等作品的第一阅读者。杨恽每每读之，总要扼腕叹息，于是有一天，他向刘病已上书，要求公开发行《史记》。很幸运的是，刘病已批准了，于是雪藏了二十多年的大作，终于重见天光。
从文风来看，杨恽《报孙会宗书》继承了司马迁《报任安书》那种慷慨激昂的战斗精神。但是，杨恽还没来得及把信寄出，他就出事了。
杨恽并不知道，当他到处花钱买醉、纵酒作乐、发泄郁闷时，有一双眼睛正在远处死盯着他。不对，是无数双眼睛正在死死地盯着他。那些邪门的眼睛，来自长安。
当初，杨恽扬眉吐气的时候，手持大刀，捅过多少人，爆过多少料，估计连杨恽本人也记不清楚了。所谓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这个是有着光荣的传统的。所以，杨恽的政敌空前团结，决定要在杨恽落井之际，一起搬起石头狠狠往井下砸。
看来，孙会宗给杨恽来的那信，不是空穴来风的，他肯定是嗅到了不祥之气。果然不久，杨恽就被告了上去，说他骄奢无度，不知悔过。这个还不算什么，人家还给他安了一条，天上出现了日食，这肯定是因为杨恽。
日食跟杨恽有什么关系？稍有点常识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古人不一样，凡是天上出现不祥之象，总有跟地上的某人某事扯到一起，于是不幸的，杨恽就被扯上去了。
很快的，就有人来杨恽家搜家。结果一搜，就搜出那篇不怎么著名的《报孙会宗书》。搜家的人简直如获至宝，马上把它送给皇帝。刘病已一读，气得拍案骂道：杨恽简直就是找死。
如果你是刘病已，你也会火冒三丈。司马迁借《报任安书》骂的是刘彻，杨恽借《报孙会宗书》大骂的是刘病已。杨恽骂人的水平一点也不比司马迁差，他还引用古诗，把刘病已骂绝了。此诗如下：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这是啥意思？大致意思就是，我在南山上有一块田，整天辛苦劳作，但是满田的荆棘野草，多得无法清除。于是乎，种下一顷地的豆子，只收一片无用的豆茎。唉！人生还是及时行乐吧！等享富贵，还不知道要等到啥时候呢！
这不是种田的诗吗？怎么扯到骂人上来了？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中国就没有文字狱了。中国古代文人骚客，很多时候并不是为文而文、为诗而诗。写文也好，作诗也罢，都是有意图有目的的。那就是不平则鸣，不骂不爽。
但是他们是读书人，不是街头泼妇，不能一出口就脏字满天飞。读书人骂人，往往都是指桑骂槐、指东骂西，此种骂法，文学称之为“借物抒情，寓情于物”。
据张晏《汉书》注曰：“山高在阳，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朝廷荒乱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