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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它所处的马多涅山上的位置可以俯视整个西西里中部的全景，高耸孤立的甘吉看似坚不可摧；晴天的时候，从整个半岛东部甚至可以隐约看见埃特纳火山的轮廓。在当地，匪徒首领被称作“行政长官”或“警察局长”。他们势力强大，甚至成功说服镇长拒绝接受政府街道照明设备的补助金，声称实际上镇上陡峭的小路在黑暗中更安全。
现在镇上错综复杂的小道上灯火通明，而且路上很多穿制服的人搜查、占领房子，逮捕了很多人。许多被通缉的人躲进当地一个建筑工人造的密室，他是设计隐蔽墙和假房顶的专家。只有少数甘吉人冒险潜入雪中，为躲起来的人传递消息、找寻食物。其余的都挤在家里，门和窗户都上了闩。
1月2日早上，第一名投降的匪徒从他的藏身之处走出来。“马多涅之王”盖伊塔诺·法拉雷洛，现年63岁，自从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及其情夫那天起，他就成了一名逃犯。那大概是半辈子之前的事了。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建立起广泛的关系网，从偷牛、土地管理到敲诈勒索，并获得免于当局干涉所必需的政治保护。他对人说，他不会向警方投降，只会向镇长投降。
在镇政厅，镇长命令包围的军队坐下等待法拉雷洛出现。镇长发现法拉雷洛身材高大，带着军人的神态，族长式的长胡须一直留到腰部。这名盗匪把他装饰性的拐杖摔到桌子上，发表了深思熟虑后的声明：“我的心在颤抖。这是我第一次站在法律面前。我自首是为了使那些受尽折磨的人们重新获得宁静祥和。”几天后，法拉雷洛在狱中跳下楼梯井自杀身亡。看起来，此事没有牵涉到其他人。
军事行动还在继续。任何人不许出入甘吉，警方还想出一系列旨在侮辱藏匿起来的匪徒们的花招。没收他们的牛；在镇广场屠宰他们最英俊的牲口，并廉价出售。他们扣押人质，甚至不放过妇女和儿童。警方人员在匪徒们的床上睡觉——还有谣言传说——凌辱他们的女人。街头公告员被命令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敲着腰间笨重的大鼓，嚷道：
甘吉人民注意啦！巴勒莫区长切萨雷·莫里大人已经给镇长发了电报，命令把他的声明公布于众：
我命令本地区所有逃犯在此最后通牒下达12小时之内向当局自首。一旦过了最后期限，我将对他们的家人、财产及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的任何人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切萨雷·莫里是墨索里尼选来指挥有组织犯罪打击活动的人。这个最后通牒表明了一种典型的姿态，公开地把甘吉行动变成了与罪犯的直接冲突。
包围行动展开时，莫里在巴勒莫，监督新闻界认可他的这项“极为艰巨的任务”。1月10日，由于匪徒依然藏匿在镇里，莫里亲自来到甘吉宣布解放这个城镇。城镇广场装饰着花彩，乐队演奏着军队进行曲。海报上展示着墨索里尼发给区长的贺电。“我表示衷心的满意，并鼓励你继续完成任务，不用考虑任何人，无论其身份高低。法西斯主义已经治愈了意大利的许多伤口。它将烧灼西西里犯罪这个痛处——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炽热的烙铁。”
如果被法西斯控制的报界可以相信的话，演讲当时是在市政厅的阳台上发表的。年轻的巴勒莫法西斯主义领袖阿尔弗雷多·库科，一个身穿黑色衬衫，戴着皮头盔的身材矮小的眼科医生，昂首阔步地带着邀请来的领导走过来，他们应和着领袖〔※意大利人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对墨索里尼的称呼。〕的观点。最后，莫里走了上去。他刚度过54岁生日，如果说他的长相不是很出众的话，也算得上是五官端正。他体格健壮，声音低沉。他喜欢多年来在西西里打击犯罪斗争中所获得的绰号：“铁血区长”、“心脏上长毛的人”。他穿着整洁的套装，并精心挑选了笨重的军靴和厚厚的长围巾与之搭配，这样打扮的目的是为了强化这样一条信息：我是个实干家、罪犯的仇人。当天，一名藏匿的暴徒恐吓说要杀死他。
莫里的演说比之前的演说要直言不讳得多。他认为自己对西西里人讲话时使用的语言是西西里人使用的基本的道德语言。
人们啊！我不会放弃战斗。政府也不会放弃战斗。你们有权力从这些恶棍中解脱出来。这场军事行动将会继续，直到整个巴勒莫省获得拯救。
政府将通过我最大限度地履行它的职责。你们也必须尽一份义务。你们不畏惧枪炮，但是你们却害怕和“警察”有联系。你们必须习惯于把这场打击犯罪的斗争看作是每个正直公民的责任。
你们是善良的人民。你们的身体健康强壮。你们拥有正常的男子解剖学上的特征。所以你们是男子汉，不是懦弱的绵羊。保卫自己！让我们进行反击！
莫里的话听起来好像是说给高级品种的家畜听的。他到底有没有发表报纸上刊登出来的那篇演讲还是个疑问。即便这样，这些话还是代表了被派去实施法西斯主义在西西里独裁幻想的人所持有的态度。
几天后，包围结束；130名逃犯及300名从犯被捕。
军国主义、坚决、强硬、壮观：人们对甘吉包围战的记忆与法西斯主义宣传机器所希望人们能够记住的方式如出一辙，他们故意以这种方式开展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斗争。20世纪80年代，黑手党叛变者开始向乔瓦尼·法尔科内招供时，人们清楚地感觉到，黑手党对法西斯主义时期也有相似的记忆。卡塔尼亚的“君子”安东尼·卡尔德龙1986年成为黑手党的叛徒。他表明，在法西斯倒台40年多后，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仍然是黑手党民间回忆的一个创伤。
