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的政治风云中起了极为重要作用。
过去也常常有人把历史的兴衰、朝代的更迭归因于一个女子，如夏灭亡罪在妹喜，商纣之覆罪在妲己，夏桀之亡罪在褒姒，安史之乱罪在杨玉环，而清军得以入主中原的关键又在于陈圆圆这么一个妓女，陈圆圆也因转移国脉被列入了亡国女流。其实，这种看法，把历史的转折归因于一个女人，是根本不正确的。
宋太祖乾德二年十一月，赵匡胤灭南唐，天下人都认为是蜀主孟昶沉溺酒色误国。花蕊夫人写诗为她自己辩解说：“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传闻赵匡胤见了这首诗后，有感于花蕊夫人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竟对花蕊夫人起了爱慕之心。
花蕊夫人的这首诗说出了事情的实质，十几万军队缴械投降，君成了降国之君，臣成了降国之臣，民成了降国之民，花蕊夫人反倒成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连皇帝、大臣、将军们都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最后却要说红颜祸水，那实在是推卸责任的说法。
但吴三桂因为夺妻杀父之恨，从此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李自成结下了不解深仇。他的心狠手辣不但用在了追击屠杀大顺军身上，也用到了后来的南明身上。从这个时候开始，吴三桂变成了一头发怒的猛兽，他的军事才华也施展得淋漓尽致，几乎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法国传教士柏晋在他所著的《康熙传》中说：“事实上，鞑靼人（注：此处应为满清，鞑靼为蒙古）在征服帝国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清人去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意思是说满清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付出的成本相当低廉。吴三桂就是这些“最勇敢的人”中最突出的一个，我们不得不说，吴三桂之所以成为最著名的汉奸，不在于他引清兵入关，而在于他后来为满清取得江山立下的功劳最大。
吴三桂在山海关曾召集当地乡绅领袖“八大家”议事，发誓共同抵抗农民军。正是这些乡绅领袖从当地百姓中为吴三桂征集乡兵和粮草，后又支持吴三桂作出与清军联合的决定。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还得到了南明政权的嘉奖。南明福王立为弘光皇帝后，听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破贼，立即遥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并从海路运米三十万担、银五万两犒劳吴军。弘光皇帝派遣使者左懋第、陈洪范赍银币到北京向多尔衮致谢的时候，还特意到吴三桂军营转达弘光皇帝的问候。吴三桂谢道：“时势至此，夫复何言，惟有闭关束甲，以俟后命耳。”没有接受弘光皇帝所赐的礼物。（事见《吴逆始末记》）
而对于满清来说，上天幸运地眷顾了多尔衮。多尔衮的才能并不比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和兄长皇太极更高，不过他运气更好。倘若他事先没有接受范文程的建议南下，山海关毫无疑问地会落入李自成的手中，历史将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
满清意外夺得了山海关后，洪承畴等谋士迅速改变了策略。按照洪承畴的看法，进攻中原若要取胜，就需要保证两条，一是彻底击溃李自成的军队；二是改变清军以掠夺财货、奴隶、牲畜为目的的传统战略。
多尔衮接受了洪承畴的建议，召集了将领及贝勒们，对他们说，以往三次入关，都鼓励士兵抢掠，而此行却不同于过去，“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多尔衮与他们相约，此次征战以“救民”为宗旨，不得无故烧杀抢劫。所有降者都要赦免，除剃发之外，不得伤害其身体。旗人若有妄杀乡屯散居之人，或奸淫、抢劫、偷盗牲畜者，一律处斩，其扈从为奴，财产没官。
与此同时，范文程开始起草写给汉族百姓的布告，四处张贴：“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敌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必不尔害。”
跟满清的笼络人心相比，李自成的行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战败的大顺军逃回北京后，便在京城发泄怒气，他们四处放火，并将彰仪门附近的民宅全部毁坏。
吴三桂得胜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很多北京居民听到了明太子即将复位的传闻，不禁欣然泪下。街市的小贩嘲笑地唱道：“自成割据非天子，马上登基未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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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坐了一天皇帝宝座的李自成】
李自成离开北京前往山海关的时候，明朝降臣礼部尚书杨观光奉命着手为登基大典作准备，可见李自成是抱着必胜的信心去的。在李自成离京期间，丞相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而牛金星统辖的留守部队已经军纪涣散，有人开始离城西去，并沿途劫掠民宅和店铺。“闯王”出征之时，城中的很多百姓都认为他不会得胜而归。杨观光也乘混乱之际逃出北京，但非常不幸，他一出北京就被起义的农民抓住杀了。（计六奇《明季北略》）
