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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勒（1642—1732），法国高级木器细木工，1672年起为王宫制作，后来流行的家具款式即以他命名。
②雷韦永（1725—1811），法国彩色糊墙纸制造商。
当我们走远，不用担心被人听见谈话的时候，德·谢塞尔先生便对我说：“喂！我用不着问您是否找到了那副美丽的肩膀；不过，您受到了德·莫尔索先生的款待，应当祝贺！见鬼，初次见面，您就成了中心人物。”
这句话和随后那句我向您提过的话，又把我的心从沮丧状态中激发起来。离开葫芦钟堡之后，我还一句话也没有讲；德·谢塞尔先生则认为，我是沉醉在幸福之中，才默默无语。
“怎么可能！”我以讥诮的口气答道；不过，这种口气也像是我克制激动心情的缘故。
“他待客从来没有这样热情过。”
“坦率地讲，对他的款待，我本人也感到惊奇。”我觉出他的话有些醋意，便这样说道。
诚然，我不谙世事，无法理解他这种情绪的缘起，但是，他暴露内心情绪的话却震动了我。其实，我的房东心虚气短，因改姓而贻笑大方。他本姓杜朗，父亲是个有名的制造商，大革命期间发了大财。他妻子是德·谢塞尔家族的惟一后嗣，这个世族中出过王国最高司法官，它同巴黎大部分司法官的家庭一样，在亨利四世①在位时期，还仅仅是市民阶层。德·谢塞尔先生野心勃勃，想一笔勾销杜朗这个本姓，以便爬上他梦寐以求的地位。起初他名字改为杜朗·德·谢塞尔，后来自称D·德·谢塞尔，当时他是德·谢塞尔先生。在复辟时期，根据路易十八的诏书，他得到了长子世袭权，成了伯爵。他的子孙将采摘他的胆识所结的果实，却不了解这种胆识有多大。一位嘴皮刻薄的亲王讲了一句话，常常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一般来讲，德·谢塞尔先生的举止，难得显出杜朗的本色。”那位亲王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兰人常拿这句话开心。新贵们全有猴子的机灵：人们居高临下观赏他们，赞叹他们攀登的敏捷，可是一旦他们爬到顶点，人们就只注意他们不光彩的方面了。我的房东的另一面，便是被嫉妒心所激发起来的小人气。迄今为止，贵族院议员的称号和他本人，还是两条不能相交的线。胸怀抱负而得到印证，可谓自恃其力；然而，志向高远却又达不到，就难免令人耻笑，成为庸人茶余酒后的谈资了。德·谢塞尔先生便是如此，他不像强者那样走过一条笔直的路，当了两届国民议会议员，两次落选，昨日荣任总监，今天是个白丁，连个省督都没当上。他的官运大起大落，性情也随之变坏了，增添了空怀大志的人常有的那种暴躁。都兰人工于心计，对什么都眼红。德·谢塞尔先生尽管温文尔雅，才智过人，堪负重任，但是事情也许就坏在这种生活环境助长的嫉妒心，因为在上流社会里，听到别人升迁便把脸绷得铁紧的人，尖嘴薄舌、不肯称赞别人的人，偏偏不容易春风得意。欲望小些，或许他会得的多些。然而不幸的是，他这个人确比别人高出一筹，于是总想昂首挺胸地走路。此时，德·谢塞尔先生的雄心已见曙光，保皇派频频送来微笑。也许他装出气度不凡的样子，不过，他待我却十分周到。