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什么也不要，给口饭吃就行，所以哪一个生产队都能唱得起。有些比较富裕的人家遇到什么红白喜事，也有请说书的来捧场的。
收清麦子，打清场，除了秋田管理之外，没有其它的活儿干，每个村子都要请说大鼓书的艺人，到村庄上做场子，一部书一说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有的甚至要说上一个多月，一本书接着一本书的说。许多人惊讶，那些说大鼓书的人，记性怎么这么好，肚子里怎么这么能够盛货？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实际上这些说书的，所说的书大都是程式化，公式化和格式化，每一个故事，除了故事的人名地名和主要情节的不同，其他大都是大同小异的，特别是那些唱段，在这个故事里是这样，在那个故事里还是这样。例如，观战篇，行军篇，夸美女篇，贬低人篇，都是一样的，因此只有记住个故事的大纲，主要人名和地名，把这些一组合，就能够唱十天半个月，听书的人，大都是听个热闹，也没有谁去认真研究。
那些说大鼓书的艺人，很会抓住人心，一回紧接一回，故事一个套着一个，听得许多孩子入了迷，就像现在好多的孩子迷恋网吧一样。大柱子就是这些迷恋听书的孩子中的一个。一些黄花大闺女，听书听得入了迷，跟着外乡的说大鼓书的艺人跑了的，也大有人在。旮旯村先后就有两个大姑娘，长的十分的抢眼，跟着苏北的说大鼓书的艺人跑掉了。这个村的何半仙曾经说过，“我们旮旯村最美的两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那两个说书的，三斤半的鸭子，二斤半的嘴，论体力不如大柱子，论智力，不如大黑子，可以说是文不能卖油条，武不能挑水，我们旮旯村那两个姑娘，骨是二郎山的石头做的，肉是桃花坞的桃花做的，那可是足斤足两的美人儿，若是生在东周列国时期，不亚于褒姒，若是生在唐朝，造成安史之乱的恐怕不是杨玉环，这两个姑娘，可惜呀，实在可惜。凭着她们的长相，找个城里吃粮票的，完全没有问题。这两个小子，光屁股跌在大闺女身上，该屌走时呀。”通过这个小小的事情，可见说大鼓书的，当时在人们心目中是很有份量的。
农村人对大鼓书的迷恋，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电影的普及和电视的出现，以及各类县乡文艺团体的活跃，人们的娱乐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人们的娱乐渠道，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倾向，这说大鼓书的才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
人们对于说书的偏好，在农村持续了好几百年年，可以说从明清市民文学兴起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说唱文艺一直占领着农村文化市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刘兰芳说《杨家将》时候，还是倾倒了全国人民。那时，每当广播里、收音机里到了播送刘兰芳说的《杨家将》、《岳飞传》的时辰，农村的、城里的大喇叭底下，都聚集了好多人，都伸长脖子，聚精会神的听。特别是在农村，每当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生产队劳动歇息的时间，往往也都安排在这个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如果队长还不安排歇息，那活儿也就没有人干了，大家都拄着锄把子，眼直勾勾的朝村头的大喇叭望着。要是不等刘兰芳说书说到“且听下回分解”时候，就叫社员们干活，那这个队长就是不识时务的，会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毫不夸张的说，刘兰芳那时候在广播里说评书，就像现在的高考指挥棒一灵验，不亚于现在的人们，对世界杯的迷恋程度。那一阶段的收音机非常畅销，你要问他买收音机干啥？回答要么是听天气预报，要么就是听刘兰芳说大鼓书。当初，儿女们孝敬父母的方式，不是买脑白金，不是买黄金搭档，而是买一台收音机，送给父母听刘兰芳说书 ，可见说书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很有魅力的。
大柱子学说书，完全是被生活逼出来了，1963年他的父亲虽然做牢回来了，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又被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和地、富、反、右并列成了五类分子。这五类分子在当时就是阶级敌人，是被专政的对象。
就是这样的背景，望子成龙的大柱子爹，他宁可让比较聪明的、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的大兰子退学，还是叫笨的不能行的大柱子去上学。
他和大柱子妈共同的的理论：女孩迟早是人家的人，读个一二年级，能够分清男女厕所，到城里能够找到厕所拉屎撒尿，能够认得钱，认得工分就行了，女孩子不做生意，不做买卖的，认得那么字有什么用？那字里也长不出葱花油盐来。
可是有心栽花花不发，这个大柱子实在笨得可以，连上了三个一年级，三年各门功课加起来不到100分，本来上学就晚，又蹲了几年，到第三年一年级的时候，大柱子已经人高马大的了，按照农村人的话说，是个半拉橛子小伙子了，比教他的老师还高，他自己在教室里坐着，也感到丑，又跟不上班，经常逃学，去听大鼓书，鉴于这多种因素，老师把他撵回家。大柱子爹找到学校，“我虽然是个坏分子，可我们家的出身还是贫农，不管怎么说，大柱子也还算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吧，你们怎么把他撵回家去呢？”校长苦笑着说，“实话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这孩子，是因为你头上有个帽子，我们才叫他退学的，这个孩子用孔老夫子的一句话说，叫做“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涂也。小板凳的料怎么都不能做成大桌子，你还是叫他学点出苦力的手艺吧，让他上学，我看呀，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十章：说书说流了嘴