［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形式发生了变化。黑手党的日子很艰苦。很多人被送往监狱岛，说不准要在那里待到哪一天……墨索里尼、莫里，那些掌管正义的人是这样做的：他们未经审判就让黑手党分子在国内流放5年，这是最长时间的流放时间。5年结束后，他们颁布一项法令又判他们5年。事情就是这样。一项法令！另外5年……战争结束后，黑手党几乎荡然无存。西西里的家庭全被拆散。黑手党就像一种他们不再种植的植物。我的叔叔路易吉，他曾是黑手党老板，一个有权势的人，却最后沦落到靠偷盗养家糊口。
卡尔德龙的叔叔路易吉遭受这些屈辱的时候，卡尔德龙还只是个小男孩，尽管年轻人听到的故事有所有家庭记忆的简单性，这些故事还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以甘吉包围战为开端的法西斯主义镇压给一些积累了多年与黑手党作战经验的警察和法官提供了发动攻势的机会。黑手党损失惨重；大批黑手党分子被送进监狱，有些经过了审判，有些没有经过审判。黑手党组织中其余的人则进入“休眠”状态。
法西斯主义者声称他们解决了黑手党这一问题。但是就像墨索里尼所说的大部分话一样，其实这只不过是瞎吹牛罢了。尽管墨索里尼对信息的控制仍然使历史学家很难了解真相，关于“心脏上长毛的人”——黑手党最恐惧的敌人——的真实故事必然比法西斯宣传和黑手党记忆所反映的更黑暗、更复杂。
切萨雷·莫里的父母在他7岁时才认领他，在此之前他一直住在米兰附近帕维亚的一家育婴院里。在19世纪末的意大利，没有社会关系，对一个无名之辈的聪颖少年来说，军队和警局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地方。内政部关于莫里的机密档案跟踪记录了他的一路高升，并对他努力向上的野心和他的勇气毫不质疑。1896年，莫里因追捕抓获一个拉皮条的人而被授予奖章。当时他看见这个人用手枪劫持一名士兵，一个妓女则正要从背后用刀刺杀这名士兵。这是他第一次和暴力犯罪发生面对面的冲突。
莫里的上级对他工作的各个方面的评价都是热情洋溢的：“他精力充沛、果断、谨慎。他对工作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特别是对政治监管职责，因为他了解所有政党的教义以及政治家的习惯和行为。”1903年在拉文纳，莫里搜了当地一名很有势力的议员的身，因为莫里怀疑这名议员身上携带了刀（西西里不是唯一一个议会政治是一种危险事务的地方）。此时，莫里即将升迁。新闻界展开了一场反对莫里的运动。莫里的固执换来的奖赏就是被调往西西里的卡斯特尔韦特拉诺。从这一刻起，他的人生就和黑手党的历史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选举暴力行为被当局沉默地处理了，偷牛贼和有组织犯罪也是如此。接下来14年里的大部分时间，莫里的工作任务就是维护西西里西部乡村的治安。他以无比的热情投入这项工作。当地人民经常控告他滥用职权。1906年，他被提升为警长。三年后，在一次长时间的交火中，他杀了一名匪徒，又一次得到晋升。1912年，他因追捕到一群勒索一名议员的敲诈犯而再次扬名。
意大利的警察事务总是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莫里是个保守的君主制主义者，莫里自己的政治观点足够因循守旧，可以服从他的野心。这就意味着他遵守掌权者的期望，不管是罗马的掌权者还是地方上的掌权者（至少当这两种权力相互一致的时候）。在西西里，他遵循的路线对最强大的利益团体即地主有利。
世界大战开始时，莫里是西西里岛最西部的特拉帕尼市的警察局副局长。战争期间西西里没有军事任务，但是1915年5月意大利加入战争之后，随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一起将西西里岛推向暴力的深渊。40多万名西西里人——比整个巴勒莫的人口还要多——被应征入伍。像意大利政府建立以来的情况一样，数以千计的新兵躲到山里逃避兵役。这些逃兵为了生存转而从事犯罪活动，导致西西里岛内陆大规模盗匪活动卷土重来。由于没有人手播种和收割谷物，一些大庄园开始改为饲养牲畜的牧场。战争前线对马匹、骡子和肉的需求也意味着牲畜价格的上涨。随着各种竞争力量汇合起来趁机谋利，暴力犯罪率开始上升。盗牛现象剧增，因租赁、管理或“保护”土地的合同引发的流血冲突事件时有发生。西西里岛的有些地方已接近无政府状态。
大战期间，莫里在与猖獗于农村的偷牛贼做斗争时冷酷无情。他领导的骑马巡逻队不管何种天气状况、不论何时都覆盖所有地区。他围攻村庄，想把逃亡者逼出来，有时甚至自己化装为僧侣去突袭敌人。
1917年，莫里升迁为北部工业城市都灵市的警察局局长，离开了西西里岛。此时意大利在卡波雷托战役〔※发生于1917年10月24日…11月9日。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德联军在卡波雷托和意大利军队展开交战，意大利军队惨遭失败，死亡万余人，伤3万人，被俘26。5万人，并损失大量军用物资。卡波雷托战役使意大利几乎屈膝投降，直到当年12月26日，德奥联军才因兵力耗竭而撤退。〕中遭遇惨败，整个国家面临崩溃的威胁。莫里以他一贯的决心对付城市激进的社会主义工人；许多人被杀。3年后，在罗马，莫里命令他的手下攻击一场右翼学生示威运动，又一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一战结束后最初的几年，意大利的新兴民主进入终端危机。那些老派政治赞助人似乎再也无法控制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