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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高永信把这个球踢给他了，他不接招已经不行，只好再把球踢给他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何东阳说完这话后，心里不觉一喜，他为自己能机智地应对感到非常自得。没想到这个高永信也不是省油的灯，唯唯诺诺了几声后，又问他：“是不是再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何东阳有点儿火了，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说白了，岂不是有合谋之嫌？当下属的没有一点儿承担精神咋行呢？便生气地说：“信访办主任是你还是我？这样一件小事都处理不好？还要问我吗？”这句话可能说得有些重了，只听高永信在电话那头连连应声：“好好好，我处理好就是了。”挂了电话，何东阳长出了一口气。他知道，高永信的心里一定很委屈，但没有办法，有些事明明知道那样做会伤害到别人，还得那么去做。当个体与社会发生对峙的时候，他必须要服从大局，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得那么去做，否则，他的权力就会受到挑战。
后来，高永信再也没有向他说过李疯子的事，他也没有再问过，他知道李疯子又进了疯人院，但却不愿意从高永信的口中听到这一事实，有时想起，心里总是感到有些不安。对于李疯子，何东阳只见过一面，那还是多年前他在县里工作的时候。一次他来市里汇报工作，在一位领导的办公室碰到了李疯子，李疯子正给那位领导大谈煤气工程的内幕。领导看到他来了，就将李疯子支走了。何东阳不知情，对领导说，是不是我影响了你们谈话？领导说，你来得正好，那是李疯子，尽说些不着边际的瞎话。在何东阳的印象里，李疯子戴着一副眼镜，很像一位有学养的人，怎么就是疯子呢？后来，他从县里调到了市里，在一次闲聊中才知道李疯子已经被送进了疯人院。
现在，使他没想到的是李疯子又来了，他早不出晚不出，偏偏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浮出水面，不知这是有人暗中相助，还是纯属偶然。如果是前者，问题可能比较麻烦，如果是后者，还好处理一些。他想起了前年在省城开会时向高永信说过的那句话，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为了确保首长视察期间不出事，他只能如此了。他只好把那句老话向高永信又说了一遍。高永信半天才说，知道了。他明显感觉到高永信说得非常勉强。其实，对他而言，也同样是勉为其难的选择，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政治压倒一切，你不按这个游戏规则办，就只能出局。
秋天的正午骄阳似火，广场上的少年小号队、老年秧歌队早已被晒得不成队形，有的躲到了旁边的树阴下，有的手搭凉棚，翘首以待。随着远处一阵阵警车的鸣笛声传来，广场上等候的人们这才来了精神，学生们在老师的指挥下齐声凑起了小号，老年秧歌队的队员们挥舞着扇子，在广场上扭起了秧歌。不一会儿，几辆警车开道而来，紧随其后的是一排高级轿车，观望的老百姓猜测说，首长可能在第一辆车里，有的说，不会的，第一辆车里肯定坐着保镖，首长肯定在后面。大家还没有看够，车队已从广场驶过，向金州宾馆的方向开去，大家都很失望，等了一个中午，连首长的影子都没见到。
其实，不光他们没见到首长，就连何东阳和孙正权也没见到首长。他们很早就来到了国道旁等候，一直等来了首长的车，然后就上车带着首长车队向宾馆开去。这一次，何东阳与孙正权同坐一辆车，他们像商量好的一样，都穿了西装，打了领带，搞得很精神。他们早就听省里说过，边阳县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从西州到边阳县，一路上竖起不少广告牌子，牌子上写着首长的一句治理沙漠化的名言，搞得轰轰烈烈，很有气派。首长没有给金州留下过名言，他们没办法效仿，就只能在气氛上搞得像节日一样。到了金州宾馆，何东阳和孙正权匆匆下了车，就与门口的迎宾小姐、武警战士一起守候在了两边。首长的车停稳后，从车上下来了。首长和电视上见到的样子一样，神采奕奕，微笑着向他们招了一下手。省委书记汪雪峰向首长一一介绍了孙正权和何东阳。首长说，你们辛苦了！说着伸过手来，他们俩立马伸出双手握了去，激动地回答说首长好！首长辛苦了。陪首长和北京、省上来的领导一起来到休息室，孙正权本来准备好了一个20分钟的工作汇报材料，想利用这个机会汇报一下，没想到省委书记汪雪峰说，正权，因为时间安排得太紧了，工作就不汇报了。孙正权只好说好好好，让首长休息休息，再到基层去看看。首长却说不休息了，在车上已经休息过了，还是下去看看吧。就这样，他们陪首长一行人去了矿产公司。
来到矿产公司，董事长在前面当起了解说员，省委书记汪雪峰和省长祝开运紧跟在首长的后面，孙正权紧跟在省长的后面，何东阳只好跟在孙正权的后面，那些秘书们跟在何东阳的后面。何东阳心里在想，这样的次序没有谁规定，但这一潜规则早已融入到每一个官场中人的细胞之中，谁也不会越位。越位的只有摄像记者，他们为了抢拍镜头，不得不跑前跑后，还有便衣警察和保镖，要保护首长的安全，也不得不如此。
视察完了矿产公司，又去视察市幼儿园。幼儿园的小朋友一个个打扮得像花朵，他们早已准备好了节目，首长一到场，就表演起了节目。首长看到这些祖国的花朵，心花怒放，节目一完，就带头鼓起了掌。何东阳站在首长和领导们的后面，心里便在想，首长真的很辛苦，全国这么大，事情这么多，还要经常下基层去视察。看来，大领导有大领导的难处，我们小领导也有小领导的好处，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就这种调研方式本身而言，也有待探讨，这样下来是否真的了解到社情民意和民众疾苦了呢？凡上级领导下来视察调研，下面都已做了安排，任何事情，一经安排，肯定不是本来面目了，已经增加了人为的痕迹或是虚假的成分。
