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难过，”弗兰克说，“我是个同性恋，青春期也愉快不到哪里去。”
“唔，至少你长得很有魅力，”苏西说，“你们全家人都很有魅力。”她说着，满怀嫉妒地瞪我们一眼：“你也许被歧视过，可是我告诉你，没有比欺侮丑小孩更恶劣的事。我从小就丑，后来更是他妈的一天丑过一天。”
我们忍不住盯着她的熊装瞧，心里猜想，难不成苏西的身子也跟熊一样肿？到了下午，我们看见她穿着运动衫和短裤，满头大汗地靠在弗洛伊德的办公室墙边做曲膝体操；她在为自己扮演的角色热身，准备等激进派离开，妓女出来营业——我们看得出来，她的身材果然跟熊的样子很配。
“很肥吧？嗯？”苏西对我说。爱荷华巴布一定会说，吃太多香蕉，路走得不够。
但是凭良心说，苏西到哪里都得穿上熊装、装成熊样，这样子要运动可不容易。
“我不能穿帮，否则麻烦大了。”
苏西说。因为要是没有她在，弗洛伊德要怎么维持秩序？苏西是他的守护神。有时右翼捣乱分子会跑来骚扰激进派，在大厅和楼梯间激昂地对峙相骂——新法西斯分子会高声嘶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小群暴徒会高举标语聚集在大厅，要东西关系论坛滚到……远东去——苏西说，这时弗洛伊德就需要她帮忙。
“还不快滚，你们把熊惹毛了！”弗洛伊德嚷道。有时苏西熊还得闷吼一声，假装发动攻击。
“挺好玩的，”苏西说，“其实我根本不怎么厉害，但大家都怕熊，我只要抓住一个，所有人马上缩成一团哀哀叫。我只要对那群混蛋喷口气，朝他们靠过去就成了。没人敢跟熊斗。”
激进派感激熊的保护，因此要他们搬到楼上绝无问题。午后，父亲和弗洛伊德向他们说明状况，然后差我去搬打字机，我便一部一部往五楼空荡荡的房间里搬。打字机一共六部，加上一部油印机，一些办公室的常见用品，还有数量多到有点夸张的电话。我搬完三四张桌子就有点累了，不过最近因为出远门都没举重，所以正好运动一下。我问年纪较轻的几个激进派哪里可以弄到举重器材，但他们疑心很重——毕竟我们是美国来的——而且要不是真不懂英文，就是宁可说自己的语言。有个年长的激进派抗议了一下，跟弗洛伊德热闹滚滚地争着。苏西熊哼了哼，头伸到老人脚边探来探去——仿佛想用他的长裤擤鼻子——于是老先生安静地上楼了，虽然他明知苏西不是真熊。
“他们都写些什么？”弗兰妮问苏西，“是不是宣传通讯之类的？”
08 哀愁浮起（8）
“他们要那么多电话干吗？”我问，因为一整天都没听到电话响。
“他们打很多电话，”苏西说，“我猜都是些恐吓电话。我没看他们的宣传品，那些政治理念我没兴趣。”
“他们有什么政治理念？”弗兰克问。
“改变他妈的一切，”苏西说，“从头开始。他们要把台子上的球扫光，重开一局。”
“我也想，”弗兰克，“听起来不错。”
“他们好恐怖，”莉莉说，“眼光直穿过你，好像看的是你身子后面。”
“唔，你本来就不高，”苏西熊说，“他们可是常看我。”
“还有一个常看着弗兰妮。”我说。
“我不是这意思，”莉莉说，“我是指他们对人视而不见。”
“那是因为他们在思考，怎样才能改变一切。”弗兰克说。
“包括人在内吗？弗兰克？”弗兰妮说，“他们认为‘人’也能改变吗？你觉得呢？”
“当然，”苏西熊说，“比方说，人都会死。”