第十章：说书说流了嘴
大柱子失学了，十三四岁的孩子，有个头，没有体力，做农活也不行，家里又天天吃不饱饭。饿的没有办法，就去听书。这精力集中到书上，就不饿了。大柱子当时对于大鼓书的入迷，可以说是走火入魔。一次一个说书的在旮旯村说《杨家将》，说了20天，说到杨文广下狱，因为报酬问题，和这个村的干部闹的不愉快，走了。这可苦了大柱子，吃饭时念叨，睡觉时做梦都是杨文广的事情，走路都在念叨，“杨家满门忠良，这个杨文广在狱中也不知是死是活？”这话恰好被他的好朋友黑子听到了，黑子急中生智，把锄头一敲，就唱了起来，“锄头一敲叮当响，南牢救出杨文广。”大柱子一听，杨文广救出来了，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说大鼓书的，也有不少好人。人都散场子了，看到有个小书迷饿的可怜，谁不希望有崇拜者，追随者呢？就给他一口吃的。吃了人家的东西，就要帮助人家做点事情。做什么事情呢？那时农村集镇上，唱大鼓书又没有人包场，靠拿点签子（收钱）来取得报酬。怎么取得报酬呢？都是唱到关键处，说书的卖一个关子，“你要问扬文广牢中死没有死，俺说书的也要吃饭也要喝汤”，意思就是要拿签子了，听到这话，一些狡猾的书迷，听骗书的纷纷走人。大柱子的任务，就是在外场拦住他们不让走，这是其一；其二呢，稳住之后，大柱子端个盘子上场，给人家作揖打躬，说好话。让人家主动掏腰包。你别说，大柱子念书不行，干这一套的确不错，也许是各练一家工夫的原因。
“各位老少爷们，有钱的帮个钱场，没有钱的帮个人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何人不出外，何人不帮人。俺们就是要饭的，要到你家门口了，吃饭时，你也得留俺们过个饭时，你说是吧。”
“不要走，不要溜，俗话说，要饭要不穷，老鼠盗不穷，你家丰收了，麻雀能够嗑你几个籽，你有钱的，就给个三分五分的，没有钱的，你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也行，总而言之，你不要走，不要溜。”
大柱子一开始的时候，就做这些事情，收的钱多了，说书的艺人也会论功行赏，给他个三毛二毛的零花钱，以提高他的积极性，按现在的时髦的说法，就是提成，不过，这没有一个标准，完全是小孩吃奶头随娘赏。大柱子是个孝子，腰包里有了钱，从来不乱花，基本上分文不留的交给他妈妈。
刚开始的时候，家里人是不让他学说书的，在农村有个不成文的看法，认为凡是不直接从事劳动生产的人，都是吃浮食的，特别是对说书的这一行，更是存在着偏见，认为那是下九流的职业，坐席都不能入正席的。跟好人学好人，跟着花子学流民，姓李和姓赵的就这么一个独葫芦系子（那时还没有二柱子），不能成为有多大本事的人，但是千万也不能走上什么邪路。这家里见到效益之后，也就见钱眼开，认识到“是艺养生”的道理，也就瞎子放驴随它去吧，你学就学吧，反正人又小，在家里也不能当个人使唤，免得惹事生非。这大柱子也就正式的磕了头，拜了师，学了半年后，师傅在唱正场之前，给他个锻炼的机会，叫他说一段等人的书头段子，大柱子也能顶一阵子，唱的都是一些惹人发笑的笑话段子，而且多是有点黄色的内容。
诸如，“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搂老婆睡觉太早了。“太阳一出紫彤彤，新媳妇上床怕吹灯，昨天晚吹灯上了你的当，直到现在还有点疼。”
或者是：
“大鼓一敲响丁咚，
请请老少众亲朋，
俺把你诸位亲朋都请到，
你一旁蹲坐仔细听，
唱书别问嗓孬好，
能分出喜怒哀乐四个字，
能分出平音仄韵两样声，
唱得好来你别说好，
唱得孬来你要包恒，
包恒担待两个字，
担待俺年轻跑腿没学成……。”
由于智力问题，大柱子虽然学了二年书，最终还是没有学成，这正如两句老话所讲的，“一份材料一份福，没有材料看着哭。”和他同一个时间学说书的，拜同一个师傅的另一个小徒弟，人家学的非常有成就，后来成为这一带说书的名角，在一个村唱个十场八场的都行，1978年县里成立了曲艺队，他的那个师兄被录取了，成为吃粮票的公家人，而大柱子却是从小不成驴，长大驴驹货，只能说个书头子，赶个门头词什么的，艺没有学成，反而把嘴学坏了。
农村有句土话，“学会羊角风，过河不要船钱。”这话一点不假。就大柱子这仅有的赶门头词的本领，也就是“要饭不要喊大娘”的本事，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不仅救了他自己，而且救了他的全家。
说门头词，是农村最底层民间艺人的一种求生的方式。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里，在农村到处都有赶门头词的艺人，他们挨门挨户的唱，有钱就给个一毛五分的，没有钱，就抓一把玉米呀，山芋干子呀什么的。到吃饭的时候，给个一碗稀饭一块饼吃也行。大柱子会的段子不多，他仅会一些传统的段子，如《罗成算卦》、《姜子牙卖面》、《小寡妇上坟》和《潘金莲拾麦》等。新段子，也就是《王大娘写信》、《人民公社好》、《十说赌博害处多》和赶时髦的几个段子。就凭着这几个，他一天最多也唱过30多斤山芋干子，在那个年代里，大柱子为老李家，为他的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弟弟的生存，可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
老虎不吃人，名誉出去了，虽然有不少提媒的，但只要双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