古时，有微服私访之说，那是因为没有发达的交通设备，没有媒体，底层的民众根本不认识上面的大人物，微服私访才真正达到了解社情民意的目的。现在却不同了，交通这么发达，媒体这么多，领导早上参加什么活动，晚上大家就能看得到，所不同的是，大领导上大电视台，小领导上小电视台，个个都是政治明星，下到基层，谁能不认识？有了这样的前提，视察本身已经包含了许多作秀的成分。
次日早上，首长要赶到西州坐专机直达北京。吃过早饭，仍然是警车开道，路过城市广场，场面依旧如昨。这次车走得相当慢，首长从车窗里伸出手，不时地向送行的群众招手致谢。跟在最后面的何东阳不禁为首长的安全担心，如果遇到了坏人怎么办？或者是像古装片中的青天大老爷视察民情时，一个含冤者手举大牌子，突然拦轿大喊一声“冤枉”，然后“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拦住了轿子，怎么办？他真担心突然从人丛中冒出一个拦路上访者，也效仿古人，那他非得跟着倒霉不可。谢天谢地，终于走过了那段路，首长收回了手，车提了速，他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何东阳送走首长，刚回到政府，便看到门口有一位老大爷要进去，门卫却阻挡着不让老人进去。老人看到他的车，突然“扑通”一声跪到了他的车前面。他心里一惊，暗自庆幸老人跪到了他的车前，要是刚才在广场上跪到首长车前，他就彻底完了。他赶快下了车，走到老人跟前，扶起老人说：“老人家有什么事好好说，别这样。”话音一落，老人说：“领导，我冤呀！”话还没说完，老人的泪水便哗哗地流了下来。何东阳一看老人的脸上挂着一片紫青色，额头上还留着一道血痕，心里咯噔了一下，就说：“老人家，有什么冤屈请到我的办公室去说，好吗？”老人说：“你是一位好领导。”
何东阳带老人回了他的办公室，为老人倒了一杯水，才说：“老人家，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
老人这才讲了起来。老人今年七十三岁了，是西阳县的农民，儿子在外打工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瘫痪在家，为了给儿子治病，老两口每天中午赶着毛驴车，天黑进城，在街头露宿一晚，次日早晨把拉来的土豆、胡萝卜卖了。没想到今天早上当他们快走到南门菜市场附近时，突然来了一辆执法车，车上下来两个人，不让毛驴上街，说是影响城市形象。老人说我已经进城了。城管说进城了也不行，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老人说，你们城里人不吃菜了？城管说，我们吃菜也不吃你的，你走不走，不走都给你扔了。老人说，有胆量你就扔。城管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过去就摔车上的土豆和胡萝卜。老人上去阻止小伙子，小伙子转过身，冲着老人的脸就打，老人头上的帽子都被打掉了，额头也被划破了。说到这里，老人伤心地说：“领导，你说说，我老汉一没偷，二没抢，招谁惹谁了，凭什么打我？这天下还有没有我们老百姓讲理的地方？”
何东阳听完，心里一阵愤怒，就说：“老人家，你别生气，我一定给你查清楚，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刚说完，秘书长潘多文进来了，一看沙发上坐着的老人，惊讶地问：“原来是你呀？”
何东阳也惊讶地说：“你们认识？”
潘多文说：“我刚从网上看到了他的事，还有他的照片。”
“这么快就上网了？”何东阳打开了电脑，“我刚回政府，看到老人家在大门口，就把他请上来了。听了他的一番话，让我感到震惊，这城管太不像话了，一定要好好查一查，是正式职工的要给予处分，是聘用工的要辞退。简直无法无天了！”说完，网页打开了。
潘多文说：“在《西部论坛》上。”
何东阳迅速点开，一个醒目的标题赫然映入眼帘——《七旬老汉被城管打耳光》。再点开，只见页面上老人一脸苦楚地站在菜车前，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人。正文介绍了老人的情况，然后是目击者讲了城管打老人的过程。何东阳匆匆看了一遍，网上讲的与老人说的一样，便对老人说：“老大爷，需不需要陪你上医院检查一下？”
老人感激地说：“不啦，不啦。伤倒没有伤，主要是咽不下这口气，想讨个公道。”
潘多文说：“老人家，你的事刚才何市长已经说了，我们一定要严厉查处。这样吧，何市长工作也忙，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了，你到我的办公室，把详细情况再说一下，就送你回去。”
老人站起身来，感激地说：“感谢何市长。”
何东阳说：“老人家，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你受委屈了。”然后又对潘多文说，“你安排一下，让城管大队查清事情原委，给老人赔礼道歉。另外，给政法部门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如果够得上立案，让司法部门介入，并且将市政府的态度公布到网上，让大家有知情权。”
潘多文连说了几声好好好，就带着老人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何东阳也送出了门，一直看着老人走远了才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他不由得想起了去世多年的父亲，父亲的背影与老农有点儿相似，也有些佝偻。如果父亲还活着，到城里来卖菜，被城管打了