悲伤令一切变得亲密起来，在哀悼母亲和蛋蛋之际，激进派和妓女一下子成了我们的熟朋友。我们失去了母亲（对妓女而言），也失去了手足（对激进派而言）。因此，为了弥补我们——还有弗氏旅馆——受到的伤害，激进派和妓女待我们都很好。除了日夜作息不同，他们相似的程度其实超乎彼此想象。
他们都相信一个跟电视广告同样单纯的理想，总有一天，自己能够“自由”。两方都把身体当做一件可以为理想轻易牺牲的物品（在付出牺牲后，也能轻易地复原或代换）。甚至连名字都差不多——即使理由未必相同；他们只有代号或绰号，如果用的是真名，姓氏也略去了。
其中甚至有两个人名字一模一样，不过从来不会搞混，因为激进派那个是男的，妓女自然是女的；而且他们也从不同时在弗氏旅馆出现。这两人都叫老比利，比利（Billig）在德文里是“廉价”的意思。老妓女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她接客的价码比一般低得多；虽然克鲁格街位于第一区，这里的妓女跟卡恩纳街（就在转角处）比较起来，只能算是次级品。绕过卡恩纳街走进这条小路，就像纡尊降贵（相对来说）走进一个黯然失色的所在；只差一条街，就不见了沙赫大饭店的灯火和国家歌剧院的灿烂辉煌，你会注意到妓女的眼影搽得更浓、膝盖有些弯曲、脚踝仿佛要陷进肉里（因为站得太久）、腰也更粗——就像弗兰克房里的裁缝人形。老比利正是克鲁格街妓女帮的大姐头。
与她同名的激进分子，就是搬到五楼时和弗洛伊德吵得最凶的老先生：“廉价”这个美名的由来，是因为他以捉襟见肘见称，而且经历辉煌——同侪甚至称他为“左派中的左派”。布尔什维克还在时，他就是其中一个；等到名称改了，他也跟着改名。每次有什么运动，他总是站第一线，可是一旦运动出现乱象或走进死胡同，老比利马上又躲到后头，无声无息地开溜，等着下次再去站第一线。激进派年轻一辈的理想家们总是对老比利又怀疑又羡慕——因为他就是能存活下来。妓女对她们的老比利看法也差不多。
不论明暗里外，这个社会对年资制度总是又尊敬又不屑。
跟激进派的老比利一样，妓女老比利也是为了搬家，和弗洛伊德吵得最凶的一个。
“你是往下搬哪，”弗洛伊德说，“可以少爬一层楼。我们旅馆没电梯，从三楼搬到二楼是‘优待’你。”
08 哀愁浮起（9）
我跟得上弗洛伊德的德文，但老比利的回答就听不懂了。弗兰克告诉我，老比利说她的“纪念品”太多，搬不了。
“我们有他在！”弗洛伊德说着手朝我一伸。“看他的肌肉！”弗洛伊德以手代眼、又拍又捏，把我往老妓女大概的方位一推。“你自个摸摸！”弗洛伊德嚷道，“你的纪念品再多，他都搬得动。只要一天工夫，他能把旅馆搬空！”
弗兰克告诉我老比利的回答：“免了，我摸够了，”老比利对弗洛伊德说：“连睡觉都在摸。”她说：“他看来是搬得动，可是我可不要有东西弄坏。”
于是，我尽可能小心地把她的“纪念品”搬下楼。老比利有一大堆搪瓷熊，足以和母亲的收藏匹敌。（母亲死后，老比利邀我到她家里参观——白天她不到弗氏旅馆干活的时候——让我和搪瓷熊静静地相处一会，凭吊那些和母亲一起逝去的收藏品。）老比利也喜欢植物——全养在动物鸟兽形状的花盆里；花朵开在青蛙背上，羊齿蕨在一群红鹤间蔓延，橘子树从一只鳄鱼头顶长出来。别的妓女要搬的不外衣服、化妆品和药物。想到她们在弗氏旅馆租的是“夜间休息室”——跟朗达·蕾伊的“日间休息室”正好相反——我心里不禁浮起一股异样的感觉：原来不论日夜，休息室的用途都差不多。