况且，我对他也有好感，原因很简单：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他的府上得到了安宁。他对我的关心也许很有限，可是在我这遭遗弃的可怜孩子看来，却有点父爱的意味。我受到的体贴照顾，同我一直遭受的冷遇形成鲜明的对照；生活无拘无束，几乎受到宠爱，我怎能不像孩子一样感激。弗拉佩斯勒堡的主人同我幸福的黎明交织在一起，因此，我喜欢重温的记忆里总有他们的身影。后来，在签发诏书那件事上，我恰巧有机会为我的房东尽了点力，颇感欣慰。德·谢塞尔先生富甲乡里，生活豪华，不免触怒了几位邻居。他有钱更换已有的骏马和华丽的车子；他夫人的衣着打扮也首屈一指。他好摆出一副王公的架势，接待客人的排场很大，仆役的数目超出了当地的传统习惯。弗拉佩斯勒庄园的土地一望无际。因而，同这位邻居及其奢糜的生活相比，德·莫尔索伯爵就显得寒酸多了。他家只有一辆轻便马车，在都兰比简陋的公共马车强些，但比不上驿车。他家产微薄，只好蛰居在葫芦钟堡，做个都兰人，直到国王施下恩泽，使他的门庭重新光耀，这也许是他未敢企望的。他欺邻居不是士绅，便借欢迎我这个家道衰败。徽章却起自十字军时代的世族子弟，压一压这位邻居的富豪气，贬低这位邻居的树林、土地和草场的价值。德·谢塞尔完全明白伯爵的这种用意。因此，二人见面总是虚与委蛇，没有一点日常交往的关系，也没有那种融洽的气氛。按说，葫芦钟堡和弗拉佩斯勒堡一衣带水，两个庄园只隔一道安德尔河，两边的女主人在窗口可以相呼，他们是应该建立起密切关系的。
①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1589年至1610年在位。
德·莫尔索伯爵离群索居，不仅仅出于嫉妒心理。他跟大多数世家子弟一样，早年所受的教育既不完善，又很肤浅，只有等将来周旋于社交界，出入于朝廷，执行钦差使命或者荣任要职，以便弥补早年教育的不足；岂料恰巧在第二阶段教育开始之际，德·莫尔索伯爵流亡异国，缺了这一课。他总以为王朝很快会在法国复辟；他抱着这种信念，流亡期间便无所事事，蹉跎了岁月。他曾在孔代①军中效命，作战英勇，不愧是保王党的中坚分子；孔代军瓦解后，他又期望不久在白旗下卷土重来，因而不像某些流亡者那样自谋生计。抑或他也没有勇气隐埋自己的高贵姓氏，去干下贱活儿，用汗水挣面包吃。他总是寄希望于第二天，也许还由于荣誉感的作用，他始终不肯投靠外国列强。磨难挫伤了他的勇气。长途跋涉、忍饥挨饿；希望频频破灭，凡此种种损坏了他的身体，消磨了他的意志。他一步步走到了穷途末路。对许多人来说，穷困固然是一种振奋剂，可是对另外一些人，它又成为麻醉剂，而伯爵就属于这后一种人。这位可怜的都兰贵绅，在匈牙利境内风餐露宿，向埃斯特哈泽亲王②的牧羊人讨块面包，同他们分吃一块烤羊腿，然而，他绝不会接受他们主子的施舍，而且也多次拒绝过法兰西敌人递过来的面包。我想到这些情景，心里对这个流亡者始终没有产生过怨恨，即使看到他得意时有多么可笑。德·莫尔索先生白发苍苍，可见他罹难重重；我特别同情流亡者，不忍心对他们评头品足。在伯爵身上，法兰西人和都兰人的开朗性格消失了；他变得郁郁寡欢，羁旅中又身染重病，不知是德国哪家济贫院行善，为他医治。他患的是肠膜炎；这种病往往危及生命，即使治好，患者的脾气也要改变，十有八九要落个疑病症。同他有过风流艳遇的也都是些下等女人，这不仅危害了他的生命，而且葬送了他的前程；他把那些艳遇深深埋藏在心底，惟独被我发现了。