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 第120节

两岸可见巨幅标语：

欢迎促成四川统一的行营参谋团

欢迎指导峡区剿匪成功的行营参谋团

刘湘指着标语问：“这口号，是作孚兄亲笔拟定的吧？”

卢作孚随刘湘看着“剿匪成功”那标语，瞄着参谋团中的军人，小声说：“同为‘剿匪’，这多年剿下来，甫澄兄与这行人所作所为，大不相同。”

刘湘左顾右盼，避开周围参谋团成员，对卢作孚低声一叹道：“同为剿匪，这多年剿下来，刘湘与作孚所得结局，天壤之别！”卢作孚理解地望着刘湘。

刘湘边走边发表观后感：“久闻作孚有一句口头禅，要把问题提得像国家那样大，今日一见，此言不虚！”

随团记者记下：“卢作孚建设北碚，有讲究，谓之现代中国人的集团生活。一路看过，峡区各事业，皆是现代化、组织化、艺术化。真可谓化险夷为有用之地，开荒芜成名胜之区。能者自能，信不诬也。”

看着一路过来的系列标语：“建设可爱的北碚、建设可爱的三峡、建设可爱的四川！”刘湘突然傻了眼——紧接前三条标语后面的一条标语是：“建设可爱莫能助的中华民国！”

卢作孚迅速用目光寻找，他看到文静。文静摇手否认，卢作孚再看李果果，李果果吓得躲到文静背后，咕哝着：“他自己教的，要把问题提得像国家一样大！”

夹道法国梧桐下，街道一时间显得分外肃静，参谋团成员一个接一个看到这条标语，面面相觑。刘湘正想着怎么打个圆场，碰巧这时有一对老年人，互相搀扶着迎面走来，操着东北口音问道：“请问，这个公园的出口在哪里？”

卢作孚疑惑道：“公园？”

李果果反应快，说：“爷爷奶奶，你们说的是平民公园吧？我们引你去？”

老年人执拗地说：“我们连这个公园的出口都还没找到！”

卢作孚愣了。李果果却明白过来了，悄声说：“小卢先生，老人家把我们的北碚当成公园了。”

卢作孚在勘探成渝铁路时受伤缠着绷带的手，拂开桌面上“成渝铁路规划图”，提笔疾书：“蒋委员长，目前对日问题较剿匪尤为重要。”

大半年前，他将《从四个现代化运动做到中国的统一》一文寄给蒋中正，收到蒋公回信，只对《轮船上新生活运动》大加赞赏，不及其余。那一夜，哄妻子睡下后，卢作孚便想好了——到了无路可退的时候，真要把对付日本人比“剿匪”更要紧这话，给蒋先生直接写上去。最近，卢作孚觉得越来越无半步可退了，他写道：“盖匪尚可剿，日本乃最不易对付之敌人也。匪之势日蹙，日本乃正前进未已，要求无所底止。……日本极其干涉所致，可以绝不容许吾有复兴以至于走向抗争之图。愈逐步退让，前途乃愈无希望。对日抗争之要求不在即获得最后之胜利，而在支持甚长之时间，此非绝对不能达到之条件。顾有必须解决之前提须以全国力图之者。最重要必须全国一致，公家与私人任何作为皆系联成一气以树国防之基础也。矿山工厂农场火车轮船，凡有关国防之经营，由中央地方及人民之自由组织分工合作总动员为之，尤应以人民为主力……应付当前困难之根本策略，仍在国民总动员之运动。”

行笔至此，卢作孚油然想起几个军人，川军的刘湘，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去年去广西考察前，刘湘托付的“秘密使命”，考察期间，与李、白的彻夜长谈……时下，已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风闻东北军、西北军领军人物张、杨倾向统一抗日，刘与李、白也该有所反应了吧？

是夜，别处，四人无眠——刘湘、李宗仁、白崇禧、张云逸。

川省建厅厅长办公室中，卢作孚开了灯，沉思片刻，决心且无论他人，先把自己当做之事担当起来，卢作孚举头盯着外面会议室光影中隐约可见的蒋介石画像，最后写道：“最高领袖应促起全国人共同担负共同行动，如能予全国人以指导，使行动在轨道上，在国家之要求上，则固无须乎防阻也。怵目于困难之日迫，有不能自已于言者。所见国内外大势未能澄澈，论列未必当于大体，然心爱国家及站在困难前线上之最高领袖，偶有所得，不应默如。有从容时间可达二三小时，愿更面竭陈述之。”

2008年春，卢作孚研究学者张守广、卢晓蓉赴台湾，在台北“国史馆”代号“筹笔”的蒋介石档案中发现卢作孚送交蒋介石的这份意见书《如何应付当前之国难与敌人》，读罢慨叹：“已经到了抗战之初最紧急关头，但给蒋介石上书时，通篇都干净、整齐，没有一个墨团和污点，令人称奇。”

是夜，当卢作孚在意见书最后签名时，李宗仁也提起笔来，在一份绝密协定上落款“桂系代表”一栏签下自己的名字。他盯着纸面，直到墨迹由润转枯，才将笔递给旁座一人。此人在紧挨着的“川系刘湘代表”一栏签名“张斯可”，然后将笔杆顺过，递向隔桌正襟危坐的另一人。此人接过笔，在“红军代表”一栏中签下自己的名字“张云逸”。

侍卫李刚在李宗仁身后瞪大了眼睛望着眼前的签字仪式，直到此时，他才证实了去年10月14～16日与李宗仁出行时，自己的这双招风大耳捕捉到的那两个字确实没听错。

就在广西桂林的一处密室，中共中央特派张云逸与川系刘湘代表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会谈，三方就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联合抗战达成《川、桂、红协定》。

