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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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 第6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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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没办法,只能慢慢儿来。非常巧,今天晚上,我正举办一个康笃晚宴①,把本县的大小头人都请来,为的是跟他们商谈今年的税收问题和取消头人武装,统一建立县警察部队的问题。这会儿客人大概到得差不多了。吴先生如果有兴趣,是不是也一起去见识见识这些头人呢?”
  
  ①  康笃晚宴──缅泰北部山区流行的一种传统民族晚会兼晚宴,可在大厅或草地上举行,不设凳子,只有一张小圆桌(这种小圆桌,泰语称为“康笃”,有可能是从汉语“炕桌”一词转化而来,因为“桌”字在福建读“笃”音,而在泰国的华侨又以福建人居多),参加晚宴的人必须赤足,穿青色无领民族服装,围着桌子席地而坐,人多的时候,部分人的餐具就放在地面上。一面欣赏民族音乐或歌舞,一面进餐。进餐前先喝饮料,然后上菜,最后吃糯米饭。饭装在竹篓子里,用手捏成团子吃。
  “不知道您今天晚上还有公务,打搅了,真对不起。这些不归王化的头人,既然连政府的命令都敢违抗,连您县长的话都敢不听,我一个外国人,出席这样的晚宴,不但没有任何意义,只怕还要给您带来麻烦。您的客人都已经来了,我更加不能多占您的时间啦。就此告辞了。”
  县长也不坚决挽留。他当然知道,如果真让吴永刚跟头人见面,一个满腹怨恨,一个盛气凌人,是非吵起来不可的。
  第六天
  第一个故事:为找妻儿跑断肠
  吴永刚得知努丹是自己儿子,又得知他和柳芭就住在昌盛县,再也坐不住了,一天之内,往返千里,先到清莱中学查明了地址,后到昌盛找到了努丹。
  原来,岜里一家,得到了一个中国人的帮助,在湄公河边落户了。
  王塔克车站,具有边远山区小站的特色:第一班车,清早四点钟就开出。这是为了让旅客可以在六点钟以前赶到孟帕亚,再搭孟帕亚六点钟开出的第一班车。这样,不论旅客是往西到缅甸南方去,还是往北到泰国去,都不耽误。
  吴永刚在王塔克搭第一班班车到了孟帕亚,又从孟帕亚坐第一班班车到了泰缅边关。验证过关以后,雇了一匹乘骑,赶脚的也骑马跟着。两个人快马加鞭,只在夜庄吃了点儿东西,中午十二点钟以前,就到了清莱。两人大汗淋漓,两匹马更是浑身湿透。赶脚的心疼得了不得,吴永刚只好按双倍的价格开发了脚钱,这才进府衙去找昭维。
  昭维正和府尹在商谈一件事情,马哈出来,惊讶吴永刚怎么回来得这样快。吴永刚叙述了寻找柳芭的经过,马哈听说马车上的努丹有可能就是吴永刚的儿子,更其惊讶。顾不得去见昭维,当即带领吴永刚到清莱中学,去查努丹的家庭地址。
  清莱中学的校园可真大,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所府办中学,尽管努丹说是教师水平不怎么高,但是附近几个县里要求上进的学生,都纷纷到府里来上学,所以学生人数并不少。只是校舍简陋得很,除了校部办公楼有门窗之外,所有的教室,都是木质高脚楼,盖着当地的土瓦,南北两面,只有栏杆,没有窗户。采光倒是不错,一旦下起斜风雨来,很可能会把课桌都打湿的。