杨观光是山东登州人，是当时颇为著名的理学家。李自成曾经极力想改善他本人与明朝降臣的关系，但因为他是农民出身，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李自成召见杨观光时，杨观光劝他放弃酒色。李自成哈哈大笑说，若他远离酒色，怎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李自成显然不是传统儒家模式理想的君主，他离幸运越来越远了。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输掉了江山，而在于他差一点赢了天下。
李自成从来没有考虑过在北京建都。他曾经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从这点上看，他有很高的欲望，却没有与之匹配的足够高明的眼光。
吴三桂起初决定投降李自成后，李自成没有派刘宗敏那样的心腹大将去镇守山海关，以防吴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侵袭，而是派在居庸关投降的降将唐通带了几千人去接手山海关（唐通后来在保德投降满清），庞大的人马留在北京享乐。大将军刘宗敏忙着搜刮赃款，“杀人无虚日”，不免有点类似儿戏。
历史证明，大顺政权在驾驭明朝降将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从1644年到1645年，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对于整个局势的逆转影响极为巨大。李自成的嫡系部队既不如清朝满洲八旗兵强劲，对于来附的明朝将领本应授予高官显爵，改编其军队；即便要任人器使，也应以嫡系大将统精兵为主，降将为辅。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率领原部兵马独挡一面。结果风向一转，叛乱四起，终至土崩瓦解，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大顺军败回北京以后，李自成曾经考虑过据守北京，四月二十七日、二十八两天采取了备战措施，责令军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但是，经过斟酌，大顺军领导人终于决定放弃北京，主动西撤。这是因为大顺军在北京地区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踪而来的清军一旦围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物和败回兵将就可能成为瓮中之鳖；加上城内居民亲眼看到大顺军败阵而回的狼狈情况，讹言四起，潜在的敌对势力也待衅而动。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断然决定西撤。
为了日后更好地行使君权，李自成可能一直想在北京更加合法地登基，而不管时间如何短暂。他曾在北京做过皇帝这一事实，等他死后对他的追随者将是十分重要的。大顺余部在南方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后，仍称李自成为“先帝”，并称其夫人为皇太后。
但李自成为了同部下接近，一直与普通士兵吃的一样，并像其他大顺将领一样经常戴一顶宽沿斗笠，穿一件天蓝色战袍。他从不在自己与部下之间制造距离，而且与刘宗敏（李自成称其为“大哥”）等将领则情同手足，经常手挽手一起散步。这种情谊无疑使李自成难以行使君主的权威。
李自成既无个人威严，也不喜欢帝王礼仪。牛金星曾想让李自成于1644年四月十五日举行祭天大典，并请他在宫中演习十天。李自成同意了，但演习时他举止匆匆，全不按规定节奏去做。礼官在引导李自成时对这位“闯王”说，必须掌握仪式本身的节奏，要不慌不忙，放慢速度。这位义军的领袖很快就不耐烦了，他扯下袍冠，恼怒地转向礼官说：“我马上天子耳，何用礼为？”然后转身离开演习场，经过御膳房时，还抓了一块生肉吃了。祭天大典始终未能举行，而在士大夫眼中，李自成仍是“沐猴而冠”。（事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率部西撤。离京前“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同时下令放火焚毁明代宫殿和各门城楼。大顺军撤退时，“城中扶老携幼西奔者络绎不绝”，一些明朝降官如龚鼎孳、涂必泓等人也自动随军西行。这说明大顺政权在当时仍有相当威望，城中官民对此后局势的变化尚难逆料。
就这样，“闯王”李自成占领北京仅四十二天，只是在最后一天他才做了皇帝，然后他就仓皇离开了北京。在他身后，火焰冲天，大火几乎燃遍北京城中各个角落。
李岩在西撤途中被李自成所杀。因为李自成听信了牛金星的谗言，认为李岩想取代他当皇帝。
李岩是大顺军中少有的温和派，他的队伍一直同百姓相处甚好。他也经常对李自成提点不同意见，阻止更大的破坏发生。李岩专门上书极谏四事，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正确意见，但李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引自《明季北略》）李岩并非李自成的嫡系兄弟，忠言逆耳，李自成已经很不高兴了。至于李岩提出的暂不住皇宫，登基大典缓行等逆耳忠言，就更加犯忌，为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
起义军的第四号人物军师宋献策也很有见地，但不敢正面提出意见，只能“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宋献策是李自成很信任的心腹幕僚，说话都如此小心，可见言路已经堵塞。
在中国，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所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有个松本一男的日本人专门从事中国学的研究，他写了一本书《中国人的智慧》，里面提到中国人突出的气质，其中有一条就是——“阴郁，外人难于了解其内心”，这与“脸谱多”一句本质是一致的。
农民军攻破北京后，李岩入宫后第一个赶去保护张皇后（天启皇帝的皇后张嫣），扶张后上座，并行九拜之礼。但张后性情严正，当天晚上就上吊而死。李自成开始追赃助饷时，李岩已经认为不妥，后来为了缩小打击面，免得四处结怨，提出“文官追赃，宜分三等”的建议，正是为了阻止任意抢劫和拷打，从而使征罚赎金以供军饷的作法制度化。对于吴三桂，李岩提出及早采取牢笼政策，他可以说是大顺军中最有远见的人，李自成杀了他，可以说是非常可惜。
《明季北略》还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