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感觉迟钝、性情麻木，又很难始终如一的人，可在这个时候，我的想象力开始活跃起来，这让人高兴，甚至陶醉，同时也让灰心、沮丧。黄老师哪一天动身去遥远的上海？她是孤身一人去，还是有人同行？如果有人同行，那人是男人还是女人？这是在黄老师去之前我的一些想法，在我们一起坐在文学社办公室的时候（林丹丹小姐不在），我小心地看着她，她却没看我，那些想法便异常清晰而固执地出现。那些想法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我觉得它们就变成了我的眼光，羞怯，躲躲闪闪。有时它们出现在我肚子里，变成像酒一样的流质，能解渴，还能刺激我；变成像饭菜一样实在的东西，让我感到肚子是充实的。
黄老师突然走了之后，类似的问题又出现了。她是哪一天走的？谁跟她同行？如果她有伴，是男伴还是女伴？我为什么不去送送她？是的，在别人看来，我去送她没有理由。但生活往往是不需要理由的。我跟她走在一起，这个新兴的湘中市交通还很成问题，我们学校到火车站还没开通公交车，所以我们只能步行。爱情的速度是缓慢的，这与步行的速度是协调一致的。大概要走半个钟头。半个钟头之后，我们到了湘中火车站。我要她坐在凳子上，我去给她买车票。车还要一段时间才能来，这一段时间是只属于我们两人的。说些什么呢？如果真的相爱，会有很多话说的。哪怕说的是废话，也是甜蜜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火车来了，我送她上了火车。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抓紧这最后的时间，想把话一下子讲完。但话是讲不完的，因为依依不舍的情感总是制造着绵绵无尽的话语。火车开动了，她挥起手，我也挥起手，再见，再见——
这是我的一个白日梦。
一日不见隔三秋，这话说得太好了，它把时间的相对论特性揭示得异常深刻。恍恍惚惚，颠三倒四，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字：空。如果这世界真有什么空心人的话，那么我便是。痛苦因为时间而显得更加尖锐，更加漫长。我比谁都更清楚我的相思仅仅是一厢情愿而已，我的相思豆是什么颜色的呢？红豆生南国，春天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我的相思豆不是红色的，因为红色是热烈和成熟的色彩，我的相思豆它应该是青色的，是初恋的味道，是笨拙的表现，是一封没有投递地址的信。
一天夜里，我遗了精，我遗精的对象就是黄老师。醒来我怎么都睡不着了。时间是我最大的敌人，我听得到它一秒一秒地撞击着我，让我糊涂地有所企盼，又让我清醒地面对失望（如果不是绝望的话）。
我第一次因为感情而失眠。
一个星期下来，我仍然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黄老师从文学社办公室消失后的第二个星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又基本恢复正常了。我当然知道这个过程是慢慢发展的，在慢慢发展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在意，直到它有了一个明显的结果我才注意到它。如此而已。我对自己说，因为我陷得不深，所以还谈不上无法自拔。我像东晋那个访友之人，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搅得我心神不宁的情感，也不过如此而已。落花可能有意，流水未必有情，花自飘零水自流，也许我的情感有这样的结局是最好不过的，自生的情感就该自灭。
我照样做做文学社的事，写一写自传体小说，偶尔会想到黄老师，也只是想到而已。我照样很少去上课，味同嚼蜡的课只能让萎靡不振的我们更加无精打采。我照样把大部分时间花到阅览室和图书室，凭自己的兴趣多看几本好书。我照样很少吃早餐，越到冷天，我的早餐吃到越少。河流拐了一个小小的弯之后又向东流去。我不过是王虎森，自卑的王虎森。王虎森不过如此而已，所谓的恋情也像他的人一样，不过如此而已。
3
时间过得真快，没有感情纠葛的心灵就更觉得时间流逝的快疾，所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那是平淡如水的生活者很久之后的一次回首。冬天和秋天的关系是如影随形，接踵而至。
冬天也过去了相当一段时间，进入了最寒冷最严酷的时候。而我，是最怕冷的。
下午，我刚走进文学社办公室，还没坐下，林小姐就压低声音对我说：“科领导要找你谈话。”她用笔指着隔壁的中文科办公室，“要你就去。”
“什么事？”我不知道领导找我能有什么好事，从林小姐的神态举止看来，大事不妙吧。
中文科办公室只有一位领导，那就是姓刘的科长，他坐在炭盆边，我站在离炭盆较远的地方，所以暖和离他近而离我远。这个科长我还有点印象，肚子有点挺，大概这时代有个一官半职的人都这样，肚子里的油水不少。我们刚到这所学校来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讲过话。就是有这点印象，再深的印象就没有了，因为他没教过我们，我也没和打过交道。
见有人进来，正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报纸的他抬起头来，然后把报纸收起来，往办公桌那边一推。“你就是王虎森？”他颇有把握地问，声音有些干涩。
我站在他面前，眼睛看着被他推开的报纸，说：“我就是王虎森。听人说你找我。”
“是我找你。”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本油印的东西来。这不就是我们这个学期编的第二期刊物吗？