经过十二个春秋的悲惨生活，他的目光开始移向法兰西；由于拿破仑颁发了赦令，他可以重返家园了。他一路跋涉，千辛万苦，在一个晴朗的傍晚渡过莱茵河时，望见了斯特拉斯堡的钟楼，激动得险些昏倒。他向我讲述当时的情况：“我叫起来：法兰西！法兰西！可见到法兰西啦！就像一个孩子受了伤，高声叫：妈妈！”他未出世时家财万贯，回国时却一贫如洗；他本来有指挥一个团或者治理国家的才能，回国时却无职无权，前途暗淡；他生来身强体壮，回国时却心力交瘁，病弱不堪。在人与事发生了巨变的国度里，他既无学识，当然也毫无威望，眼睁睁丧失了一切，甚至连身体和精神都垮了。他深感没有财产，难以支撑门第。他的不可动摇的观点、在孔代军中的经历、他的感愤忧伤、种种回忆，以及垮了的身体，使他浮躁易怒；在法兰西这样戏谑成风的国度里，伯爵这种性格是必定要吃苦头的。且说他走到曼恩，已经半死不活。也许是内战的缘故，革命政府偶尔疏忽，没有拍卖那里的一座大庄园。伯户称说是他自己的产业，才算给伯爵保留下来。勒农库家族住在吉弗里，他们的古堡与这座庄园毗邻；德·勒农库公爵得知德·莫尔索伯爵回归故里，便去请他暂时住在吉弗里，以便从容修缮一所住宅。勒农库府上人慷慨好客，伯爵一住就是几个月，身体渐渐复原；不过，在这最初的修养期间，他极力掩饰内心的苦痛。勒农库一家丧失了巨万家资；从门第来看，德·莫尔索先生同他们女儿还算般配。嫁给一个三十五岁又老又病的男子，德·勒农库小姐非但不反对，反而显得挺满意；因为婚后，她就能同她姨母一起生活了。她姨母又是她的养母，即德·布拉蒙．绍弗里亲王之妹，德·韦纳伊公爵夫人。
①孔代亲王，即路易·约瑟夫·德·波旁（1736—1818），曾于1792年组织保王军，同共和军作战，1801年溃散。
②埃斯特哈泽（1765—1833），匈牙利将军、外交官，拥有奥地利帝国境内最丰饶的地产。
德·韦纳伊公爵夫人是德·波旁公爵夫人的挚友，参加了一个神圣会门。那个会门的灵魂圣马丁①先生生于都兰，人称“无名的哲学家”；他的信徒修德养性，遵奉神秘主义的天启论派②的高深思辨哲学。这种理论能提供打开神圣世界大门的钥匙，它以人走向齐天洪福的演变来解释人生，要把人的职责从合法的泯灭中解救出来，用教友会的永不枯竭的温情来安抚人生的苦难，同时教导人鄙视苦难，要以慈母般的感情对待我们要送上天堂的天使。这是一种给人以希望的禁欲主义。勤于祈祷，以纯洁之爱爱人，便是这种信念的要义，它源于脱离罗马教会的天主教义，而回到教会创立之初的基督主义。然而，德·勒农库小姐始终留在教廷派教会中，她姨母也一直忠于教会。大革命时期，德·韦纳伊公爵夫人饱受苦难，到了晚年越发虔诚，不断往她掌上明珠的心灵里倾注圣爱的光照和内心喜悦的圣油，这里引的是圣马丁的原话。这位性情平和的贤达，从前常去看望德·韦纳伊夫人。姨母仙逝之后，伯爵夫人也在葫芦钟堡多次接待他。圣马丁最后几卷著作在图尔的勒图尔米印书馆印刷，他就在葫芦钟堡监督出书事宜。同历尽人世沧桑的老妇人一样，德·韦纳伊夫人深明事理，把葫芦钟堡给了新娘子，好让她有个家。老人心地慈悲，好事总是做到底，她把整座古堡给了外甥女，自己只留一间卧室，就在她从前住的、后来给伯爵夫人用的房间上面。不久她便辞世了；刚办完喜事，又办丧事，这给葫芦钟堡罩上了一种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