  校长是个小老头儿,小鼻子小眼,戴着一副镜片特小的老花眼镜,加上个子矮小,又穿着长过膝盖的宽大白色初帕拉差滩,显得更其瘦小了。他见马哈带着一个“外宾”来访,很客气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客人。吴永刚开门见山,别的都不说,只说四年前在这里上一年级的学生丹·陶,是自己亲戚,寻找了好久,只知道住在清莱府,却不知道在哪一个县。最近才间接地得知他住在昌盛,四五年前曾经在这里读过书,请查一下他的家庭地址,好去寻找。
  小个子校长连连点头,让秘书去把四五年前的新生注册登记簿都抱来,亲自翻检,果然在五年前的注册登记簿上找到了丹·陶的名字,就把登记簿送到了吴永刚面前,请他看要找的是不是这个人。
  吴永刚低头一看,本子上写着:姓名,丹·陶;年龄12;籍贯,清莱府昌盛县;家长姓名,父陶涛,已故,母柳芭;家庭通信处,昌盛县北郊社社主陈士良转。
  看见这样的登记,吴永刚的心不由得“嗵嗵”地狂跳起来。啊,找到了,总算找到了,并没有走遍河山,也没有踏破铁靴,更不是上帝保佑、真主保佑、菩萨保佑,一切只能归结于巧合,归结于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巧合。但愿这种巧合继续发挥,一到昌盛县,就能与柳芭见面。那样,也好给自己一个忏悔与补偿的机会。
  辞谢了小个子校长,回到府衙,见到了昭维,讲起了前后经过,昭维也啧啧称奇。他是信奉佛教的,当然认为这是佛爷的保佑。他说:只要人在他清莱的管辖之下,他一定提供最大的方便,让吴永刚早日找到柳芭和努丹。
  马哈说:昌盛是泰国最最北边的一个县,也是最小的一个县,面积还不到六十平方公里。从清莱到昌盛,有两条路可通:一条是走水路,从清莱城北码头下船,顺流而下,可以直达昌盛城东码头。但是河小水浅,航速很慢;特别是回程要走上水,速度就更慢了。另一条是先走公路,在夜庄与边关的中间,有一条可通马车的土道一直向东去,走到头了,就到了昌盛了。比较起来,还是骑马走旱路为最好。
  昭维也说走旱路快捷,而且主动提出可以借一匹马给他,这样,到了昌盛县城,还可以继续骑马到北郊找社主陈士良。看样子,这是一个泰籍华人或华裔。
  昭维说:今天已经长途跋涉了好几百里,这两天天晴,中午的太阳挺毒的,继续上路,只怕太累也太晚了,不如等明天一早再走。吴永刚既找到了柳芭的下落,又证实了努丹确实是自己的儿子,现在还不到中午一点,怎肯浪费这半天时间?别说天上挂的是个太阳了,就是头上顶着个火炉,也不怕呀!只要有明确的地址,哪怕半夜里到达,他也决心要走。
  昭维能够体谅他焦急的心情,也不太坚持,同意他吃过中午饭立刻就走。吴永刚说在夜庄吃过了饭,这会儿肚子还不饿,干脆等饿了在路上再吃,只求多喝点儿水,再带足水,免得渴死在路上就行。
  马哈去把马牵来,又递给他两个竹筒子做的大茶筒,笑着说:
  “吴先生着急,马先生可不着急呀;吴先生不怕累,马先生可怕累哟。但愿不要把我们的马先生累倒了才好!”
  吴永刚也笑着说:
  “事情紧急,只好难为马先生辛苦一趟了。到了昌盛,我请它喝酒,好好儿慰劳慰劳它!”