“年轻人，血气方刚，这我可以理解，我也年轻过。但我们不能乱来，胡来。”他边打开油印刊物边打开自己的嘴巴。
我预感到出事了，而且这事出得不小，可这事到底出在哪里，我还不明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我站在哪里，极不自在。
“你还在读书，社会的事你经历的还很少。小错犯几个都没问题，大错犯一个就致命。”
他越是这样吓唬，我就越是糊涂。
他把第二期刊物翻到一个地方停下来了，我估摸着，是停在我编的诗歌小辑。
“在文学社，你一直负责编发诗歌及相关的评论吧？”
他这是明知故问，这就像司法人员明明知道你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等等情况却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问嫌疑犯一样。
“是的。”
“第一期编得不错，我还跟负总责的黄老师谈过，表扬过你们。这一期，你们出了大问题，大问题就出在你编的这一辑中。是出了大问题，这一点都不是夸大其词。”
我懵里懵懂地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没想到我这平平淡淡的一句话竟然激怒了科长，他气愤地说：“还要说没什么问题，你出了政治问题，出了大方向问题！”
科长，我确实不是在装聋卖哑，本人愚笨，确实不知道。
“你看，你看！这首标题为《左和右》的诗是笔名为汪无水的人写的，汪无水就是你的大名吧！”
“是我临时想出来的名字，连笔名都谈不上。”
“你看，你自己就拢来看看！”科长愤怒了。
这首题为《左和右》的短诗是我的大作，我能够背诵下来，但现在既然科长要我就拢去看看，我就只好挪动我的身子和脚步，就拢去看看。
左和右
转弯，也许可以向左
但转弯之后
还得向右
所有的人
都只在左和右之间流动
左和右
永远以个人为转移
对方的左
就是你的右
不是左就是右
不是敌人就是朋友
左和右
让中国人争吵不休
要我们向左
我们就向左
要我们向右
我们就向右
我们反正没有自己做主的时候
一会儿左
一会儿右
在左和右的倾轧声中
人已分不清前和后
“看完了吗？”一分钟后，科长问我。
我点了点头。
“你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吗？”他质问我。
“没什么意思。诗歌以抒情为正宗，有时候也可以议论说理，甚至玩一玩文字游戏。我这首《左和右》其实就是玩一次文字游戏。”
“你还要狡辩！艺术是游戏吗？你竟然把艺术看成了游戏！艺术是多么严肃多么神圣的事情，你竟然说是游戏！”
科长演讲式的语言犹如暴风骤雨，抽打得我哑口无言。我痛苦地知道了现在不是说理的时候，领导面前也不是说理的地方。
见我不说话，科长可能认为他的思想教育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于是清了清嗓子，语气较为缓和地说：“我找你来谈话，并不是要给你扣大帽子，我们的目的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读十几年书才考上了大学，大学又读了这么久了，不容易，据我了解，你的家庭属于困难家庭，这就更不容易。你还没走向社会，不知道社会上的事情有多复杂。有些事，不说还好，不是问题，但一旦上纲上线，麻烦就大了。你这首诗，我说是反党叛国的，你怎么说？”
我没想到问题会如此严重，于是着急地辩解：“我哪里会反党叛国呢？我真的只是玩一下文字游戏。”
“还要说只是玩文字游戏！我相信这两个成语你都听说过，一个是指桑骂槐，一个是含沙射影。”
这个科长，他说我的诗有影射的企图，算他说对了，但不能承认，死都不能承认。我说：“我就是吃了牛血，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当时写的时候，纯粹只是觉得好玩，一点的别的意思都没有。”
古今中外都有人说艺术是游戏，这个观点我是赞成的，现在的教科书却对此加以批判。我要坚持这一点，我没有错，万一在人前要承认自己错了，我也只能承认自己在艺术上误入了歧途，而千万不能在政治上出大问题。须知政治就是一切，就是法律，我在这方面出了大问题就是犯罪，我，一个小小的老百姓，一粒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尘，能担待起这样的罪名吗？
科长把文学社第二期刊物翻过去几页，说：“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放一放。这后面的问题同样严重。你看你是怎样具体评价几首朦胧诗歌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顾城的《一代人》。来看看你的评价。
它只有两句，很短，两度用‘黑’字，强调了环境和我之间的关系，同时，在遥远的地方，黑的对立面——光明若隐若现，光明不是太阳光，它不会自动地照到‘我’身上。‘我’必须用‘黑色的眼睛’（迷惘、忧伤、思索、怀疑的眼睛）去寻找。能不能找到那是另外一回事，重要的是‘我’在黑夜中并未迷失。这首短诗告诉人们，被称为怀疑一代的顾城们其实正在努力地超越怀疑。
这就是你的理解。这首诗歌正如你说的，只有短短的两句，它能是多好的诗呢？而且，它在思想倾向上存在严重的问题。这样的诗歌能是优秀之作吗？”
短诗就不能是好诗吗？这是什么逻辑？如果你这个说法成立的话，你不是几乎把所有的中国古诗都否定了吗？至于思想倾向上有问题更是根本不值一驳，如果一个人只是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想法说出来就有严重问题的话，那你干脆把诗歌和艺术从这个世界上驱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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