第一条就是：以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抗日收复失地为目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绝密协定签署之前，三方绝无一人与卢作孚通气。

于是就有各种说法：

或说：《川、桂、红协定》三方与卢作孚不约而同，纯属巧合，顶多是“英雄所见略同”，但怎么就“同”得来非要在同一天里做这事——桂林密室中签下这份协定；川省建厅厅长办公室中，写下致最高领袖的意见书？

或说：冥冥之中真有那么一双手，考虑到人类偏爱“巧合”与“戏剧性”的癖好，在编制历史的同时，便一次性地把它编成历史剧，写成历史演义，省得后来的编剧与小说家们，再绞尽脑汁写什么剧本和小说。

说法者，怎么说都得法，所以叫“说法”。

1936年7月14日，毛泽东电示张云逸：在国家存亡和蒋介石转变政策的关头，我与桂、川各方应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同时，要做好各自的抗日救亡实际工作。

一年前领一支万把人的红军与蒋公百万军周旋、兵临贵阳逼昆明、车转身轻取遵义、活生生把双雄争霸战争史演绎成戏剧史的那个毛泽东，到这时，已像川剧变脸一样，换了另一副面孔。难怪，历史小说写到叱咤风云、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式的大人物，总爱说“此一时，彼一时也”！

民生公司办事处会议室，这天晚上，聚集一堂的却不是公司干部或股东。蒙淑仪带着两个儿子，扶着卢作孚母亲，在会议长桌前坐着，旁坐的还有举人、宝锭、姜老城和正在啃着烤鹅的关怀……一双双眼睛都盯着长桌另一端的收音机。此时，广播员的声音充满热情：“今天是1936年12月12日，各位听众，下面请川省建厅厅长卢作孚为我们做《建设的目的和方法》的广播讲演。”

这时的四川省广播电台里，卢作孚接过播音员的话筒，开讲：“建设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作国防的准备，一个是为提高人民的生计。”

卢作孚身后，电台总编小心地退出播音室，将厚厚的隔音门轻轻关上。卢作孚对面，隔着厚厚的玻璃可见，技术室中，电台人员正在配合工作。卢作孚要是知道远在重庆的民生公司会议室中的情景，会乐得讲不下去。

卢作孚母亲指着收音机欢叫：“魁先娃，你怎么变了这种声气？”

蒙淑仪小心地抚着卢作孚母亲，示意她小声些。

姜老城也指着收音机附和着：“瓮声瓮气的！”

举人喝着壶中的酒，不屑地冷笑：“非也！非若是也！人蜷在水缸里头，声气都要变，更莫说蜷在这小木匣里头！”

明贤与明达相视窃笑。

播音室里的卢作孚当然不知道，他专注地演讲着：“盼望大家在认识建设事业以前，先认识建设的方法，先认识技术与管理，建设厅是要这样责备自己，不要问有没有建设，先要问有没有技术，能不能管理……落后的民族、落后的国家一旦觉悟，他们的进步能够比任何先进国家更迅速。”

卢作孚讲得动情，没有在意，他对面，隔着玻璃，总编冲进技术室中，扬着手头一纸电文，正激动地对技术人员吼着什么，技术人员立即卡断了播出。播音室里，女播音员感觉到异样，总编冲女播音员做暂停手势。女播音员回头望着卢作孚。卢作孚紧握话筒，提高声调继续讲：“中国的未来，完全产生在中国人的手上！一般已经成熟了的国家是已经污染了的纸，我们却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着丹青，因此她的美丽是可完全如我们的意……”

卢作孚身后，厚厚的隔音门突然被撞开，总编冲了进来，对女播音员亢奋地大吼着，女播音员转对卢作孚说：“卢厅长，对不起。”总编将一纸电文送到卢作孚面前。话筒被卢作孚缓重地放在桌上。

就是这一夜，由川省省城向西北去的陕西省城，发生了那件扭转时局的大事，这事后来被称为“西安事变”。

12月14日，刘湘发表通电，提出巩固中枢，抗敌救国，弥息内争，营救蒋介石等4项主张。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赴西安，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主张。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

次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拍发绝密级电报，电报稿是周本人亲拟：“与宋子文谈判情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甲）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昨到西安。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乙）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

我提出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

停战

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

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改选成抗日政府。

宋子文将一张政府人选名单由谈判桌一方推向周恩来。

行政院长：孔祥熙

各部委长官人选：

外交：徐新六或颜惠庆

内政：赵戴文或邵力子

军政：严重或胡宗南

海军：陈季良或沈鸿烈

铁路：孙科或曾养甫

交通：朱家骅或俞飞鹏

实业：卢作孚

教育：张伯苓或王世杰……

是日，卢作孚在钢钎打出的印痕上，用红漆写下勘探标记：“路——1573”。这是在勘探现场，他想将成渝铁路建筑路线敲定。他确实没有初次勘探时那样专注，目光不是望着未来铁路将去向的终点重庆方向，却老是向西北方遥想……他关注着十一天前那天夜里的事变后，几乎每日每夜都在发生的事变，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已经被推上了谈判桌。

四十五年后，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周恩来选集》显示：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组建抗日联合政府，宋子文提出的全部各部委长官名单均为两名候选，唯有实业部长只推出卢作孚一人。有研究者指出，卢作孚是未来联合政府中当时国共双方共同认可的唯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