  说着,合十致谢,辞别了两人,立刻出发。
  一路上快马加鞭,马不停蹄。到了夜庄,人进点心马加料,稍事歇息,喝足了水,继续往北行。不过十几里,果然有一条可通马车的土路一直往东。下马找个人问了问,果然是直通昌盛的,就继续上马奔跑。走水路也许要走一天的行程,骑马只用了四个多小时,就到了。
  昌盛县地当缅甸、泰国、老挝三国的交界,湄公河从北面流来,  在这里形成一个U 字形硬湾,又折而向北,U 字的左面是缅甸,右面是泰国,两竖的中间属老挝。昌盛县城,就在这个湾湾儿略为偏西的地方。出城往北再走十几里,就是泰缅边界了。
  出了城,打听北郊社社主陈士良,几乎无人不知。因为自从取消头人政权以后,尽管社主并不领一铢薪俸,却大小也是个地方官,百姓之间的争执,都要靠陈社主来调解的。
  大约走了五六里路,就到了陈社主住的那个“北郊村”。这个村寨,在泰北来说算是比较大的,一共有二十几户人家,还有一所小学校,村前一道小溪,村后一座高山,房子虽然也是高脚楼,但是木质的居多,而且大都有玻璃窗,屋顶苫的是镀锌铁皮,显得比较“洋派”。吴永刚没有想到在这个泰国最最北边儿、也应该是最最偏僻的地方,居然还有这样一个世外桃源。找个人问明了陈社主的房子,在他房前草地的树上拴了马,就登上高脚楼的楼梯。
  泰民的高脚楼,一般是长方形,只有一座楼梯,而且习惯都为单数,不是九级,就是十一级或十三级;他这座高脚楼比较特别,房屋成正方形,相当高大,楼下比较矮,只用于通风,不养任何牲畜,楼上四面都有走廊,南面左右各有一座楼梯,每座都只有八级。看样子,主人是个中国人,来泰国年代还不久,比较开通,而且善于应变。
  吴永刚站在走廊上,用汉语高喊一声:
  “陈士良先生在家吗?”
  主人闻声出迎,穿着拖鞋。他听见来客讲汉语,也用汉语回答:
  “在下陈士良,请问客从何来,有何贵干?”
  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须眉皆白,但是满面红光,体魄强健,身材魁伟,目光炯炯。见来客面生,立即请到客堂坐下,随手斟茶奉上。客堂里铺有地毯,有红木的方桌和太师椅,还有白铜的高脚痰盂,颇有三十年代中国南方小康之家的气派。
  吴永刚为争取时间,既然已经找到了社主,也不多客套,开门见山地说:
  “冒昧登门,是因为有一件急事要求陈社主帮忙。我从清莱中学的学生注册登记簿上查到:有个学生叫丹·陶的,通信处写的是您老先生转。实不相瞒,我就是阿丹的生身之父,为寻找我的妻儿,我虽然没有踏破铁靴,可也找了有十几年了。如今总算有了一条线索。请您老人家行个方便,指点一下他们的住址。”
  陈士良眼睛一亮:
  “请问先生尊姓?”
  “免尊姓吴。”说着,递过一张正面中文背面英文的名片去。“不过十六年前,我用的是假名陶涛。我的妻儿,只知道我叫陶涛。”
  “那么说,你真还活着?”
  “社主说笑话了,我这不是好好地活着么?”
  “你怎么直到今天才来呀?”
  “我不是找不到他们嘛!要是早知道他们在这里,当然早就来了。”
  “啊呀,你来得太晚了呀!”陈社主惋惜得直跺脚。“哪怕你早来三天,不,哪怕早来两天,也是好的呀?”
  “怎么啦?出什么事儿了?”
  吴永刚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不太对头。
  “努丹他妈病了,病得很重。前不久我还去看过她,确实就是这早晚间的事儿了。上个星期他姨到我这里来开了一张证明,要到南邦去接努丹,说是让孩子再见母亲一面,前天刚接回来,他们还到我这里来跟我说起这事儿来着。现在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我也不清楚。──你是怎么来的?”
  “我从清莱府衙借了一匹马,是一路跑来的。”
  “难怪来得这样快。好,有你这样的心,老天爷也许会可怜你,让你和柳芭再见一面的。没工夫细说了。我老头子陪你走一趟吧!”
  说着,出门去跟家里人交待了一声,换上一双布鞋,与吴永刚一起走下楼来。
  家人已经把一匹枣红马牵来在楼下等他。两人同时上马,边走遍聊。陈社主自己介绍:他是云南昆明人,1950年随李弥兵团一起从云南败退到缅甸萨尔温江东岸的。当时他二十八岁,在第三军军部当参谋。李弥兵团第三、第五两军的残兵败将在缅甸走投无路,不得已采纳了武装“护商”实际上就是贩毒养军的建议,终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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