帮妓女把东西从三楼搬到二楼那天晚上，我们自然也打了照面。克鲁格街的妓女除了老比利一共四个，分别是贝贝、约兰塔、小黑英琪和尖叫安妮。贝贝（Babette）取了个法国名字，因为她是唯一会说法文的，法国人多半也会找上她（他们特别在意你说不说法文）。贝贝个子很小——所以莉莉最喜欢她——长了一张妖精脸，给旅馆大厅昏暗的灯光一照，（从某些角度）看来就像老鼠般吓人。我后来认为贝贝可能有厌食症，只是她不知道——在1957年，没人晓得厌食症是什么玩意。她总是穿印花衫之类富有夏日气息的装束——即使当时不是夏天。贝贝看起来总像搽了太多的粉（仿佛一碰，就会从毛孔喷出一小撮），不搽的时候，皮肤看起来就像蜡（仿佛一碰，就会按出个凹痕）。有次莉莉告诉我，小个子贝贝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意义重大，因为贝贝让她了解小个子也可以和大个子睡觉，不会弄坏身子。“不会全部弄坏。”莉莉老爱这么说。
约兰塔（Jolanta）因为喜欢波兰式笑话，所以取了个波兰名字。她长了一张方脸，看起来很强壮，块头跟弗兰克一样大（也差不多一样笨拙），她热心得经常令人猜疑——仿佛笑话说到一半会忽然翻脸，从提袋掏出把刀子，或者拿酒杯朝人脸上掼。约兰塔的肩膀很宽、胸部很大、双腿很有肉，但一点不胖——她有种迷人的肉感，像个无形间沾染了都市暴力的农家女：很性感，但也很吓人。初抵弗氏旅馆那段日子，我自慰时最常想的就是她——但和她讲的话也最少；不是因为她最粗鲁，只是我最怕她。
“你怎么辨认一个波兰妓女？”她问我，我只好找弗兰克翻译。“她会出钱叫你上她。”约兰塔说。这句我不用翻译就懂了。
“你听懂没？”弗兰克问我。
“天，听懂了，弗兰克。”我说。
“那就笑啊！”弗兰克说，“你最好快笑。”我望着约兰塔——手臂像庄稼汉一样粗，一握拳跟拳击手差不多——连忙咧嘴而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08 哀愁浮起（10）
小黑英琪（Dark Inge）不爱笑，她一直活得很不快乐。更重要的是，她根本还没活多久，英琪才十一岁。她是个黑白混血儿，母亲是奥国人，父亲是黑人美军——她在占领期初期时出生。1955年，英琪的父亲随占领军回国，从他口中得知黑人在那里受到的待遇，令英琪和她母亲都不想跟去。英琪的英文在妓女里说得最好，父亲到法国去——去认母亲和蛋蛋的尸——那几天，陪伴我们度过漫漫长夜的就是英琪。虽然她和莉莉同年，个子却跟我一样高，经过打扮，简直像弗兰妮一样成熟。温和、漂亮、黑皮肤的英琪只扮演意淫的角色，不算是真的妓女。
没有别的妓女陪伴，英琪不能到克鲁格街上拉客，除非苏西跟着她。看上她的嫖客只能望着她——自慰。英琪的年纪还不能碰男人，嫖客也不能跟她单独待在房里：只要有人找英琪，苏西熊一定作陪。这套把戏很简单，但也很有用。如果有人想占她便宜，苏西熊便会发出必要的声音和动作，作势欲扑。如果有人强要英琪多脱几件，或者看他自慰的样子，苏西熊便开始蠢蠢欲动。英琪就警告他：“你看你把熊惹火了。”对方只好溜之大吉——要不就赶紧对着别开目光的英琪，草草了事。
妓女都晓得，只要在声音里带点不悦，没两下苏西熊就会闯进来帮忙。苏西就像训练有素的动物，对她们的声音了若指掌；贝贝鼻音浓重的轻哼、约兰塔激动的怒吼，还有老比利那些“纪念品”的碎裂声。但是对我们孩子来说，最差劲的还是那些扭扭捏捏，对着英琪瞥两眼自慰的嫖客。
“有头熊在场，我大概挺不起来。”弗兰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